在這裡，“北京人”頭蓋骨掀起“蓋頭”驚世界

　　衚同深處的科學聖地，中國最早的科研機構

　　在這裡，“北京人”頭蓋骨掀起“蓋頭”驚世界

　　本報記者李牧鳴

　　北京的衚同數以千計，雖較上世紀已減少和改變了太多，但藏在衚同深處的院落，仍或多或少可窺見北京乃至中國的發展脈落。

　　90年前，12月2日，年輕的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將一件50萬年前的古人類頭蓋骨捧到世人面前。這就是被國務院原副總理方毅譽為近代中國科學界獲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頭蓋骨。當年裴文中發現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儘快報告給兵馬司衚同9號院(今天的15號院，後文統稱9號院)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

　　探訪兵馬司衚同

　　兵馬司衚同之名始於明代，當時北京分東、西、南、北、中五城，各設兵馬司署，負責地面治安捕盜。兵馬司衚同為西城兵馬司署所在地，稱“西城兵馬司”。清以後，京城治安由九門提督和八旗都統分管，兵馬司署撤銷，兵馬司衚同的名字卻保留了下來。

　　記者日前走訪了兵馬司衚同的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試圖隔空感受此地往日的輝煌與波折。

　　從中國地質博物館東門沿西四南大街南行六七百米，西側人行道上立著一塊比公交站牌還大的藍色指示牌，上面幾個大字“兵馬司衚同”。很少見衚同標牌如此醒目，或許，沒有9號院，如今被現代建築分割得支離破碎的兵馬司衚同只是一條平淡無奇、乏善可陳的衚同。正是由於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的存在，讓兵馬司衚同成為兼具科學與文化底蘊的不尋常之地。

　　按路牌所指，往西即拐進衚同。衚同不寬，約5米左右，兩邊粉刷簇新的灰墻似乎找不到“訪古”的感覺了。走了一百多米，衚同北一座醒目的大門，門楣上書“地質調查所圖書館”。透過敞開的大門，幾幢歐式小樓錯落有致。院外門旁立著“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的石碑。石碑右上角配有當下文博展覽常見的二維碼，記者掃了，看到介紹如下——“中國地質調查所是我國重要的早期地質科學研究機構，最初創立於北京。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裴文中等中國地質科學先驅均曾在此工作……”

　　既然是地質調查所舊址，為何門楣標注“圖書館”？在國破山河碎的當年，衚同裏如何建起這個歐式建築群？調查研究成果又存放何處？為何裴文中找到“北京人”頭蓋骨先要向這裡報信？除了婦孺皆知的裴文中，簡介中提到的幾位科學先驅，到底為當日中國地學初創歷經了何等艱辛？

　　地質調查所前世

　　中國的地質調查，始於19世紀後期，但當時從事這項工作的，都是外國人，如德國的李希霍芬(Richthofen)、美國的龐培萊(R.Pumpelly)等。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最初採用譯著的方法，引進地質科學，如華衡芳曾先後譯出礦物學和地質學名著《金石識別》《地學淺識》。不久國內學堂也開始設地質學、礦物學課程。魯迅先生在1902年赴日求學之前，就曾在南京礦路學堂較系統地學習過地質科學和採礦知識，並著文《中國地質略論》。他上“礦學”課所用的課本，正是江南製造局編的六本《金石識別》，現存紹興魯迅紀念館展廳，書頁空白處，還留有當年的筆記。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組織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物司設置了地質科，由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地質係的章鴻釗負責。1913年，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英國學習地質歸來的丁文江任所長。但當時的調查所，實際上徒有虛名，因為除了丁文江，沒有一名地質人員。因此又同時成立了地質研究所，作為培養地質人才的講習所，章鴻釗任所長。恰好翁文灝獲地質學博士學位後自比利時歸國，到所擔任專職教員。後有王烈自德國學成歸國任教，各種課程逐漸趨向完備。研究所借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的校舍、儀器，僅三年就培養出了“與歐美各大學三年畢業生無異”的中國第一批地質學人才。遺憾的是，1916年，只有一屆畢業生的地質研究所被迫停辦，已改作農商部所屬的地質調查所遷入豐盛衚同3號及兵馬司衚同9號。

