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探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1947年2月28日，因臺北煙草專賣局緝私警察毆打販賣私煙的女煙販激起民眾憤慨，從而引發全島民眾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運動，史稱“二二八”事件或“二二八”起義。長期以來，民進黨當局和“臺獨”勢力不斷歪曲歷史事實，圖謀將“二二八”與“臺獨”建立所謂“歷史聯結”，挑撥矛盾、製造對立，藉以謀取政治利益。現在，讓我們走進歷史，徹底戳穿“臺獨”謊言，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是官逼民反，不是省籍矛盾衝突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臺灣臺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飽受異族欺淩蹂躪之苦的臺灣同胞終於回到魂牽夢縈的祖國懷抱，“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遍舞全市，途為之塞”“家家戶戶，歡欣無比，家家戶戶，祭祖謝神，向先民冥中告知臺灣已歸回祖國。”臺北乃至整個臺灣都沉浸在重歸祖國母親懷抱的無比喜悅之中，人們紛紛議論，如何在祖國懷抱裏當家做主，建設新臺灣。

　　然而，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的專制統治和貪污腐敗引起臺灣人民強烈不滿。在政治上，設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人事上，排斥臺灣本地人，隨意安插自己的親信，臺灣同胞希望在光復後實現當家做主的訴求無法得到滿足；在經濟上，推行統制經濟，實行嚴格的專賣制度，給臺灣同胞的群體利益帶來很大損害。同時，台幣貶值，通貨膨脹嚴重，工廠大部分停業倒閉，失業人數增加。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後，臺灣大量物資被運往大陸，商人又囤積居奇，大量走私，號稱米倉的臺灣竟發生了米荒，甚至多處發生了搶米風潮，引起糧食的恐慌，臺灣人民苦不堪言。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派出的官員到原淪陷區接收，把接收變成“劫收”，大發勝利財。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三洋開泰”(捧西洋、愛東洋、要現洋)是對他們最大的諷刺。這些同樣風行于臺灣，弄得全島上下民怨沸騰。臺灣百姓有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臺盟中央原主席張克輝回憶：“然而，沒有幾天，人們就發現下榻在頭等旅館的那些軍官們經常挽著他們的接收夫人，在火車站廣場上散步，國軍們乘車不買票，買東西不給錢，也漸漸多了。更令人不滿的是那些接收大員仗勢欺人、中飽私囊的劣行。火車站裏的那幾個接收大員，不懂業務，整天東遊西逛，工資卻比臺灣職工高出許多。”報刊上不斷揭露各式各樣的貪污舞弊等不法行為，使臺灣同胞對國民黨當局深惡痛絕。據史料記載，臺北縣長陸桂祥被指控貪污舊台幣5億元，但在調查過程中，一場“怪火”將賬簿單據燒的一乾二淨，不見下文。隨後，臺灣幾起重大貪污案被媒體揭露後，民眾反響極大，最後大都不了了之。參與“二二八”事件調查的人員也坦言：“日人統治臺灣時，其公務員之操守能力及軍隊之紀律，均為臺人所稱道......而我來臺工作人員，亦不幸有少數害群之馬，或行為不檢、能力薄弱或貪污瀆職，尤以經建及公營事業更不乏借權漁利之不良現象，予臺胞以深切之反感......信仰即失，一旦有事，自易發生反動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深刻指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對於一年余來之腐敗政治的不滿同時爆發的結果。”由此可見，國民黨當局的專制腐敗是導致矛盾激發的根本原因。

　　“二二八”事件前夕，臺灣的官民矛盾已到了爆炸的臨界點。1947年2月27日晚，臺北偶發的緝私血案恰好充當了導火索，臺灣社會積蓄已久的矛盾於是劇烈爆發出來。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未能妥善處理，致騷亂蔓延全島。3月8日，國民黨軍隊登陸臺灣，實施武力鎮壓，釀成臺灣以至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重大悲劇。

