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世界經濟動蕩之源

　　當今世界，時代之變和世紀疫情相互疊加，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凸顯，世界經濟復蘇脆弱乏力。在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的時代之問，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

　　要解決世界經濟的諸多難題，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加強團結合作，大國尤其需要承擔應盡的責任。作為超級大國，美國本應攜手國際社會承擔起維護全球共同利益、促進世界經濟復蘇、開創人類共同未來的責任。然而，多年來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對內治理失策，導致國內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集中爆發；對外漠視國際責任，放任自身宏觀政策造成負面外溢效應，沉湎一己私利在全球製造動蕩，成為破壞世界經濟穩定與秩序、製造世界經濟動蕩的源頭。

　　通脹高企 騎虎難下

　　目前，美國正面臨40年來最嚴峻的通脹，籠罩著滯脹的陰影。

　　去年以來，美國物價持續攀升，通脹之勢難遏。今年5月份，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長8.6%，漲幅創1981年12月以來最大值。《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在4月下旬聯合發起的民調顯示，高達94%的美國人對通脹感到擔憂，其中44%的美國人感到十分沮喪。美國總統拜登稱通脹“高得令人無法接受”。

　　物價高企的同時，經濟增長明顯下滑。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降1.5%。這是2020年二季度以來美國經濟首次萎縮，與市場預期的“溫和增長”相去甚遠。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發後，美聯儲迅速實施零利率加無限量化寬鬆政策。2年內相繼出臺4份大規模支出法案刺激經濟，總規模達6.3萬億美元，力度之大、頻率之高歷史罕見。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2021年2月撰文稱，美國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可能引發“一代人未曾見過的通脹壓力”，需快速調整財政和貨幣政策加以應對。

　　快速政策調整尚未落實，通脹勢頭已難遏制。

　　2021年5月，在物價出現明顯抬頭的情況下，美聯儲卻不斷釋放“通脹暫時論”信號，聲稱物價高是因為供應鏈不暢，只要解決了勞動力供應等問題，通脹就會迎刃而解。然而，經濟運作自有其規律，並不會遵循美國貨幣當局的一廂情願。通脹愈演愈烈，連續創40年新高，美聯儲資産負債表也站上了歷史高位。

　　加息，乃至採取更加激進的收縮貨幣政策，成為美聯儲習慣性選擇。

　　今年3月16日，美聯儲宣佈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25個基點，正式開啟貨幣緊縮週期。5月4日，美聯儲宣佈加息50個基點，6月15日宣佈再次加息75個基點，從6月1日起縮減規模近9萬億美元的資産負債表，以“迅速採取行動使通脹回落”。

　　市場普遍認為，要使通脹實質性消退，當前的緊縮力度遠遠不夠。但是，美國的政策空間十分有限，已成騎虎難下之勢。經濟增長動力日漸不足，大幅激進加息對本就前景不明的經濟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在美聯儲5月4日宣佈加息次日，納斯達克以近5%的劇烈下挫表明瞭資本市場的態度。

　　種種信號讓市場開始普遍擔憂，美國很可能重現20世紀70年代滯脹困局。彼時，美國出現了高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並存的經濟現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莫裏斯奧伯斯法爾德認為，“這種持續震蕩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遭遇‘類似于1970年代經歷的那種情況’”。甚至有分析認為，美國經濟面臨的困局與50年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悲觀情緒在蔓延。多家研究機構近期下調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並警告未來一兩年內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高盛集團把今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從2.6%下調至2.4%、明年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6%，認為一兩年內經濟衰退的概率為30%。富國銀行投資研究所把今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5%、明年增長預期從0.4%下調至負0.5%，並表示美國經濟正進入下行週期，將難以避免某種程度的經濟衰退。

　　頑瘴痼疾 積重難返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的美國經濟困局，源於長期以來美國經濟痼疾纏身。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只不過是美國經濟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加速爆發的“催化劑”。

　　20世紀60年代後，美國對其國內産業結構進行重大調整。鋼鐵、紡織等傳統産業逐步轉移至國外，大力發展整合電路、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産業，並利用其科技優勢等，逐漸形成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的消費型經濟格局。

　　1974年“石油美元”體系建立後，國際貨幣體系的流動性基本上由美元承擔，美國形成了國內總需求大於總供給，不斷利用美元國際“硬通貨”地位彌補其國內生産不足的局面。為實現最大限度盈利，美國的跨國公司把越來越多的産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産業轉移降低成本、擴大市場，提高資本的獲利空間。同時，消費支出常年佔GDP的70%左右，導致儲蓄率低、債務增長與通脹如影隨形。

