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歲的時候，父親第一次這樣跟我說：世界是一個係統，學校是一個係統，社區是一個係統，城市、政府——任何一定規模的人類群體，都是一個係統。就此而言，人體也是一個係統，因其是由更小的生理子係統組成的。

　　刑事司法毫無疑問是一個係統，天主教會也是——千萬別讓他打開話匣子，然後是有組織的體育比賽、聯合國，當然，還有美國小姐選美比賽。

　　“你不一定要喜歡這個係統，”他教訓我說，“你不一定要信任或認同它，但你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你才能活下去。”

　　家庭是一個係統。

　　那天下午我放學回家，卻看到父母都站在客廳里。我的父親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很少在七點之前回家。可現在，他卻站在母親最心愛的碎花沙發旁，腳邊整整齊齊地碼著五個手提箱。母親在哭，當我推開門，她立即轉過身遮住自己的臉，但我仍然可以看到她的肩膀在抽搐。

　　我的父母都穿著厚重的羊毛大衣，在還相當暖和的十月下午，這顯得十分奇怪。

　　父親先說話了：“到你房間去，挑兩樣東西，任何你想要的兩樣，但是要快，安娜貝拉，我們時間不多了。”

　　母親的雙肩抖動得更加厲害。我放下書包，進了房間，盯著這個刷著粉色和綠色牆漆的小小的空間。

　　在我過去所有的時光里，這是我最想重溫的一刻：在這個我度過青春時期的臥室里短短的三分鐘。我的手指掠過貼滿貼紙的書桌，滑過放有祖父母照片的相架，跳過雕花鍍銀的發刷和特大號的手鏡。我撇下了我的書，甚至都沒有考慮我收集的彈珠和珍藏的幼兒園時期的畫。我記得我在最喜歡的毛絨玩具狗和我最新的寶貝——新娘芭比之間作了非常掙扎和艱難的選擇。我選了我的狗——布瑪，然後抓上我最心愛的嬰兒毯——一張深紅色法蘭絨毛毯，四周是粉紅緞面花邊。

　　我沒有要我的日記，也沒有要我最好的朋友多麗彼得拉切利寫給我的那一摞傻傻的、滿是涂鴉的信，我甚至沒有要我的嬰兒相冊，至少這可以讓我在以後的歲月里時不時看看母親的照片。我是個年幼、受驚的孩子，舉止都是孩子氣的。

　　我想父親早就料到我會挑什麼，我想他就是想親眼看著一切來臨，即使那時也是如此。

　　我回到客廳。父親在外面把行李搬上車，母親雙手抱著客廳與廚房之間的那根柱子。有一剎那我以為她不會松手了，她要表明立場，要求父親停止這種愚蠢的舉動。

　　但是她伸出手來，摸著我烏黑的長發。“我這麼愛你。”她抓住我，緊緊把我抱在懷里，沾滿淚水的臉頰貼著我的頭頂。然後她把我推開，飛快地擦了擦臉。

　　“到外面去，親愛的。你父親是對的——我們必須快點。”

　　我跟著母親來到車前，胳膊底下夾著我的布瑪，雙手緊緊攥著我的毯子。我們各自坐上慣常的座位：父親坐在司機位上，母親坐副駕，我坐在後面。

　　父親將我們的小本田開到大路上。金黃、橘黃的樹葉從山毛櫸上打著轉兒飄落下來，在車窗外飛舞著。我張開手指貼在玻璃上，似乎真的能觸摸到它們一樣。

　　“跟鄰居們揮揮手，”父親指示我，“假裝一切都很正常。”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那條有著橡樹點綴的小巷。

　　家庭是一個係統。

　　我們開車到了坦帕市 。我的母親一直想去佛羅里達看看。父親解釋說：在新英格蘭過了這麼多陰冷的冬天，現在去體驗一下棕櫚沙灘難道不是很好？

　　既然母親選擇了地點，那麼我們的名字就由父親來選了。我現在叫莎莉，父親是安東尼而母親是克萊爾，是不是很有趣？新城市，新名字，多麼有意思的一次冒險。

　　開始時我會做噩夢，非常可怕的噩夢，以至于醒來時我常常會尖叫著：“我看見了什麼，我看見了什麼。”

　　“這只是個夢。”父親拍著我的背，試圖安慰我。

　　“但是我害怕。”

