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賀:我在故宮45年就做了這一件事兒

　　董正賀:我在故宮45年就做了這一件事兒

　　不久前，在恭王府博物館抱廈展廳內舉辦的“素履——董正賀書法展”吸引了很多人前來觀展，這些彰顯皇家書法莊重、雍容氣質的作品在大眾視野裏掀起不小的熱議。人們在感動與敬佩之餘，不禁紛紛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作品的書寫者：董正賀。

　　她是誰？她，是故宮裏一位專事寫字的書家，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了45年。景仁榜、鐘錶館、石鼓館……除去故宮裏這些熟悉的館名，頤和園、杭州西湖等很多匾額、楹聯也都出自她手。

　　11月13日，京城寒流突襲，狂風捲起的落葉沙礫直拍在臉上，路上行人掩面疾走。記者來到董正賀位於北三環一處高層居民樓的家，舉手敲了兩三下，門應聲而開，一隻掃地機嗡嗡地轉到腳下，似乎來迎客，很快又掉頭轉開。客廳臨窗一面大大的紅木畫案和鑲在現代畫框裏的一幅書法，相互遙望，周正雅致。

　　68歲的董正賀一頭利落的銀色短髮，消瘦，黑色毛衣外套著一件灰色毛披，有點酷。坐在桌邊，聽著她的一口北京話，感受到親切又直爽的氣息。

　　我幹的剛好就是我最喜歡幹的

　　提起剛剛落幕的《素履》書法展，董正賀笑著直言是“機緣巧合的一件事”。當時故宮一位副院長調任恭王府新任館長，剛開始找她時甚至一度不想做展覽 ，“算起來準備時間特別倉促，而且那時我的心情也特別不好。”但是女兒和女婿非常支援她，再加上老領導説得很懇切，“他説我這個傳統的內容放在這比較合適，我也得支援他的工作”。十月十一月也是最好的時間最好的季節，以至於“最後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一旦決定，行動起來的她一點都不含糊。除去從浩瀚的作品裏選定參展內容，為這個展覽做的畫冊也是董正賀自己設計的。觀展時這本畫冊收穫不少朋友的稱讚，開始她還有點不相信，後來“三聯書店的一位老主編來看展，他問我‘這本書設計挺好，誰設計的’？我説‘真的好？’他説‘真的好’”，她才釋然又認真地説，“其實我想法特簡單，當時跟我説可以放120件作品，我就認定了不能放120件，不可超過60件。”她指著其中一頁，“像這麼大的篇幅，只能放一張才能醒目，出來以後都説效果好。”

　　《素履》展上的書法作品得到認可和好評，董正賀更多的是感恩，“我幹的是特別平常的事，我幹的剛好就是我最想幹的。我最喜歡的就是我的工作，還特別幸運地得到一個特別好的機會。”

　　寫字天生挺容易，別人寫不好我覺得挺奇怪的

　　1951年董正賀出生於北京一個懸壺世家。 “我爺爺在北京算一個名醫，我家在南池子有一個四合院，我們家一直沒分家。”爺爺董玉琨寫得一手好字，她存有爺爺以小楷抄寫的《藥性論》，周正大氣。

　　説起往事，她有很多感觸，“我們家開醫院，我的小學老師生病抓藥什麼的都會到我們家來，我記得一直到五幾年都到我們家來看病，小時候的我還是比較受寵的。”她記得那時候也沒什麼好玩的，小夥伴一叫就是出去跳猴皮筋。

　　父親董石良當時在榮寶齋工作，她印象特深，“我二年級，有一天他看見我在外面就説，你看鞋都跳破了，別在外邊跑了，回來寫寫字，以後寫完一篇字，你再出去玩。”八歲的董正賀很聽話，她開始每天在家寫一篇字，“人家叫我出去玩，我急急忙忙得把這個字寫好了，但沒有想過要比別人寫得好。”