　　1947年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省同胞書》明確聲明：“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這些都充分説明“二二八”事件與省籍矛盾無關。事件初期，局面混亂、魚龍混雜，不僅政府機關受到衝擊，許多普通民眾也慘遭不幸，這些受害的普通民眾，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自臺灣戒嚴以來，本省人在事件中受到的傷害，獲得了官方與民間的高度聚焦，外省人所遭遇的不幸，則長期湮沒不彰。

　　事件中，島內本省同胞與外省民眾在危難關頭相互保護，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臺獨”勢力將此事件渲染為省籍矛盾激化産生的分裂運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謊言。當時，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遇到危險，該校學生曾重郎和幾位同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口轉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內的學生宿舍進行保護。等到國民黨軍隊開始鎮壓後，辛志平一家又保護了曾重郎等人。

　　爭取民主自治，從來與“臺獨”無關

　　“二二八”事件中臺灣人民的民主自治訴求，是基於肯定臺灣與祖國大陸不可分割的血脈聯繫的，而“臺獨”則是要割斷這一血脈聯繫，這是民主自治與“臺獨”的本質區別。“臺獨”勢力把事件歪曲為“臺獨起點”，是毫無歷史根據的。1947年3月，臺灣省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臺民所爭取者，僅為地方自治”，“並不是民族的離心運動，更不是臺民想脫離祖國。同時，臺民更不是反對外省人，反之甚盼外省人給予幫助，甚盼能與外省人合作”。李偉光還強調，即使身處國民黨專制腐敗統治之下，臺灣同胞對祖國的摯愛之情亦沒有絲毫減弱。同年4月，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臺灣同鄉會、臺灣省旅平同學會聯合印發《臺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發刊詞強調，“我們確信，臺胞以血淚寫成的這一部有史以來空前的史詩，它將會結成一顆美滿的果實，它不但不能與祖國劃成一道深深的鴻溝，相反的，它將因此而更能加深認識，辨別是非，進一步的和全國同胞接近親密。反過來説，也就是不但不能離心，而將更加趨上向心！”

　　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當時的《自由報》總編輯蔡子民回憶：“起義期間，我一直在臺北，國民黨開始鎮壓後約一個半月，我輾轉臺灣各地，從沒看到‘臺獨’標語，也沒有聽到‘臺獨’言論。現在的‘臺獨’分子説什麼‘二二八’的政治訴求是‘臺獨’，這是為其‘臺獨’主張貼金的無稽之談。”蔡子民堅定地説道：“‘二二八’起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是愛國愛鄉，要求民主自治的起義行動，而絕不是要自決、獨立。歷史絕不容許歪曲！”當時，美國在臺機構介入“二二八”事件，曾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組長王添燈列為試探對象。被美方問及對臺灣“獨立”的意見時，王添燈當場表示：“我是中國臺灣省參議會的議員，你們對我談這樣的問題，未免太失禮！你們找錯了對象。”“二二八”起義失敗後，根據上級黨組織關於“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幹部應儘量撤走”的指示，參加“二二八”起義的部分中共黨員如謝雪紅、楊克煌等陸續撤離臺灣，輾轉抵達香港。1947年8月25日，謝雪紅在新加坡愛國華僑陳嘉庚主辦的《南僑日報》發表《臺灣事變女英雄謝雪紅告同胞書》。她表示：“臺灣這次的起義，完全是和世界與全中國的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路線相符合的”。“親愛的同胞們！我抱著戀戀不捨的情緒，離開我們美麗的臺灣了”“到上海以後，我拜訪過許多民主人士，目睹祖國人民在抬頭著，到處發現爭民主、反獨裁、反內戰、反饑餓的拼命的鬥爭，這使我更加確信人民的勝利，已經迫在最近的目前了”。呼籲臺灣同胞“和全國人民聯合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線”，為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團結奮鬥。

