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憋，憋它幹嗎呢？”面對記者“你是憋不住話呢，還是不想憋著”的提問，近日頻頻“開炮”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當我們在樓道聊天、吃飯唱歌的時候，談話的尺度、方式、尖銳程度遠比今天在會場尖銳得多。為什麼這成為大家的習慣？為什麼在這我們字字斟酌？”
所謂“不憋話”，其實也就是我們常説的“暢所欲言”、“有話直説”。為什麼對於“兩會”代表委員們來説應當“不憋話”，而須“暢所欲言、有話直説”？這顯然不僅僅是因為，從一般的説話表達來看，“憋話”會讓人感覺不舒服不痛快，乃至“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更是因為，確保“不憋話”、儘量做到“暢所欲言、有話直説”，實乃代表委員們參加“兩會”的基本職責和使命所在。
這誠如崔永元委員強調的，“你在公開場合説這些話可能會讓一些人不高興，但是你在這麼重要的場合不説話，會讓更多的人不高興”，或者最近朱永新委員指出的，“你的不稱職就意味著67萬人的缺席，你的失語就意味著67萬人沉默”。事實上，我國《代表法》和《政協章程》均明確要求，代表委員應“密切聯繫群眾，了解和反映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這也就是説，如果代表委員在“兩會”上“憋話”，不敢“暢所欲言”，實際上就是一種不稱職行為，不僅會令人民群眾不高興，而且有負他們的託付和期待。
無疑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我國“兩會”制度的不斷健全完善、社會各種權利意識的不斷提升，代表委員們“角色意識”也在不斷強化深化，“不憋話”確實已成為越來越多代表委員們的普遍自覺行為和“兩會”會場上越來越常見的話語生態。
但同時也應看到，與“兩會”原本應有的基本制度功能，尤其是與社會公眾的期待和厚望相比，目前“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的議政話語生態，仍存在距離。一方面，少數代表委員仍存在“無發言”、“無想法”的情況，另一方面，部分代表委員仍習慣於進行一種流於形式過場、缺乏實質內容的發言講話。比如，崔永元委員所批評的那種盡力避免“尖銳”、“字字斟酌”的謹小慎微式講話發言；再如，那種“角色”定位顛倒、習慣於以“學習”姿態面對各項大會議題的講話發言；那種雖然並無問題但卻形同“正確的廢話”式的講話發言；那種往往脫離社會主要現實問題，常常顯得過於天真爛漫的講話發言。
針對幹部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此前曾強調，“幹部要講真話、講管用的話”，而對於民主監督，總書記最近更強調，“中國共産黨要容得下尖銳批評”，“要敢於講真話，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這種背景下，直接肩負“反映人民群眾願望和要求”職責的代表委員們，無疑有更為迫切的“講真話”、“不憋話”的義務——為政的幹部尚且要講真話，身為監督者的代表委員豈能“憋話”？執政黨已然“容得下”，參政議政的代表委員又何必忌諱“講真話、講逆耳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