　　“噓，你現在還太小，根本不知道害怕是什麼，所以需要爹地在這兒。”

　　我們沒有住在棕櫚沙灘間。我的父母從沒提過，但現在成年後的我再回想起來，我意識到數學博士不是那麼容易就能重操舊業的，尤其是在連身份都是假的的情況下。父親找了個開出租的工作。我喜歡他的新工作，這意味著他一天的大多數時間都可以待在家里，而且，有自己的專用出租車接我放學也似乎是件很炫的事情。

　　新學校比原來大，管得也更嚴。我想我是交了些朋友的，盡管在佛羅里達那段日子的許多細節我都已經記不清了，更多的是關于不太真切的時間和地方的記憶。在那里，我的下午都是在自我防禦的基礎訓練中度過的；在那里，就連我的父母都顯得十分陌生。

　　父親總是在我們的一居室公寓里嘮叨著：“你說什麼，莎莉？讓我們布置一棵棕櫚聖誕樹吧。是的，先生，我們玩得很開心！”母親總是心不在焉地一邊哼著歌一邊在客廳牆上畫著色彩明亮的珊瑚；她會因為在十一月里買了件泳衣而咯咯笑個不停；會不懷好意地學習烹制各種稀奇古怪的白魚。

　　我想我的父母在佛羅里達是開心的，至少他們是想要開心的。母親裝飾我們的公寓，父親重新拾起了素描的愛好。有時晚上父親不用工作的時候，母親就在窗戶邊擺好姿勢給父親當模特兒，我就躺在沙發上，心滿意足地看著父親拿著小小的鉛筆用嫻熟的筆法捕捉著母親嘴角戲弄的神情。

　　直到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看到收拾好的箱子和表情嚴酷的面孔。這次不用多問，我自動走進我的房間，抓上布瑪，找到我的小毯子，然後回到車旁，爬上後座。

　　很長時間都沒有人說一句話。

　　家庭是一個係統。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們到底住過多少城市，用過多少名字。我的童年就是一片模糊的新面孔、新城市和那些始終不變的舊箱子。每到一個地方，我們就會找最便宜的一居室公寓，父親第二天就會出門，回家時他就已經找好了工作——相片衝洗員、麥當勞經理、售貨員，諸如此類。母親會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打開、放好。我呢，則被塞進新的學校。

　　我知道自己已經不像以前那麼愛說話了，我知道母親也是。

　　只有父親一直情緒高昂。“鳳凰城！我一直都想體驗一下沙漠的感覺。辛辛那提！哦，這是屬于我的城市。聖路易斯！這是適合我們的地方！”

　　我記得自己不再做噩夢，它們就這樣不見了，或者是被更加迫在眉睫的擔憂擠到了一邊。多少個下午我回到家看到母親在沙發上暈過去，我不得不去上烹飪課，因為她再也無法站起來了，我要煮好咖啡強行灌進她的喉嚨，我還要在她的錢包里翻找錢，以便能在父親下班回家之前買好菜和雜貨。

　　我想相信他對此是心知肚明的，但直到現在我都不太肯定，但似乎至少對我和母親來說是這樣的：我們越是使用那些假名字，我們就越是失去自己，直到我們在父親的喧嚷中變成了沉默的、輕飄飄的影子。

　　她一直撐到我十四歲的時候。堪薩斯城，我們維持了九個月，父親升職做了西爾斯汽車部門經理，我正在想著參加我的第一次舞會。

　　我回到家。我的母親——那時她叫斯特拉——面部朝下躺在沙發上，這次我沒有搖醒她，我模糊地記得我跑過客廳，使勁敲著鄰居的門。

　　“我媽媽，我媽媽，我媽媽！”我尖叫著。可憐的托雷斯太太——盡管她從來沒有從我們這兒得到過一絲笑容或是一聲問候——打開大門，奔到客廳，雙手掩住她突然淚汪汪的眼睛，說我母親已經死了。

　　警察隨即趕到，然後是急救醫生。我看著他們把她的屍體移走，橘黃色的空藥瓶從她的口袋里滑落，一個警察把它撿了起來，然後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們要打電話通知什麼人嗎？”

　　“我父親很快就回來了。”