　　不料提筆一寫，小小年紀便展露鋒芒，“大家一看都覺得挺好的，借著父輩的光兒，我小時候常與啟功等先輩見面。”一路寫一路受到的褒揚越來越多，可她卻覺得寫字是本能，“從一開始我就沒覺得難，好像寫字天生就挺容易，別人寫不好我覺得挺奇怪的。” 家裏的耳濡目染，給了她極大的幫助。“我爺爺的字好，我父親的字也好，張一元的牌匾就是我父親寫的，所以我覺得字必須這樣寫才能好看是天經地義的。”

　　她記得有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小學四五年級時班主任放暑假前老拿一摞成績冊給她，每個裏邊兒夾一張紙，是老師寫的操行評語，讓她回家重新抄在成績冊上，第二天再帶回去。

　　“我奶奶當時看見還説這是什麼作業呀，怎麼這麼一大摞？反正我也不出去玩，班裏四十七八個同學的成績冊，我一晚上都給抄完了”。

　　緊接著放暑假了，發下成績冊一看，唯獨她那本是老師寫的。“我奶奶就説：我們孫女比老師寫得好多了。因為她看了我抄的那一摞，也看了老師給我寫的這一本。”

　　故宮頂級的專家給我講，要比在北大讀歷史系還厲害

　　董正賀15歲那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雖然她學習等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因為家庭的原因，“大家都當紅衛兵，不讓我當”，她第一次嘗到人生的苦味。

　　“爺爺非常喜歡我大爺，他也特別聽話，跟著爺爺學了醫，開診所。後來國民黨抓兵的時候，爺爺不願意讓我大爺去當兵，就在國民黨軍統那邊花錢給他買了一個位子。説是軍統裏的醫生，其實一天都沒有去國民黨工作過，但是因為大爺有一張軍官照片，後來成為被鎮壓的對象。”

　　除了沒當上紅衛兵，董正賀也算平靜地度過了那段特殊歲月，“他們給老師貼大字報，都來找我寫。”

　　1969年，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董正賀到內蒙古插隊，“離邊境100多公里有個烏海醫院，以前是關押戰犯的醫院。戰犯遷走後，改造戰犯的那些管理幹部繼續管理知青。我們500多個知青就在這兒住了下來，管它叫勞改農場。”

　　插隊生活非常艱辛，1972年董正賀開始發覺身體不對勁，“咳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後來就發燒，越來越嚴重。回北京去協和醫院一看，確診是肺結核。家裏人不願意讓我去傳染病醫院，就在家裏養病。”每天干什麼呀？繼續寫字吧，“我在家裏又畫畫又寫字, 一直待了大半年。”

　　1973年知青開始陸續返城，成立了上山下鄉知青辦公室，“像我這生病的，街道工廠都不願意接收。”沒想到幸運之神降臨在尋常的一天。“一個知青辦的人來家訪，姓王，他看我在家畫畫寫字，就説他那裏挺忙的，問我願不願意到知青辦公室去幫忙？”

　　董正賀到了知青辦，“每天負責接待進來招工的單位，比如北京手錶廠來人説給我們廠四個指標，兩男兩女。東方紅煉油廠來人説要50個工人，40個男的，我分別登記整理。每個月大概給20塊錢生活費。”

　　招工單位一撥兒一撥兒地來，有幾個地方她自己也特別想去，像手錶廠還有北工大，但都錯過了，“人家都覺得我就是這個辦公室的人，誰也不知道我的身份也是知青，我又不能給自己推薦。”

　　時間久了，董正賀的心裏有點著急。正在這時，故宮來要四個工人，做修銅器、修傢具、修古建築、油漆彩畫的活兒。“當時我們家住在南池子，離故宮特別近，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時還開玩笑，説今天有一個招的是友誼商店售貨員我都沒動心，但是故宮我就特別動心。我父親支援，説故宮起碼挺近的，又挺安靜的。”董正賀找到招工的那個人，經過體檢，她挺順利地進了故宮。

　　因為填寫一張履歷表，初進故宮的董正賀就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貴人。“填表的時候我還挺緊張，寫的鋼筆字，寫完遞給坐對面的幹部。他看了半天問‘你喜歡什麼呀？’我心想喜歡什麼？我不是來這兒當工人的嘛，但是我口氣特別大，就説‘我喜歡書法’。”大話説出口，她感到對方一副“什麼叫書法你懂嗎”的表情。“你平常寫嗎？把你寫的書法拿給我看看。”