　　地質研究所原設有圖書室，圖書來源，一是北京大學地質專業的書；二是地質學家們多方籌集；三是工商部出資自行購買。地質研究所停辦後，圖書室移交給了地質調查所。地點在北京豐盛衚同3號，三間屋僅有專業書刊400余冊。1922年，豐盛衚同3號用作地質陳列館(現中國地質博物館前身)之用。負責人丁文江、翁文灝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和國外同行，多方匯集標本收藏于陳列館。

　　募捐換來圖書館和辦公樓

　　令人痛心的是，地質調查所成立之際，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最混亂之時。我們現在看到的兵馬司衚同9號院正對大門的圖書館，全賴丁文江、翁文灝積極呼籲奔走，由社會熱心人士籌款而來。

　　9號院內的老住戶向記者介紹，圖書館大門內側東墻上還有當年捐資者的紀念牌匾，可惜被雜物遮擋。記者從舊大衣櫃的縫隙間依稀看到“……利天下之事而或以言得少之，歷代雖……”的字樣。

　　在古老衚同中拔地而起的小樓並不顯突兀，此樓由德國雷虎工程司行承建，“雷虎製造”現北京僅存此一處。國內外有關學者曾以此研究中德建築文化移植的背景和觀念，討論中國傳統建築對德國建築師的影響。他們説：“所有這些建築物，不僅是中國建築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

　　當然，此樓對中國人的影響，遠在建築之外。

　　這座圖書館一經落成，就目睹了中國科學界的重大歷史事件。1922年1月27日，中國地質學會創立大會在圖書館的一樓舉行；5月26日，李四光在這座圖書館裏宣讀了他的第一篇冰川學研究論文《中國更新世冰川作用的證據》。

　　1922年7月17日，地質調查所舉行了盛大的圖書館及陳列館(豐盛衚同3號院)開幕典禮。

　　代所長翁文灝的好友、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出這樣的感慨：這一週中國的大事，並不是(財政總長)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內閣的總辭職，也不是四川的大戰，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開幕。中國學科學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可算是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獻……

　　近百年後的2013年底，中國國家博物館《科技夢中國夢》展覽上，第一次向公眾公開明確：中國地質調查所是“中國第一個現代科學機構”。

　　險些錯過“北京人”

　　翁文灝的身影，並沒有出現在地質調查所圖書館的開幕式上，此刻他正前往歐洲參加國際地質學大會。

　　這次地質調查所歷史上少有的“造勢”，也是事出有因——不久前，一度盛傳的機構裁減名單上，地質調查所赫然在列。

　　為此，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前財政總長梁啟超、前農商總長張謇、北洋大學校長馮熙運、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俞同奎、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農商總長張國淦、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八人聯名上書農商部，認為“地質調查所，自設立以來關於調查礦産方面固已成績昭然，即關於學術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國地質多所發明，幾足與各國地質機關相頡頏……且聞該所用人極嚴，辦事認真，洵為近時官立機關中所僅見。茲者政府裁員減政，自有權衡，惟該所辦理有年，成績昭著，似不應在裁減之列”。呼籲予以保留並維持而發展之。

　　一個學術機構的存廢，能引起全國學界和實業界眾多高層強烈反響，這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極為罕見。由此也可見地質調查所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

　　雖然機構保留下來了，但是經費還是越來越少。翁文灝為維持已有規模和水準，首先是控制新增人員的數量和品質。對想進所工作的新畢業大學生，制定了極苛刻的標準。這種做法，雖然保證了地質調查所集中的都是最優秀的人才，卻也容易造成一些人才因一時表現不佳而喪失發展機會。譬如——發現“北京人”頭蓋骨，並成為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

　　裴文中從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畢業後就報考地質調查所，翁文灝限于經費之困，只讓他先去做一項課題研究，有了成果方有報酬，結果裴文中研究無果。第二年，貧困交加的裴文中再次求到翁文灝門下，恰巧領導週口店野外挖掘的李捷另有任務，翁文灝才把這個艱苦的工作給了裴文中。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裴文中的智慧和能力，但回想當年險些失之交臂，誰又能不感嘆科學在金錢面前的委屈和無奈。

