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擬開全國先河，對市民文明行為規範立法，49種不文明行為列入“擬處罰”名單。擬將社會服務令、降低信用等級、刊登道歉聲明等新手段列入處罰種類。這些借鑒了新加坡等地的做法的法規，能否適應現階段我國都市社會的管理實際？會不會水土不服？
“社會服務令”治不文明很對路
程紹德：既然警告、罰款、批評教育等對不文明的違法當事人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就必需採取其他有效措施，而強制亂扔垃圾等不文明的違法當事人從事公益勞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好辦法。一方面，讓違法者從事有益於社會的各種公益勞動，可以彌補其因違法行為而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損害；另一方面，通過撿拾垃圾等公益勞動，也可讓違法者體驗到環衛工人的辛苦和亂扔垃圾的可惡，以後注意約束自己的行為。
百文不如一劍：一般情況下，亂扔垃圾所受到的最大處罰就是被罰款，可實際上犯了錯誤的是人而不是錢，罰款正好忽略了“人”這個犯錯主體，讓“錢”這個客體代為受過了。深圳擬立法強制亂扔垃圾者從事公益勞動，正是從教育人的目的出發。我覺得，深圳的做法正好彌補了我國法制建設在處罰手段上的一個空白，它讓冷冰冰的制度規定有了生命的質感，有了人情的味道，這也必將收到良好的效果。
會不會出現“看人下菜碟”現象
野嶺跑狼：從理論上講，把參加公益勞動作為對亂扔垃圾不文明行為的懲罰，是一舉多得的好事，但我們必須看到，這一制度真正實施起來會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亂扔垃圾由誰來監管？是公安，還是市容管理者，還是環保部門？如果大家都來管，會不會形成誰都不管的局面。其次，究竟怎麼來管？是讓那些穿制服的人站在大街上盯著嗎？我們知道，亂扔垃圾的人，一般不會在執法人員眼皮子底下“作案”，如果執法手段不夠得力，很可能漏網的人會多過落網的人，這不就成了“隔墻扔磚”嗎？再者，執法部門能否一視同仁？新的規定給了執法人員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就很容易形成權力尋租、以權謀私的空間，面對熟人和生人，執法結果就難免不一樣，這樣的執法能服眾嗎？總之，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這個法規就很難落到實處。
晴川：新加坡重視法律的規範教育作用，前提就在於他們執行有力。但在我國，現實中的“人情執法”可謂比比皆是，並且根深蒂固。比如違章罰款，有時候，是否被處罰往往取決於執法者的心情和完成任務的情況，甚至還有被罰者的身份以及與執法者的交情深淺等等。對亂扔垃圾者強制從事公益性勞動，會不會出現“看人下菜碟”現象？
任何形式的自由剝奪當慎用
淩心園主：從法治的角度來説，社會服務令的使用並不像想像的那樣簡單。在各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社會服務令的定義通常是一種刑罰，是替代監禁的一項判刑選擇。社會服務令規定相對人需要在指定地點，完成一定時長的無薪社會服務工作，因此違法者活動自由會受到限制，也剝奪了部分自由時間。而任何形式的自由的剝奪，從法律意義上來説都是非常嚴重的懲罰。而深圳將社會服務令列入了對不文明行為（注意，不是違法行為）的處罰措施，這讓人難免有處罰過重的擔憂。另一方面，從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經驗來看，實行社會服務令，需要有一套嚴格的程式和與之配套的人員機構。比如香港，就有社會福利署中訓練有素的社會工作者擔任的“感化官”和司法機關配合，專門從事社會服務令的執行。如果深圳要借鑒社會服務令的使用，必須同樣有這些配套的程式和人員，否則有法律卻難執行，恐怕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潛海龍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