　　他走了，剩下我和托雷斯太太。我們坐在她的公寓里，屋子里彌漫著濃濃的墨西哥胡椒和玉米粉蒸肉的味道。我喜歡她挂在窗前的艷麗的條紋窗簾和破舊的棕色沙發上醒目的花坐墊，我在想再次擁有一個真正的家將會是什麼感覺。

　　父親來了，跟托雷斯太太說了無數感謝的話，然後把我領走了。

　　“你明白我們什麼也不能跟他們說嗎？”一等我們安全地縮回自己的公寓，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說個不停，“你明白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嗎？我要你一個字都不要說，辛迪，一個字都不要說。這是非常、非常棘手的。”

　　警察再次回來的時候，他負責說話。我在那間極小的廚房里熱著雞湯面。我其實並不餓，我只是想讓我們的公寓聞起來也像托雷斯太太家一樣，我想我的媽媽回家。

　　我後來發現父親在哭。他蜷在沙發上，手里拿著母親破爛的紅睡衣，止不住地嗚咽著、嗚咽著、嗚咽著……

　　那天晚上父親第一次睡在我的床上，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事情不是那樣的。

　　家庭是一個係統。

　　我們等了三個月才領回母親的屍體。政府要解剖檢驗，我一點都不明白，但有一天媽媽回來了。我們陪著她從停屍間到殯儀館，她被放在一個貼著別人名字的棺材里，然後被投進焚化爐。

　　父親買了兩個小玻璃瓶，挂在鏈子上，一個給他，一個給我。

　　“這樣，”他說，“她就能一直貼近我們的心。”

　　萊斯利安格蘭傑，這是母親真正的名字，萊斯利安格蘭傑。父親將小瓶裝滿母親的骨灰，然後我們把它們挂到脖子上。剩下的骨灰，我們撒到了風里。

　　為什麼還要買墓碑呢？它封住的不過是一個謊言而已。

　　我們回到公寓，這次，不消父親說，我已經在三個月前就將我們的箱子打包好了。這次沒有布瑪，沒有毯子，我把它們放進了母親的棺材，同她一起化成了灰燼。

　　一旦你的母親不在了，結束幼稚的時間也就到了。

　　我選擇了西耶娜這個名字，父親將會成為比利鮑勃，但我同意他使用B.B.的縮寫。他翻了翻白眼，但是接受了。既然我榮幸地選了名字，那麼就應由他來選擇城市。我們去了西雅圖，父親一直想去西海岸看看。

　　我們在西雅圖過得不錯，兩人都是。父親又回到西爾斯，沒有透露他曾經在一家分公司工作過，因而被大家認為是一路平步青雲的天才。我進了另一所擁擠、資金不足的公共學校，湮沒在眾多名字平平、相貌平平的二等生中。

　　我也經歷了生平第一次的叛逆：我加入了一個教會。

　　這個小小的公理會教堂離我們家只有一個街區之遙，每天上下學我都打那兒經過。一天，我探頭看了看。第二天，我找了個座位。第三天，我就和教士交談了起來。

　　我想知道，如果你被埋在錯誤的名字下面，上帝還會讓你進天堂嗎？

　　那天下午我和那位教士談了很長時間，他戴著瓶底厚的眼鏡，稀疏的白發，帶著善意的微笑。回到家時已經過了六點，父親在等我，桌上沒有飯菜。

　　“你去哪兒了？”他問道。

　　“我有事耽擱了——”

　　“你知道我有多擔心嗎？”

　　“我沒趕上車。我和一個老師討論家庭作業。我一路走回來的，我不想打擾你工作。”我含糊不清地說，雙頰通紅，聲音聽起來一點都不像我的。

　　父親朝我皺了好長時間的眉。“你隨時都可以給我打電話，”他突然說，“我們要一起面對這一切，孩子。”

　　他弄亂了我的頭發。

　　我想念我的母親。

　　然後我走進廚房，開始做砂鍋吞拿魚。

　　說謊，我發現，就像毒品一樣會讓人上癮。之後，我告訴父親我加入了辯論隊。這樣我就可以在教堂待上無數的下午，聽唱詩班練歌，和教士交談，靜靜沉浸在這個地方。

　　我一直留著烏黑的長發。小時候，母親常給我編上麻花辮；到了青春期，我把頭發放了下來，濃密的頭發遮住了我的臉。一天，我覺得我的頭發妨礙了我欣賞教堂里美不勝收的彩色玻璃，于是就走進街角的理發店把它剪掉了。