　　這一句話，成為董正賀命運的轉捩點。看了她的字，“他當時就跟我説，你不要到修復廠去，我這裡有點活兒要你幹。”

　　後來董正賀才知道，對方叫吳空，原來是中央文史館的一個副館長，國務院參事室的參事。在此之前的六七年，故宮都是關門狀態，那時正為開放做準備，吳空當時從幹校回來被安排到了故宮。

　　吳空領著董正賀來到排了一面墻的櫃子前，告訴她裏邊全都是“文革”當中的各種文件，其中還有一些是跟國際上交流的文件，都要整理、登記，做成卡片。“這個工作需要字寫得好，就由你來做。”董正賀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坐在那兒埋頭全部整理一遍，做出了完整的一套卡片。“幹完了以後他特別滿意。”

　　回想起那段時間，董正賀覺得最大的收穫是接觸了故宮裏的很多“牛鬼蛇神”，不懂的就找他們去問。“都是故宮頂級的專家給我講，比在北大讀歷史系還厲害。”

　　做完這個工作，原本應該給董正賀安排到修復廠去上班了，但戲劇性的是吳空又找到她，“‘小董你不去修復’，我問那我去哪兒？他説你去陳列部。”

　　天上一下子掉下這麼個大餡餅，簡直讓董正賀喜出望外。要知道陳列部管理的全是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資料，那是“只有美院的大學生才能去的部門”。更讓她興奮的是，“那真的是得天獨厚，總能看到想看的東西，看的永遠是最好的東西。”她覺得“在這裡沒有理由不把事兒幹好”。

　　我那時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寫字

　　陳列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整理文物的檔案、照片，繁複單調，但她一幹就是四年。中午休息時間她也不出去，“自己寫寫字”。她的右手明顯能看見中指第一個關節側磨出的一大塊繭子，“拿毛筆要用這個手指頂著，從22歲開始已經這樣了。”

　　天冷的時候，沒有暖氣還要點爐子取暖，“過一段兒我就寫一摞拿出去，拿那些寫字的紙點火用。”時間長了，大家覺得“這麼年輕的一女孩兒，還能坐得住。”

　　故宮有個傳統是“有一個人專門搞書法”。當時故宮搞書法的是特別有名的金石大家金禹民先生，董正賀經常去看他寫字。1976年，金禹民先生突然患病，董正賀被調入美工組，接手他的職位，走上專職的書寫工作。她常常感慨自己的幸運，“其實跟我一塊兒寫字的人，有比我寫得好的。但是這個工作太枯燥了，有出國的有調出版單位的。以至於最後缺一個真能寫字的，卻發現沒人能幹這個活兒。”

　　很多看過展覽的人對董正賀説：“要想找寫這麼好的一個楷書的人太難了。”董正賀微微一笑，“真的是要感謝故宮，因為我每天必須寫楷書，稍微有一點不規矩，不光領導不答應，觀眾更不答應。”

　　90年代以前，故宮説明都寫在抱柱上，風吹日曬的，那個字要用什麼寫呢？用油漆寫。這樣“力透木板背”的功力，完全不像拿毛筆蘸著墨在紙上寫字那樣輕鬆，要下苦功才能練就。董正賀指著當年偶然留下的一張工作照，“我那時候的大量工作是用油漆寫字。當時就趴在地上，在木頭板上寫。”像繪畫館的説明牌是楠木板，在小小的一塊板上用廣告粉寫字，“最多的時候要寫兩三百字，最少的時候也要寫七八十字。”很多人問她苦嗎？“不苦啊！我覺得挺好的。反正就是寫字唄，我怎麼寫也是寫。”

　　沒有人相信這個字是女的寫的

　　在故宮寫字，最棘手的大多是寫展覽的前言，它是用裱宣紙寫就，而裱宣紙是用好幾層紙做的，很珍貴。書寫時半點都不能錯，稍微錯一點，就全部毀了。就是這些日復一日的書寫工作，讓董正賀練就了對空間佈局的精準判斷。

