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筆者在深圳參加了“高考改革背景下的中學教育”研討會。對于廣東省將于明年上半年推出的高考改革方案，參加研討會的中學校長表示，中學教育其實並沒有準備好。與會校長們建議，改革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充分聽取校長、老師、家長的意見，要避免高考改革政府熱，學校“冷”被動參加的局面。

　　令筆者感到困惑的是，多位中學校領導都對上海浙江兩地推出的高考改革方案，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也知道這兩地在推進時，出現了比較多的現實問題，包括師資問題、課程安排問題、學生選課問題、家長和學生對待改革的態度問題，可是，這些學校卻很難“先走一步”，按照國家高考改革的實施意見精神，對目前的課程、教學進行調整，以應對即將推出的高考改革。甚至可以說，雖然學校都清楚，各地遲早要推出改革，可目前還多處在觀望之中。

　　這是不是學校沒有緊迫感呢？非也！而是很多學校想做調整，卻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支持。比如，有學校領導說，深圳的很多學校已經“不差錢”，可是，學校的錢卻用不出去，不是學校沒有花錢的地方，而是政策不允許。按照深圳的教育投入，中學完全可以推進小班化教學，為即將到來的選課走班探索經驗，但是，政府部門對學校班額有明確限定，不得低于班額規定。如果班額限定這麼死，今後選課走班後，一門課只有幾個學生選怎麼辦？

　　再比如，按照新高考的要求，高中將增設課程，對中學生進行綜合素質評價，但是，很多高中並不具備增設課程的條件。要增設課程，就要增加師資，而教師編制卡得很死。在這種情況下，學校的辦法，無非有二：一是聘請臨聘教師解決上課問題，但這是違規的，深圳近年來這一問題很突出；二是將有的課程，實行“外包”方式，購買一些教育機構的優質課程（包括網絡課程），為學生教育教學服務。這是中學教育的創新，不再封閉辦學，然而，按照有關學校財務管理規定，中學是不能購買課程的，尤其不能和社會教育培訓機構有任何合作關係。

　　在“互聯網+”時代，學生接受知識的渠道越來越多，可是，政府部門管理學校的思路並沒有變，採取的還是簡單的計劃模式，對學校實行計劃、封閉管理。

　　在推進一項改革之前，政府部門積極按照改革的要求，創造改革的條件，為改革的啟動做好準備，這是順利推進改革所必需的，不能在改革方案公布之後，才發現這有問題、那有問題，讓改革推進阻力重重。

　　首先，高考改革方案的制訂，不能只是政府部門熱，而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被排除在方案之外，方案制定者要充分聽取各方意見，了解推進方案可能面臨的各方面問題。

　　其次，高考改革決不是教育部門一家的事，也不是一個單項改革，這是係統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在制訂高考改革方案時，是不是要通過人大立法程序——至少，應該有公開聽取意見、把民意納入決策的民主決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所有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都要參與到改革中來，係統梳理政府的規章、制度，有哪些和高考要求不配套，進而推進相關改革。

　　總體看來，目前的教育管辦評一體化，不適應高考改革，要求學校給學生選擇權、實行多元評價、開放辦學的新形勢。

　　高考改革要改，但不能隨意改，設計方案時，考慮周到、成熟些，會避免後遺症。我國一些地方近年來推進的高考改革、中考改革，弄得學校、老師、家長怨聲載道，這不是改革，而是折騰。

　　筆者建議，根據國家高考改革實施意見提出的“先行先試”要求，上海、浙江之外的所有省市，都應該在2017年等上海和浙江有第一屆新高考學生後，才宜推出新的高考方案，在2017年之前這段時間，各地應該充分調研，且對滬浙的改革進行跟蹤、觀察、分析、研究，基于上海、浙江新高考改革的存在的問題，對國家方案進行修正，並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高考方案，這樣的改革，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發揮改革的應有價值。(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