　　與製造業遷徙和“石油美元”體系建立相伴的是，製造業逐漸空心化和金融業急劇擴張，美國經濟虛擬化特徵愈加明顯——

　　一方面，國內大企業不斷合併擴張，小規模生産者逐步被淘汰，農業人口逐步減少，製造業藍領工人持續流向服務業，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産業遷往國外。從20世紀中期開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如今已降至11%左右，從業人口也降至不足10%。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資本避開利潤率較低的實體經濟部門，投向金融領域。為應對週期性金融危機，美聯儲頻繁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動輒買入上千億甚至萬億美元的國債。特別是2007年次貸危機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發後，美聯儲超寬鬆貨幣政策進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務業擴張。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0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超80%，包括金融業、房地産、法律服務等。

　　美國全要素生産率的下降抑制了經濟增速的上升，且使自然利率維持在較低水準，低利率水準又往往刺激通脹加劇。同時，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妨礙了市場出清，導致“僵屍企業”佔用過多資源，對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造成擠出效應，抑制了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並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品質。疫情暴發後，在超寬鬆貨幣政策推動下，美國消費雖然迅速提振，但需求側過熱更映襯出製造業萎縮導致的供給能力不足，進而抬升通脹水準。

　　雖然依託美元的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美國享受到“全球生産、美國消費”的紅利，但也埋下了製造業衰落和通脹問題的種子。這种經濟格局加之長期無節制的寬鬆政策，最終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催化”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脹局面。

　　美國當局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些機制性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先後試圖推行“出口倍增計劃”“製造業回流計劃”等經濟轉型措施，但均未達到預期效果。

　　美國國內體制自我糾錯、自我革新動力逐漸喪失。一方面，對依靠貨幣政策的增長路徑形成依賴，習慣用印鈔和發債解決問題。數十年來無節制地提高國內債務上限，近年呈現加速態勢。目前，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超30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佔GDP的比重約130%。疫情暴發以來，債務總額增加約7萬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債務增長最快的時期。債務高企局面也極大限制了美國的政策空間。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國政治越發極化，糾錯機制愈加失靈，兩黨爭鬥甚至達到“為反對而反對”的地步。反映在經濟領域，便是美國政府對推行結構性改革即便有心也無力。

　　此外，在傳統製造業萎縮和金融業擴張等因素影響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美智庫政策研究院報告稱，1990年至2021年，美國億萬富翁的總體財富增長了19倍，而同期中位數財富只增加了5.37%。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美國社會撕裂程度加深，加劇了政治極化。2021年1月，美國發生震驚全球的國會山事件。

　　掣肘重重，困難太大，讓美國當局沒有足夠的意願、信心和能力推行結構性改革。印鈔和舉債成為擺脫經濟困局甚至製造“經濟繁榮”為數不多的路徑選擇，逐漸導致勞動生産率增長不足、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也引發了如今40年未見的高通脹。

　　政策調整 自私任性

　　美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元是全球主要國際貨幣，其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具有巨大外溢效應，是影響世界經濟的重要因素。

　　歷史上，美國宏觀經濟政策每次大幅調整，往往引發世界經濟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動蕩。在美國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時，大量資金流入新興市場，誘使其大量借貸美債，吹大資産泡沫。當美國開啟緊縮政策，則給新興市場國家造成資金外流壓力，引發匯率動蕩、泡沫破裂，甚至導致債務違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多國因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外溢效應，形成對流入外資的高度依賴，投資者為尋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規模進入新興市場。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5月份暗示，美聯儲可能很快放慢購債步伐，引起市場恐慌並導致新興市場出現資本外逃浪潮，股、債、匯市普遍走弱，迫使相關國家央行加息以抑制資本外流，繼而付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慘痛代價。

　　如今，相似的情節再度出現，而區別在於美國此次寬鬆體量前所未有。

　　2020年美國為應對疫情，啟動無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大水漫灌”不但導致國內通脹高企，而且引發消費品和工業品在全球範圍內價格飆升。全球性通脹對發展中國家和底層民眾的傷害尤甚，導致其國家財富被掠奪，民眾生活壓力陡升。此後，美聯儲對緊縮預期管理失序，政策轉向突然，超出市場預期，進而引發對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廣泛擔憂。