　　裴文中雪中送炭

　　在努力節流的同時，翁文灝也積極尋找“開源”渠道。經過翁文灝、丁文江的多方努力，地質調查所爭取到一些企業和個人的贊助。

　　1928年翁文灝用開灤、北票煤礦的捐助，添建辦公樓及古生物研究室。這座位於兵馬司衚同9號院西側的二層坡頂磚樓，由中國到西方學習建築第一人——貝壽同先生設計，貝壽同先生是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叔祖，其存世建築作品極罕見。

　　同年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添設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脊椎動物化石，以補古生物研究室的不足。

　　1930年受中基會的委託和資助，添辦土壤研究室，從事中國土壤的調查與研究。同年10月，由金紹基先生捐助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樓房一棟，為紀念金紹基之父，以其別號“沁園”命名為“沁園燃料研究室”，研究煤質及其相關礦物。又接受著名律師林行規先生的捐助，在西山鷲峰建了地震研究室。

　　可是，身處亂世的地質調查所仍難獨善其身。

　　1928年6月，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到北京，張作霖倉皇出關，被日本人炸死在瀋陽城外的皇姑屯。北洋軍閥統治結束，但是地質調查所經費問題並沒有絲毫好轉跡象。北京政府農商部業務歸到南京政府的農礦部。8月，翁文灝為歸屬和經費問題專程赴南京。農礦部以經費支絀、無力單獨承擔調查所的經費為由，提出與中央研究院共同負擔。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停發補助撥款，翁文灝想維持都維持不下去了。

　　就是在這最困難的時刻，裴文中給翁文灝送來了“北京人”頭蓋骨。週口店頭蓋骨發現的意義和作用，人們今天只是從科學的角度去估量和評價，但它當時所産生的轟動效應，不僅給地質調查所，甚至給剛剛起步的整個中國近代科學事業，都注入了一股生機。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時，當冬天田野發掘工作行將結束之際，25歲的裴文中吊著繩索下降到一個支洞裏，捧起了那個舉世聞名的古人類頭蓋骨，也揭開了世界古人類研究的新紀元。

　　“北京人”何以震驚世界

　　“北京人”為什麼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與達爾文幾乎同時代，一位名叫海克爾(Ernst Haeckel)的德國學者，在贊同進化論的同時，不認可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假説，並提出從猿到人中間有一個缺環。“海克爾認為，這個缺環是一種沒有語言的早期猿人。”中科院院士、古人類學家吳新智説。

　　到了20世紀初，西方學者中又出現了一種假説，認為中亞很可能是孕育人類的“伊甸園”。當時有一個叫哈貝爾(K.A.Haberer)的德國醫生，從北京的藥店收購了一些“龍骨”，後經德國慕尼黑大學古脊椎動物學家舒羅塞(Max Schlosser)鑒定，可認定的哺乳動物達90多種，其中有一顆很像人的左上第三臼齒。

　　1914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ersson)應農商部聘請來華指導採礦。安特生(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産陳列館第三任館長)對中國田野考古具有重大貢獻，在工作中時刻不忘“龍骨”的出處。他後來了解到一個化石産地——週口店雞骨山，於是請來了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Otto Zdansky)在此發掘。之後，安特生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派來擔任亞洲考察團首席古生物學家的葛蘭階(Walter Granger)來雞骨山了解採掘情況，一位在旁觀看的老鄉告訴他們，不遠有一處可以採到更大更好的龍骨。他們立刻轉移到了這個地點，經燒石灰的工人指點，終於叩開了“北京人”遺址的大門，當地名為龍骨山。

　　師丹斯基將兩次在華採集的化石運回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研究，直到1926年，把其中的兩顆牙齒鑒定為“人屬？”(Homo？)。這個帶問號的結論，可謂既謹慎又留有餘地。儘管如此，仍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深厚興趣。

　　1927年，瑞典古脊椎動物學家步林(Anders Birger Bohlin)在此地又發現一顆人牙，加拿大學者、協和醫院教授步達生(Davidson Black)認為它代表一種新型的原始人類，於是命名為“中國人北京種”(Sinanthropus pekinensis)，非正式名稱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北京人”(Peking Man)。