　　1947年8月，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開始籌備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得到了臺灣省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北平的曾明如、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會長梁永祿，日本東京的臺籍政治活動家楊春松等人的支援和協助。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在中國共産黨的熱情幫助、支援和指導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並對外公佈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規程草案》，發佈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會時局口號》《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會第一次會員代表會文告》等一系列文件。“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建設獨立、和平、民主、富強與康樂的新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美軍退出中國去！”“反對美軍在臺灣建設軍事基地，日人退出臺灣去！”“中國之領土及領海不許任何外國軍隊之駐紮”，反對任何形式的“託管”，反對“臺灣獨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張，無不體現著謝雪紅等臺盟領導人堅決維護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決心。臺盟成立之後，幾乎每年舉辦紀念“二二八”的活動，堅決反對“臺獨”是其一以貫之的政治態度。

　　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

　　1947年2月，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當局專制腐敗統治的鬥爭不是孤立的，與當時祖國大陸人民開展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遙相呼應，匯聚成了全國同胞愛國民主運動的巨大洪流。

　　中國共産黨和祖國大陸人民對臺灣同胞的苦難感同身受，給予了強力聲援。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延安廣播電臺發表聲援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文告《臺灣自治運動》。3月20日，恰好是農曆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選擇這個有特殊象徵意義的日子，在《解放日報》以社論名義刊載了《臺灣自治運動》全文。文章指出：“我們要告訴臺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在島內，臺灣地下黨組織積極參與了這場聲勢浩大的臺灣同胞反暴政抗爭活動。在臺中，謝雪紅等帶領群眾進行示威遊行，組建“二七部隊”，與張志忠在嘉義地區領導的“臺灣民主聯軍”相配合，與國民黨軍隊展開戰鬥。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省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非常關心島內鄉親們的鬥爭。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學校的公費生通過出壁報、開座談會、寫文章等形式進行聲援。在李偉光的建議下，杜長庚、江濃等大陸公費生組成“臺灣省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巡迴演講團”到臺灣各地演講，杜長庚任團長，實際由江濃指揮，成員有劉守文、劉碧堂、胡連城、陳澤灸、許夢雄(徐萌山)、鄭鴻池(鄭堅)等。他們利用暑假在桃園、新竹、臺中、彰化、嘉義、斗六、臺南等地開展了演講會，向臺灣青年朋友介紹大陸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情況，説明國民黨在大陸發動內戰，在臺灣鎮壓人民，而臺灣人民的民主運動同大陸人民的民主運動是密切相聯的。當時臺灣學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滿江紅》《蘇武牧羊》等愛國歌曲，都是受大陸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影響。據鄭堅回憶“我在彰化老家孔子廟演講時，表弟張有義(張克輝)去聽了。後來他下決心回大陸求學，是聽了公費生演講啟發的！”1947年3月，華北、東北6個臺胞團體聯合發表《為臺灣二二八大慘案敬告全國同胞書》，其中就呼籲：“我們以血淚呼籲，我們以十二分懇摯的熱誠，要求全國同胞來對手無寸鐵的臺胞加以後援！”大陸著名詩人臧克家在上海聽聞“二二八”事件後，悲憤之餘，于1947年3月8日創作了一首飽含對臺灣人民的理解和支援的名篇《表現》。詩中寫道：“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還沒有過完，祖國，祖國呀，獨裁者強迫我們把對你的愛，換上武器和紅血來表現！”詩歌深情地表現了臺灣同胞對祖國熾熱的愛，也表現了臺灣同胞對於國民黨政權從希望到幻滅、從喜悅到痛苦，並奮起反抗的過程。表達了臧克家先生對臺灣同胞要求民主自治的正義行動的熱情理解、深切同情和堅定支援。當時的中國學生聯合會則在《學聯告臺灣同學書》中明言“全中國人民正和你們站在一條戰線上戰鬥”，鼓舞臺灣青年“為著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透過歷史的塵封，我們清楚地看到，“二二八”事件絕不是“省籍衝突”，更不是“臺獨”起源，其實質是一場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了解那個時代臺灣人民的政治訴求，讀懂那一代臺灣人的愛國愛鄉情懷，戳穿“臺獨”謊言，才是兩岸同胞對“二二八”事件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