　　目前，中低收入國家外債餘額已達8.7萬億美元，過去10年其外債增速超過國民總收入和出口增速。今明兩年，許多新興經濟體將進入債務償還高峰期。在美聯儲加息導致全球流動性收緊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債務成本將大幅上升，獲得新信貸的難度也明顯增加，償債壓力加大，債務違約風險加劇。

　　受美國政策轉向影響，不少國家加入加息行列，讓全球經濟金融環境進一步收緊。加拿大央行6月1日宣佈，將基準利率上調50個基點至1.5%；6月16日，英國央行宣佈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1.25%，這是2009年2月以來的最高水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發佈報告指出，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將成為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重要風險。在缺乏有效政策溝通情況下，美聯儲的貨幣緊縮政策可能導致世界經濟復蘇明顯放緩。

　　眾多國際組織近期紛紛下調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6%，較上次預測再度下調0.8個百分點。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22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僅增長3.0%，低於之前預測的4.7%，而2021年為9.8%。更令人擔憂的是，美聯儲大幅加息一旦刺破美國股市、樓市和信貸市場泡沫，將給世界經濟帶來難以預估的嚴重後果。

　　經貿霸淩 損人害己

　　為擺脫經濟困局，轉移國內矛盾，維護其經濟利益和經濟地位，美國頻用制裁手段，濫施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挑動地緣衝突，擾亂了以資源優化配置為導向的全球供應鏈産業鏈，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和傷害。

　　回顧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不難發現，全球供應鏈出現的局部斷裂和運轉停滯，與貿易保護主義升溫致使國際經貿合作受阻、對産業鏈造成干擾相伴而生。

　　在特朗普政府挑起經貿摩擦的同時期，全球貿易增速由2017年的4.7%降至2018年的3%，2019年近乎停止增長；全球經濟增速由2018年的3.7%下降為2019年的2.3%。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美國與其他國家不斷加劇的經貿摩擦定性為世界經濟的下行風險。

　　特朗普政府限制高科技産業對華投資合作，強迫一些企業回流美國本土，或遷移到其他地區。拜登政府上臺後，不但沒有“糾偏”，反而出臺一系列新的打壓措施，擴大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進一步引發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連鎖負面效應。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行徑導致跨國企業在進行新投資時，不得不考慮提升的關稅成本以及非關稅壁壘影響，由此改變在世界範圍的投資佈局，甚至將現有廠址搬離，使多年形成的高效供應鏈産業鏈受到損害。這違背了跨國公司優化資源配置的初衷。新的産業鏈形成需要依賴高效的物流體系、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熟的配套産業等因素，往往要經歷數年且難度很大。企業將為此付出巨大成本，相關投資因此受到抑制，從而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形成惡性迴圈。

　　近年來，美國的“長臂管轄”範圍不斷擴張，肆意推進國內法的域外適用，涉及對外貿易、出口管制、金融證券、反壟斷、網路安全等多個領域。有數據顯示，通過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實行“長臂管轄”，美國近10年來攫取的罰款額高達3400億美元。

　　輕易獲得的巨大利益讓美國變本加厲。僅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就累計實施逾3900項制裁措施，相當於平均每天揮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財年，美國凈制裁實體和個人高達9421個。這些做法損害了核心産業供應鏈的穩定性，引發了全球價值鏈的動蕩。當前困擾全球的“晶片荒”、航運受阻、物流不暢等問題，無不與此高度關聯。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裹挾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採取無差別無底線制裁，中斷對俄正常貿易關係，割斷俄與全球金融系統聯繫。俄羅斯是油氣能源、糧食、化肥及金屬等資源出口大國，對其制裁無異於限制全球資源貿易，嚴重影響産業鏈供應鏈暢通，引發國際能源、金屬和糧食等價格暴漲，進一步推升全球通脹。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是美國向全球輸出價值觀的華麗辭藻。諷刺的是，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發達經濟體，長期把控全球經濟和金融，卻利用霸權將本國利益淩駕於全球利益之上，成為世界經濟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當前，美國自身政策造成的全球通脹、産業鏈供應鏈受阻等惡果日益顯現，各國應警惕由此帶來的風險。對美國而言，肆無忌憚地破壞世界經濟秩序，勢必不斷反噬美元霸權，動搖其經濟根基。借用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臺詞來形容，“那些殘暴的歡愉，終將以殘暴為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