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下午2時許，廣州天河區車陂街道城管執法中隊兩名城管隊員，對一佔道經營的賣鳳梨小販進行勸導執法，小販突然揮刀襲擊，27歲的城管隊員蘇家權被砍傷7處。廣州市城管委主任危偉漢表示，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已下令全力追捕兇手。“最痛的不是被砍了7刀，最痛的是得不到理解”(3月18日 《羊城晚報》)。
被砍7刀的城管命運值得關切，“最痛非刀傷”的困惑同樣發人深思。在危偉漢主任看來，僅有9名正式編制的城管執法隊員，管理一個20萬人口的車陂街道，連週末都沒有休息，換來的卻不是理解配合，而是橫刀相向。顯然，這種“奈何明月照溝渠”的無力感和挫敗感，帶給城管部門的打擊是更致命的。
事實上，“最痛非刀傷”並非個例。從1997年北京宣武區成立全國第一支城管隊伍至今，16歲的城管已然走到了人生十字路口。過去的簡單粗暴執法，“打人不見血”的執法秘笈備受詬病，現在的溫柔執法、勸導執法、媽媽城管、美女城管同樣不受待見。一直以來，城管與小販之間的衝突始終沒有淡出公眾視線。不同的是，城管打人會招來網友的口誅筆伐，城管被打面臨的則是一片幸災樂禍。
城管部門所作的改變和努力不可否認，緣何不能在日常執法中春風化雨，癥結就在於這些嘗試只是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沒有觸及矛盾深處，自然無法在市民小販中産生共鳴。《南風窗》雜誌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城管之痛源於秩序美學對公務化暴力的召喚，“城市政府往往會把對秩序美學的先驗渴望，滲透進對‘異質’、‘他者’進行控制、驅逐的制度設計中”。只要城市管理者眼中的城市定位依舊是高樓大廈、光怪陸離，只要販夫走卒依舊被先入為主地設定為假想敵，城管執法中的對立和矛盾就不可避免，衝在一線的城管隊員和流動小販註定成為制度的犧牲品。
近年來，對於城管執法，人們談論最多的兩個關鍵詞，一是堵疏結合，二是文明執法。在廣州這起事件中，當地城管部門似乎都做到了。街道設立有流動商販疏導區，隊員也是文明、公正執法，勸導小販離開。就此，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提高文明執法程度的同時，也必須提高街道人口素質，為城管創造和諧的執法環境。”筆者認為，在把7刀之殤推給市民素質和執法環境的同時，城管部門也應捫心自問，從自身搜尋原因。
比如，堵疏結合是否佈局合理。在園林建築設計中，一個經典理念就是沿著遊人在草坪上自然踏出的痕跡設計遊園小道，因為藝術是人性化的最高體現，最人性就是最好的。以此推彼，我們的流動商販疏導區有沒有做到人性化，是盡可能照顧到小販經營和市民購物，還是只為管理方便眼不見為凈?再比如，文明執法有無換位思考，在勸導小販離開的同時，有沒有了解他們的意見心聲，從而在今後的管理中“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上，習近平主席一句“中國人民共用人生出彩機會”令人振奮。只有城市管理者充分以人為本，不再視小商小販為洪水猛獸，而是努力使其與大企業家們共同擁有夢想成真的機會，與祖國和時代成長進步，才能思路一變天地闊，走出“最痛非刀傷”的迷茫與困頓。（張楓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