　　地質調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可以説是“北京人”發現後的産物。但一顆小小的牙齒顯然無法揭示“北京人”的全部秘密，直到1929年冬的那個傍晚，隨著第一個完整頭蓋骨以及該地區後續眾多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的發現，一切豁然開朗：“北京人”其實代表了人類演化中一個特別的階段——直立人(Homo erectus)。1891年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爪哇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相似人類也都應被歸入直立人家族。到此，直立人在人類演化歷史中的地位被正式確立：它們代表從猿到人的一個過渡階段，具有直立行走能力，猿人真正“站”起來了！

　　在週口店的猿人洞內發現過許多處厚厚的灰燼層，有些還含有動物的骨骼和燒過的石塊。

　　1933年，取自北京週口店的北京猿人第一化石點的灰燼標本，成為北京猿人使用火的最有力證據。用火是人類群居生活習慣的一個重要飛躍。人類掌握用火的技巧後，不僅用以取暖和保護自己，而且在改變飲食習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紅色灰燼標本現展示于中國地質博物館。

　　“北京人”失蹤之憾

　　曾在1936年11月連續發現3個“北京人”頭蓋骨的賈蘭坡院士，在回憶文章中稱，“‘北京人’發現之後，也正是新生代研究室‘走紅’之時”。

　　肇始於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簡稱中科院古脊椎所)，特意把今年4月的90華誕慶(新生代研究室創建於1929年4月)推遲到12月2日與“北京人”同慶，亦是紀念週口店的研究源頭。

　　當年主持新生代研究室的楊鐘健，1927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中國北部之嚙齒類化石》，是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古脊椎動物學專著，揭開了中國學者自己研究中國脊椎動物化石的歷史新篇章，從而在中國創立了這一學科。在抗戰期間，楊鐘健在雲南省祿豐縣發現了許氏祿豐龍化石，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研究、發表、復原、裝架，極大振奮了國民士氣。電影《無問西東》裏在山谷中上課的西南聯大學生，圍著的恐龍骨架就是許氏祿豐龍。現作為“鎮館之寶”陳列于中國古動物館二樓展廳。

　　新生代研究室的辦公地點，除了兵馬司衚同9號院，還有一處是協和醫院。

　　和地質調查所的命運多舛一樣，在兵馬司衚同9號院一鳴驚人的“北京人”，1941年12月8日從協和醫院，從世人的視線中永遠消失了。

　　儘管北平淪陷後，兵馬司衚同9號大門口換了一塊“北平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大牌子，插上了一面美國國旗，但維持了三年多後，隨著日美關係日益緊張，大家也開始惶惶不安。

　　在協和醫院主持研究工作的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和裴文中于1941年初開始奔走協調，最後達成一致——通過美國駐北平公使館把“北京人”頭蓋骨運往美國研究機構暫存。

　　魏敦瑞于1941年4月隨美國撤僑離開。臨行之前向助手胡承志(後為中國地質博物館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研究員，2018年去世)交待，“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準備運走，何時裝箱等候通知。他還讓胡承志將1929年發現的第一塊頭蓋骨和1936年發現的兩塊頭蓋骨都做模型寄給他研究。

　　魏敦瑞走後的兩三個月，胡承志將做完的兩個1936年的頭骨模型依次寄往美國，第三個模型——即裴文中1929年發掘的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在1941年10月自郵局交寄後卻一直未能寄出。

　　1941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最後一個女秘書息式白(Claire Hirschberg)跑來告訴胡承志，博文(Trevor Bowen，協和醫學院總務長)讓把“北京人”化石裝箱，然後送到他的辦公室去。請示過裴文中，胡承志一一細緻打包裝箱。其中包括，5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3個山頂洞人頭蓋骨；“北京人”頭蓋骨碎片數十片；“北京人”牙齒近百顆，殘下頜骨13件，上腕骨1件，上鼻骨1件；山頂洞人盆骨7件，肩胛骨3件，膝蓋骨3件……所有這些最後裝在兩個大箱子裏，由胡承志在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科B樓交給了息式白。此後，再也沒有中國人見過這5個“北京人”了。

