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曲阜市委書記李長勝10月22日在打造“彬彬有禮道德城市”動員大會上説：“要將孝道作為幹部提拔使用的‘紅線’，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這一用人標準公佈後引起廣泛關注，26日《廣州日報》稱，曲阜市委宣傳部回應此事時表示，目前已經有了基本的考核標準，這一標準還在進行反覆座談和調研，然後再形成出臺。
曲阜自定的官場提拔任用標準，或能博取多數人的好感乃至喝彩之聲。這是因為，早期官場對董仲舒所説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篤信不疑，儘管“忠君為先”的鼓噪曾經壓倒過所有倫理，但民間傳統的“百善孝為先”説法歷經劫波而強勢未消。
同時，各時期普通人的生活經驗，都可以驗證一個“交際理論”，令這一觀點一直具有很強的説服力：對養育自己的父母都對不住，這種人還能對得住誰呢？
其實，規定“孝道提拔紅線”，不過是圖虛名的折騰，醉翁之意不在酒，發動者在意的是“先進角色”和“模範象徵”。
古時在統治者倡揚鼓勵下，社會各界人士比盡孝曾比到極端，比出荒唐與夢囈。盡孝盡到喪心病狂，元代《二十四孝圖》有載。然而，“舉孝廉”即便成為皇朝制度，成為鮮明導向與強勁動力，社會依然瘡痍滿目、重病不愈。原因本是壞在根子上，而孝道、私德治不了社會腐朽之根，只會添加一些高尚名義和此名義下的腐朽事物。
在用人標準上顯點地方性、獨立性，大概和“一把手”的處事風格與個人好惡有關。2006年甘肅金昌市選幹部實行“不孝敬父母”一票否決，當時的市委書記李建華説，“拿克林頓來説，背叛妻子和家庭，曝出性醜聞。按照金昌市的規定，這樣的領導會被一票否決”。2010年山西河津市出臺《局級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暫行辦法》，規定不孝敬父母者不得擔任局級領導，在職的不能提拔重用；河北魏縣在2008年提出了“德孝治縣”的理念，而後規定提拔幹部必須有父母（包括岳父岳母或公婆）出具的“德孝證明”，各單位總計建立“個人德孝行為”管理檔案3600多份……
曲阜式的“紅線”，早已紅過多次，最成功者當為以“孝子”和“為民”而成名的魏縣縣委書記。現在我要對劃過“提拔紅線”的地方提問：你們那裏的幹部格外清廉、特別能幹、特別得民心嗎？
在任實職幹部，如果不貪污腐敗、不侵犯民權、不違法亂紀、不缺德少才，或者比較而言你們的幹部德才與政績考核明顯勝於別處，那“紅線”就是管用的，反之，比別處多一道子、添了工作量並多消耗了稅款，那就是圖虛名。
不説“考孝”之舉抵觸現代法治理念，也不説其操作可行與否，更不論公僕應該怎麼上位，知道“孝道提拔紅線”對政治清明和公僕品質並無效果這一點，就知道該不該再為“官員考孝”叫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