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視野中的“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教授 臧峰宇

　　自19世紀40年代起，馬克思、恩格斯開始閱讀歐洲學人的中國論著以及當時歐洲媒體報道的中國要聞和旅華人士記述的中國見聞，在世界歷史視域中關注近代中國社會的遭遇。他們分析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性質和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強調中華文明“具有光輝的歷史意義”，認為文明源遠流長的中國必將展現“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關於中國的論述至少有800多處，他們撰寫的以中國問題為主題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當時發動鴉片戰爭的西方列強再次將目光投向中國，正在思考資本主義危機問題的馬克思恩格斯分析兩次鴉片戰爭的起因、過程及其結果對世界革命的影響。他們譴責西方列強用大炮轟倒中國的圍墻，進行“無比殘忍的蹂躪屠殺”，“在對中國人的關係上把戰爭的所有國際法準則破壞無遺”，強迫中國進行鴉片貿易，戰爭的理由虛偽和空洞，這種行為絕不是所謂傳播文明的義舉，而是劫掠中國財富、侵犯中國主權的不義行徑，在人類歷史記錄上絕無僅有。他們還評論了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以及英國議會圍繞對華政策展開的爭論，分析了沙皇俄國的擴張企圖，揭露了西方媒體的騙局，描述了近代中國社會現實，指出自然經濟的局限性和晚清帝國衰落的歷史成因。

　　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具有厚重的歷史底蘊和明晰的辨證視角，他們看到“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的發明”體現了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的中國人展現了禮儀之邦的文化素養，但經濟結構落後的東方古國如果一味“墨守成規”“安於現狀”，在閉關自守中居於世界文明之外，就將使社會生活陷於停滯狀態，在西方鐵蹄的踐踏下遭遇極大的危險。馬克思指出，“社會基礎停滯不動，而奪得政治上層建築的人物和種族卻不斷更疊”是封建中國逐漸落後於世界的根本原因，晚清中國之所以成為西方列強意欲瓜分之地，是因為在“腐朽的”“半文明的”狀態中昧于形勢、甘於自欺，沒有抵禦列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為此必須變革封建中國腐朽的政治統治，在革命中孕育新世界。

　　馬克思恩格斯將中國革命置於世界歷史格局中，認為在鴉片戰爭中壓抑的中國火種必將爆發，“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馬克思指出，“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因而，這場革命與歐洲革命是“兩極相聯”的，必將對世界文明産生積極促進作用。他們肯定了中國人民反殖民戰爭的英勇壯舉，認為在抵抗強大的西方列強軍隊時，應採取群眾起義、革命戰爭、遊擊隊等多種鬥爭形式，中國人“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是“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的人民戰爭”，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的中國不能再閉關自守了，“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中國“這塊活的化石”不會在風雨中飄搖、沉淪，而會在社會革命中新生，並建立新的工業文明，開展現代商業貿易。

　　他們在運用規律研究社會發展走向的過程中超越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局限，預見到世界發展格局的變遷，認為太平洋將像以往的大西洋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線的作用”，而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國將在未來國際經濟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亞洲舉足輕重的國家”之一。在他們看來，中國將探索不同於歐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這也表明，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要認識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是在歷史中形成的，要符合各國具體歷史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論述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他們的思想傳入中國並持續發揮思想啟蒙的作用。這種思想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開拓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在新時代，我國日益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創造新的歷史，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上展現了新時代的曙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國際社會獲得廣泛認同，體現了解決全球問題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實踐表明，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探索符合馬克思的構想，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必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展現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