　　胡承志把兩木箱化石送到博文辦公室後，據説第二天博文就把這兩箱化石運送到美國公使館，然後隨美國海軍陸戰隊專列離開北京赴秦皇島等候撤退。在這之前，美國從菲律賓調了哈裏遜總統號(S.S.the President Harrison)來秦皇島接海軍陸戰隊。這艘船先抵上海，停泊在吳淞口外，正待開往秦皇島。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該船被日軍改作運輸船(後於1944年被美國潛艇擊沉)，與此同時，美海軍陸戰隊全都被俘，“北京人”化石從此下落不明，成了一個跨世紀懸案。

　　慶倖有胡承志頂尖技術的複製，讓我們還能看到裴文中的成果。慶倖郵局的延誤，新生代研究室法國顧問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從郵局要回了未寄往美國的“北京人”頭蓋骨模型，等到日本投降後交還給剛恢復工作的研究室。胡承志之後亦成為知名古生物學家，大名鼎鼎的胡氏貴州龍(化石)就是以他來命名的。

　　而之後於1966年發現的第六個“北京人”頭蓋骨，則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北京人”，現存于中科院古脊椎所。

　　科學史上的聖地

　　回憶完上面這些令人欷歔的往事，在北京冬天新一輪降溫中，記者再度來到兵馬司衚同，久久地凝望9號院，希望能有哪怕瞬間的時光倒流，可以見證往昔的崢嶸歲月——

　　在丁文江等人的努力下，從建所之初到北平淪陷，經過多年的奮鬥，地質調查所曾迎來前所未有的繁盛。它先後創辦了5個研究室，成了中國多個科學機構的源頭。

　　望著幾度風雨的三棟小洋樓，有誰知道：從這裡走出了約50位兩院院士。

　　對於地質調查所為什麼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科學史的專家們見仁見智，但是大家都公認：它有當時亞洲最好的地質圖書館，圖書館裏有大量專業圖書、地圖和數百種國際交換期刊；有最好的地質博物館，有豐富的標本；你可以在這裡與最優秀的地質學家們一起工作，得到他們的指導幫助；這裡更有優良的學術傳統和濃厚的學術氛圍，這裡沒有勾心鬥角、爭名奪利。

　　胡適曾説地質調查所本身的光榮歷史，是中國科學史的一個重要部分。地質調查所起伏跌宕的發展史，又何嘗不是中國近代科學史的一個縮影呢。

　　記者沿著圖書館仍然結實的木樓梯拾級而上，似乎還可以看到當年學界前輩們辛勤的身影，聽到他們熱烈的討論。

　　早在2011年3月7日，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正式列入北京市第八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後，相關保護意見作為附件讓地學各界及眾多歷史愛好者翹首以待，包括——

　　在兵馬司9號設立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陳列館，系統介紹從中國近代至1949年，中國地質工作開創、初具規模和發展歷史，介紹中國地質事業奠基和創始人的生平、業績，陳列實物、挂圖、照片、信件、科學手稿及出版物等。此外，可設立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大會會址，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丁文江、翁文灝先生辦公室，以及院士文庫等展室。

　　期待不久的將來，再次造訪，可以不用繞過樓道間的雜物、不用擔心驚擾居民、不再借手機照亮昏黑又古老的走廊，能在明亮的陽光或溫暖的燈光中叩拜心中的聖地和先賢。

　　本文參考書目：《證據：90載化石傳奇》(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王原、吳飛翔、金海月等著，2019.11)《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地質出版社，程裕淇、陳夢熊主編，1996.11)《中國地質調查所史》(石油工業出版社，王仰之編著，1996.5)《學人本色：翁文灝》(陜西人民出版社，李學通著，2017.5)《丁文江的傳記》(三聯書店，胡適著，2014.6)《探秘遠古人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吳新智、徐欣著，2018.8)《北京人的發現——中國重要古人類遺址》(天津古籍出版社，安家媛著，2008.1)《地球》雜誌，《中國地質博物館志》(地質出版社 2018.8)《藏品背後》(地質出版社 2016.6)。參考網站：中國地質調查局地學文獻中心，中國地質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