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漢市政府披露，該市城管局即將“升格”為城管委，高於一般委辦局。10多個部門中涉及城市管理的綜合執法權將歸併到城管委。
城管擴權，武漢並非第一個吃螃蟹的。之前廣州成立了城管委，但這之後，城管委成了腐敗“重災區”，三年間不少人因腐敗“落馬”。在此背景下，重新掂量城管擴權的利弊，很有必要。
應該説，城管擴權不乏現實的考量。長期以來，城管都處在“妾身未明”的境地，最早只是個協調機構，卻越來越承擔著超負荷的社會管理任務。城管擴權，恐怕也要“擴軍”，在行政經費不能增加的要求下，城管部門的經費如何保證？會不會走上“罰款依賴”的歧路？
為理順城市管理中的矛盾，不少地方開出“大城管改革”的藥方。可以肯定的是，在權力歸併與整合後，城市管理中，多龍治水、責任推諉的亂象或有所改觀。
但與此同時，城管擴權，會帶來權力的過分集中。若城管委集多重行政處罰權于一身，既當運動員，又做裁判，勢必會帶來不少問題。
城管擴權，其權力“增量”，多從其他公共部門的許可權轉移而來。在此過程中，若監督沒跟上，權力也就有了尋租逾矩的空間。紓解城管執法困境，理應從加強對權力的約束、適度削減職能著手。因此，城管改革的落點應是“限權”，而非“擴權”。(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