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夢太空 最亮的中國色彩是“青春”

　　逐夢太空 最亮的中國色彩是“青春”

　　嫦娥神舟團隊年均33歲，北斗團隊年均35歲

　　浩瀚太空再次迎來中國人。6月17日，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3名航太員乘坐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飛向太空，在距離地球幾百公里的高空，他們要組裝建造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太空之家”——中國天宮空間站。

　　從古時萬戶飛天，到楊利偉乘坐神舟五號飛向太空，再到如今的築夢天宮，中國人探索宇宙的腳步從未停歇。這背後，是一代代擁抱航太夢想的中國人，悄然將青春容顏變成了皚皚白髮。

　　1950年，身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學院最年輕終身教授的錢學森，為航太報國作出回國的決定，那一年他39歲；2003年，楊利偉乘坐由長征二號F火箭運載的神舟五號飛船進入太空，那一年他38歲；中國首批女航太員劉洋、王亞平飛天時，均為33歲；前不久剛剛宣佈圓滿成功的中國首次火星探測天問一號任務，80後、90後青年更是其中的主力軍……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航太報國的嫦娥團隊、神舟團隊平均年齡是33歲，北斗團隊平均年齡是35歲。

　　在逐夢太空的征途中，青春成為中國航太最亮麗的色彩之一。如同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前局長所感慨的那樣，“中國航太最厲害的，不是它取得的像載人航太工程這樣的巨大成就，而在於它所擁有的一大批年輕科學家和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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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

　　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將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升空，一首《東方紅》樂曲響徹寰宇，拉開了中國人探索宇宙奧秘的序幕。

　　長征一號點火發射的那天夜裏，陳克明是最後一批從發射塔架上撤離的人，這位中國航太科工六院參與長征一號第三級固體火箭發動機研製的功勳設計師，要對固體發動機進行最後的檢查。那一年，他34歲。

　　要發射173公斤的東方紅一號衛星，離不開運載火箭提供的強勁動力。1965年，一群年輕人毅然來到內蒙古的戈壁荒灘上，開始了我國固體火箭發動機的拓荒。這其中，就包括陳克明。

　　研製初期技術不成熟，常會遇到發動機故障甚至劇烈爆炸的危險情況。陳克明記得，當時一共進行了19次試車，其中前面13次均以失敗告終。

　　“回顧過去，航太事業確實是創業維艱，特別是固體動力事業，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粗到精，直到躋身於國際前列，走過了一段非常艱苦的歷程。”陳克明説。

　　他參加了這一型號的研究、設計、試製、試驗直至發射飛行試驗的全過程，“整個過程下來我無比自豪，這讓我同祖國的航太事業結下不解之緣，畢生難忘。”陳克明説。

　　他至今記得，197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部分研製人員受到中央領導接見的場景：錢學森、任新民、孫家棟、戚發軔，以及他本人在內的17位東方紅一號任務研製人員，在那晚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我們一上來就被直接領到城樓西側，雖然給每人安排了座椅，但大家沒有一個落座的，都被廣場上那紅火熱鬧的場面所吸引，燈火璀璨，人山人海，喜慶的鑼鼓聲和嘹亮的歌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陳克明説。

　　同樣是那一晚，作為中國航太科工六院子弟的楊世傑，從父母的話語中得知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消息：那天中午，一向“摳門兒”的父親，從扁扁的錢夾子中捏出1元錢給他：“買三挂小鞭炮，你們兄弟仨一人一挂，晚上咱們的東方紅一號衛星飛過來時放。”

　　大約晚上8點，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被雲團遮擋得嚴嚴實實。楊世傑記得，大家小聲嘀咕著：烏雲能擋住衛星嗎？衛星飛過來時能看到嗎？就在這些十三四歲的少年擔憂時，不知誰説了一句“登高遠望”的提議，七八個人便上了楊世傑家所在的家屬區北邊的土山坡上。

　　不知又過了多久，從山坡下傳來一聲又一聲呼喚他們回家的聲音。楊世傑記得，大家一邊戀戀不捨地往回走一邊説，天上的衛星一定會看到他們的，因為他們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因為他們身旁有一堆熊熊燃燒的火焰。後來，這些年輕人中，有不少接過父母的衣缽，成為新一代的航太人。

　　紮根

　　今年，有著41年黨齡的老黨員、77歲的中國航太科工六院46所研製專家楊佩娟在整理過去留下來的東西。一封錢學森給她寫的信又一次拿在手上：“楊佩娟同志，你的來信已經收到了……只要堅持在工作中學習，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快勝任目前的工作，並且作出自己的貢獻。”

