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深圳直選工會主席的事情得到了全國的關注，因此探討工會在企業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也就成為了必要。
在西方，歷來存在反工會的傳統，而且一遇到經濟不景氣，他們就認為工會必須對經濟不景氣負責。反工會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如果能夠撤銷工會將會迅速地、立竿見影地恢復廠商或國家競爭力。
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中左派比較全面和系統地闡述了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為，不能用簡單的工資絕對水準來衡量其增長的幅度，而應與其生産率的增幅進行比較，較高且平均的工資水準還使僱主們不願意隨意解雇工人，而情願通過再投資對工人進行再培訓，以保持較高的勞動生産率和企業競爭力。
培訓制度的建立使工人們得到了比現時生産需要或勞動力市場所要求的更高的技能，從而使勞動力本身産生了一種“柔性”，為提高企業競爭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創造了前提條件。而且，獲得就業安全保障的工人不僅比較容易接受公司的培訓，而且由此在公司內部營造了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與合作氣氛。合作主義政制條件下企業裏的集體協議和共同決策使公司擁有了較高的雇傭穩定性。為了補償這一外部剛性，正如有的學者所説的，“高生産率、工人權利、彈性、工會化和經濟競爭力並不是不相容的，它們實際上可以成為高運作效率商業體系中高度相容的組成要素”。
工會勢力是經濟發展中一種重要的“有益約束”。工會的存在不僅阻止了“血汗工廠”（工資低、勞動條件惡劣、殘酷剝削工人）的短期行為，避免了廠商僅靠低工資和提高勞動強度獲得競爭力的可能性，而且還有助於形成産業資本的長期動力，敦促僱主通過R&D投資和培訓上的投資來贏得競爭力。
經濟衰退可以歸結為工會勢力以外因素作用的結果，工會勢力與經濟增長不存在重要的必然聯繫。恰恰相反，作為一個追求勞資關係權利和福利措施的機構，工會組織與廠商已經結為一個整體，他們共同成為外部世界的經濟競爭主體。
産業衰退很可能是工會力量弱小的原因造成的；工會的強大不僅與産業成功的資本積累有關，而且，強大的工會勢力必將導致工資適度和收入平等，從而激起産業發展的推動力。這是因為，參加工會的工人作為企業的代表和一員，他們會憑藉自己的勢力影響，在僱員和他們的管理人員之間傳遞資訊和承諾，從而有可能實現更優的資源配置，成為效率和收入平等強有力的發起者。
工會勢力産生的約束力不僅約束了工人放棄短期利益去追求更大的長期利益，而且對僱主也産生一種約束力，即強制僱主在進行他自己覺得有利的行為之前，要與工人商量並徵得工人們的同意，這就是共同決策；因此合作主義的優勢在於使管理層和勞動力都拒絕和排除了投機主義的壓力。勞資關係的這種制度安排，一般來説是在行業工會或政府干預之下制定出來的。
工會組織具有合法的社會地位來參與社會經濟管理體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不是障礙。通過考察發現，在左派政治上強大和工會運動相對集中統一的地方，一般來説，那裏的經濟表現就要相對好一些，換句話説，合作主義與國家競爭力之間具有某種正相關關係。他們認為，強大的工會勢力已經與一系列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結構結為一體，所以，合作主義政制是富有競爭力的，即強大工聯主義支援的福利國家與社會管理費用較低的國家相比是富有競爭力的。甚至有人斷言，凡是福利制度比較成功的國家幾乎都是“合作主義”或“三方主義”搞得比較好的地方。
較低的勞動標準對於對外經濟競爭能力與外貿結算毫無重大影響。工會勢力最強大的德國在出口方面雖然稍遜色于美國，但卻一直強于日本，8200萬德國人生産的出口産品幾乎與2.7億美國人一樣多，也就是説， 按每人平均計算，德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品出口國，“德國造”商品依然保持著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