　　董正賀的直爽也讓領導刮目相看，有一次接到一個前言書寫工作，“兩米寬，高不到一米”，再拿到內容一看，她直接找領導：“這個尺寸和這個內容沒法兒給觀眾看。”領導很吃驚，問為什麼？“照這個內容寫出的字最多兩釐米，那觀眾就得趴在上面看了”。大家都將信將疑，結果一計算，真像她説的一樣。後來再寫前言，領導發話“小董是我們的專家，她説多少字就寫多少字”。

　　曾經有很多人向董正賀約做展覽，但都被她拒絕，“不用了，我寫的字天天都有幾萬人在看。”實際上她是因為敬畏，“我知道什麼是好，我看到的是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最好的書法作品，我寫的這不叫什麼。”

　　平時只要有時間，她很愛沿著參觀路線走走，“聽聽大家怎麼説的”。觀眾最有意思的反應是“沒有人相信這個字是女的寫的，別人就以為這是一個老頭寫的”。這樣的説法在董正賀聽來熟悉得很，“從我三十來歲別人就開始這麼説了。”

　　她也曾受到特別大的衝擊，有一陣兒故宮裏突然間變成了“用電腦電腦字體製作，然後再腐蝕”。那時候上班頂多寫個臨時通知，她感到從沒有過的失落感，“不到50歲，我沒活兒幹了，也不需要我了。”但她依然喜歡寫字，“人寫的字是有情感的，反正我就自己寫唄。”很快，也就兩三年的時間，越來越多的觀眾提出“電腦字不好看”，一切就又回來了。

　　埋頭寫字的時光裏，還遇到過直接找到府來求字的人。董正賀記得應該是2000年初，一個人找到辦公室就問“這字是誰寫的”，最後找到她，一番自我介紹之後讓她給寫幅字，“我該怎麼付錢怎麼付錢”。董正賀笑了笑，“我這是工作，不是寫字先生。”

　　要琢磨它為什麼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

　　近幾年，國家對傳統文化的恢復和提高越來越重視，董正賀覺得大家骨子裏對美的嚮往，對字看好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她深深感念自己“趕上了好時代”。

　　六年前她開始教北京各個區學校老師的書法，“現在小學一到四年級全部加了書法課，可是急缺老師。老師又不能脫産學習，故宮開設了培訓課，我每週去上兩次課。”她開玩笑，“現在北京這些中小學的老師，哪個學校我都認識人。”

　　讓她高興的是“這些老師可能跟我學的挺有意思的，以至於在故宮裏邊又辦了提高班”。直到今天，即便退休了她每週也要去上課，“我挺喜歡教這些三四十歲的年輕人，他們也特別有必要補上這一課。”

　　專事書法幾十年，董正賀覺得寫字是一個動腦子的事，要想寫好看，隨時“要琢磨它為什麼好看，就怕平常不揣摩”。她臨摹的郭沫若曾被很多人誤以為是真跡，怎麼學得那麼像？“我走到街上或者看到郭沫若的字，就會留意郭沫若的特點在哪？看他的字好，不應該是他的名氣，是看他的字好在什麼地方。比如琉璃廠的‘中國書店’是郭沫若寫的，他的‘中’字上邊兒寫的特別長，而下面出來的特別短。他的字漂亮，我覺得他寫得非常險，很難有人敢這樣寫。”

　　董正賀認為寫書法並非是童子功越早越好，重要的是拿筆的姿勢，“一定要八九歲，小孩兒才有可能把握毛筆。拿筆姿勢不對，那個‘勾’寫不出來的。一旦毛筆拿得不好，後面很難改正”。

　　她覺得寫書法不像競技比賽，“比如9秒9是冠軍，慢一秒就是亞軍了。寫字怎麼計算他比他就要多給一分？”那麼怎樣能把字寫好？“寫字是眼界開，是各種修養在支撐。手上的功夫和眼睛上的都要有。”

　　董正賀説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在故宮這45年，就做了這一件事兒”，説這話時她的笑容簡單又欣慰，“靜下心來一直幹這件事兒，把它做到極致，真的挺好。”

　　文/本報記者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