　　父親一個星期沒有和我說話。

　　坐在教堂里，看著鄰居們來來去去，我突然覺得自己超大碼的T恤十分土氣，寬大的牛仔褲也不合身。我喜歡看人們穿著鮮艷的衣服，鮮艷的亮色會吸引你的注意力，讓你注意到他們臉上盈盈的笑意。這些人看起來很快樂，平凡卻充滿愛意。我相信如果有人問起他們的名字，他們會毫不遲疑地脫口而出的。

　　我買了新衣服——為了辯論隊；我開始在每個周一的晚上參加施舍所——學校的要求，我告訴我的父親。每個人都要做滿自己的社區服務。那里還有一個做義工的英俊的年輕人，棕色的頭發、棕色的眼睛，馬特費舍爾。

　　馬特帶我去看電影。我不記得看的是什麼了，我只記得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手心里汗津津不敢大聲喘氣的感覺。看完電影後，我們吃了冰激淩。天下著雨，他把外套舉在我的頭上。

　　然後，擠在他那件有古龍水香味的夾克下面，他吻了我，我的初吻。

　　我飄飄然回到了家，雙臂環抱在腰前，臉上帶著夢幻般的笑容。

　　父親在大門口迎接我，身後是五個手提箱。

　　“我知道你一直在幹什麼！”他宣稱。

　　“噓——”我說，一根手指放到他的唇邊，“噓——”

　　我跳著舞經過目瞪口呆的父親，飄進我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在床上躺了八個小時，讓那幸福肆無忌憚地漫延……

　　我有時還會想起馬特費舍爾。他結婚了嗎？是不是還有了兩個孩子？他有沒有跟別人說過那個他遇到過的最瘋狂的姑娘？吻過一次，然後消失無蹤。

　　早上醒來時父親已經走了，十二點左右他回來了，將一張假身份證啪的一聲放到我手里。

　　“我不想聽任何有關這些名字的爭論。”他說。我揚了揚眉，看到我的新身份：塔尼婭尼爾森，邁克爾的女兒。“光是加急辦理這些證件就花了我兩千美元。”

　　“但你選了名字。”

　　“這就是那家夥能給我的。”

　　“那你把這些名字帶回家了。”我堅持說。

　　“好吧，好吧，隨便。”

　　他已經一手提了一個箱子。我一動不動地站著，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絕不妥協的表情。“你選擇了名字，那麼我要選擇地方。”

　　“先上車。”

　　“波士頓。”我說。

　　他睜大了雙眼。我看得出他想爭辯，但規則就是規則。

　　家庭是一個係統。

　　如果你一生都在逃避某件壞事，那麼你應該想一想有一天它終于降臨會是什麼感覺。我想我的父親永遠不會知道了。

　　警察說他跌下了馬路，被超速行駛的出租車當場撞死，身體在空中飛了二十英尺，直到前額撞到了一根金屬路燈桿上，撞出了一個坑。

　　那時我二十二歲，終于結束了漫長的學校生涯。我在星巴克找了份工作，經常步行，存夠錢買了臺縫紉機，然後我就開始了自己的小生意，制作定制的窗簾和各種靠墊。

　　我喜歡波士頓。回到這個我童年時期的城市沒有讓我因為恐懼而不知所措，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我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倍感安全。我喜歡在公共花園 里徜徉，在紐伯里大街逛逛櫥窗，我甚至喜歡這里的秋天——空氣里彌漫著橡樹的味道，夜晚會變得很涼爽。我在北部找了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寓，可以隨時步行到麥克餐廳吃點剛出爐的奶油酥卷。我挂上窗簾，養了只狗，甚至學著做玉米粉蒸肉。晚上，我會站在裝了鐵柵欄的五樓窗戶邊，手里握著母親的骨灰，看著不知姓名的陌生人打下面經過。

　　我告訴自己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我告訴自己沒有什麼可害怕的。父親決定了我的過去，但我還有自己的未來，我再也不會四處奔走了。我當初選擇波士頓是有原因的，現在我要在這里一直待下去。

　　然後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發生了。我拿起《波士頓先驅報》，看著頭版頭條：二十五年後，我被發現已經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