　　楊佩娟第一次拿到這封信是在1966年，那一年，她22歲，剛工作沒多久的她給錢老寫信訴説自己的困惑：自己大學所學專業與工作內容對不上，怎麼辦？

　　1965年，我國首個固體火箭發動機研究院——七機部第四研究院(現中國航太科工六院前身)搬遷到了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建立起了新的研發生産基地。也是這一年，楊佩娟大學畢業，離開上海來到七機部第四研究院。

　　畢業後分配工作單位時，楊佩娟有不少選擇，但她決定去內蒙古：“哪最艱苦，哪最需要我，我就去哪。”從此，她紮根在塞北，再也沒有離開。

　　“前幾天沙塵暴，好多人都第一次見那種場面，但我都習慣了。”楊佩娟説。當年她剛到內蒙古時，也是看著滿天的黃沙瞪大了眼睛，“從上海到內蒙古，像是兩個世界”。

　　在上海，楊佩娟家住在靜安區南京西路的張園，現在“流金淌銀”的南京西路當時也是上海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張園弄堂的石庫門上雕著西式雕花，她上學路上會路過戲院、電影院、舞廳……來到內蒙古後，大家總叫她“上海姑娘”。走在泥地裏，楊佩娟動不動就“啪”地摔一跤——來內蒙古前，她甚至沒怎麼走過土路。

　　但生活上有多苦，楊佩娟都不在乎。她來到內蒙古，想用自己所學為國家作貢獻，卻發現使不上勁——自己的專業跟實際工作需要不對口，這讓她十分著急。迷茫中，她便給錢學森寫了一封信，訴説自己的苦惱，沒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

　　錢學森在信裏説：“我們在大學裏所學的那一點東西，比起事業的需要來，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識點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學到……”

　　上大學時，楊佩娟非常敬佩學校裏的老師：“他們怎麼能做得那麼好，給 　國家給人民作那麼大的貢獻，我能像他們一樣嗎？”現在，這個問題有了答案。紮根塞北草原50多年，楊佩娟的青春年華都寫在了這裡，她本人也成為我國航太固體動力事業分析測試領域專家。

　　“ 人活在世上得有一定的價值，能力是有大小的，我想，我把我的 價值充分發揮出來了。”楊佩娟説。

　　傳承

　　如果説老一輩親手編織了中國航太的“搖籃”，作為“航二代”的王文斌，則見證並參與了中國航太二次創業的輝煌。

　　上世紀60年代初，航太事業急需大量技能人才的加入，憑著嚴格“政審”關的章章紅印和一手過硬的鉗工技術，特別是黨員這一“名片”，王文斌的父親調入北京航太科技一院，成為航太事業的一員。

　　“常聽老人説，這一輩子最不悔的追求就是加入中國共産黨，做的最正確的事就是投身航太事業。這兩件事是老人這一輩子值得榮耀和留下滿滿回憶的事。”王文斌説。

　　當一紙調令遞到眼前時，老人二話不説，全家五口搬遷北上，于上世紀70年代初來到內蒙古，加入塞外航太建設大軍隊伍。從在北京住三層有暖氣的樓房，到住在靠自己生火取暖的磚土混合平房，從能夠吃到限供的大米白麵到天天吃限供的玉米麵及雜糧。

　　在王文斌的印象中，馬鈴薯、白菜、胡蘿蔔是四季中最難忘的菜品，父母親在空余時間還開墾了一塊自留地，種些應季的蔬菜，才有了些口味的變化。王文斌在北京出生，在南苑東高地“四小”上學，來到內蒙古，由於子弟學校課程不全，有時課本都不能及時發放，讓他的小學時光“放飛”了好幾年。

　　提到這些事，王文斌曾經問過父母，從首都北京舉遷到塞外呼和浩特，後悔嗎？老父親説道：“那時候不知道啥叫後悔，黨叫幹啥就幹啥，這也是事業的需要。”説這些話時，父親表情嚴肅、態度堅決，王文斌就是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中成長起來。

　　後來，軍校畢業的王文斌，轉業回到內蒙古基地，踏上了“航二代”的航太建設之路。如今的他，也即將步入花甲之年，很快就要離開這份從事了30年的航太事業，老父親還健在，他也可以親口告訴父親，自己無愧“航二代”的身份。

　　這樣的傳承，既在一個家庭上演，也在一個單位、一個地區乃至整個航太領域上演。有時，在領取一些重要獎項時，中國航太科工的科技領軍代表都不露面。許多的“張總師”“王總師”“劉總師”在公眾面前仍然默默無名。或許幾十年之後，他們才能夠為世人所知，就像今天人們知曉錢三強、鄧稼先、于敏、程開甲等老一輩軍工人幾十年前的事跡。

　　從半世紀前東方紅一號衛星升空，到神舟五號飛船實現中國人飛天夢，再到嫦娥一號開啟中國探月之旅，不同時代的熱血青年投身航太、挑起大梁，鏗鏘有力地訴説著“為國鑄劍”的壯志雄心。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邱晨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