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喜歡老話，其中他最喜歡的是：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在我父親眼里，就是一切。我們逃到馬薩諸塞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為我做準備。

　　我們從七歲孩子的《安全法則一○一條》開始：不要吃陌生人給的糖果；不要和任何人一起離開學校，哪怕是認識的，除非他或她能給出正確的密碼；不要走近向你靠近的車，如果司機要問路，叫他去問大人。找走失的小狗？叫他找警察。

　　半夜房間出現陌生人？要大喊、尖叫、捶牆。父親解釋說，有時候一個孩子要是受到過分驚嚇，她的聲帶可能發不出聲，那麼就扔臺燈，踢倒桌子板凳，將小東西打碎，吹紅色緊急口哨，任何可以制造聲音的事。我甚至可以毀掉整個房子，父親答應我。那時，我的父母可沒有瘋。

　　要搏鬥，父親跟我說，踢膝蓋骨，挖眼睛，咬喉嚨。搏鬥，搏鬥，搏鬥。

　　年紀大一點後，我的課程也變得更為復雜。練習空手道增強技巧，加入田徑隊訓練速度，還有更高級的安全貼士。我學會隨時鎖上大門，即使大白天在家里也是；我學會開門前一定先看看貓眼，以及對不認識的人，一概不予搭理。

　　走路時要抬起頭，腳步要輕快。與人要有目光接觸，但持續時間不要太長，只要足夠讓對方明白你對環境很熟悉即可，不要引來不必要的關注。感覺不對頭，就應該跑向前面最近的人群，跟著他們。

　　如果我在公共澡堂受到威脅，要大喊“著火了”——人們對火警的反應快于強姦的呼救聲。如果在商場感覺到危險，迅速跑向最近的女性——女人更有可能採取行動，而男人往往不願多管閒事。如果遇到持槍者，逃跑——即使是最熟練的神槍手，要打中移動的靶子也是很困難的。

　　離開家或工作場所時，一定要將車鑰匙拿在手里。走向車子時要將鑰匙像小刀一樣突出放在彎曲的手指之間。如果有陌生人站在身後，務必不要鎖上車門。上車前一定要先檢查後座。上車之後，要保持車門一直緊鎖；如果需要空氣，可以將一扇窗戶打開一英寸寬。

　　我的父親不相信武器；他從報上看到報道說，女人常會把槍弄丟，反而使自己處于不利。所以直到十四歲我脖子上都一直挂著個口哨，緊急時可以吹響，並總是隨身帶著球棒。

　　但是，那一年，我在當地健身房的初級拳擊比賽中擊倒了我的第一個對手。因為喜歡自由搏擊我放棄了空手道，事實證明我對此還挺擅長的。圍觀的人嚇壞了，被我放倒的男孩的媽媽說我是個怪物。

　　父親帶我去吃了冰激淩，說我做得很好。“聽著，不是我提倡暴力，但是如果你受到威脅，辛迪，不要退縮。你很強，出手很快，你有做拳手的天分。先出擊，再發問。要時刻準備著。”

　　父親為我報名參加了更多的比賽，我磨煉了我的技巧，學會了集中自己的力量。我很快，很強，我的確擁有拳手的天分。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直到我開始贏得太多，而這理所當然會招來多余的關注。

　　再也沒有比賽，再也沒有生活。

　　終于，我當著父親的面把這些話扔了回去：“準備？我們一直在逃跑，這樣的準備有什麼用？”

　　“是的，親愛的，”父親不厭其煩地解釋，“但我們能夠逃跑正是因為我們有準備。”

　　星巴克的早班一結束我就直接去了波士頓警察局。離開法尼爾廳 ，我只要走一個街區就可以到地鐵站，然後可以乘橘線 到羅格斯大街。我前一晚做了功課，也做了相應的裝扮：低腰、破舊的牛仔褲，磨損的褲腳一直拖到地上，一件薄薄的巧克力色的女士背心套在黑色緊身長袖棉襯衫外面。腰上係了一條棕、黑、白、紅、藍色混合的圍巾，背著超大藍花單肩包。

　　我把頭發放了下來，黑色的頭發垂到半腰，耳朵上戴著巨大的銀耳環，經過的人可能會認為我是西班牙人。我想這樣的裝扮對于我下午要去的地方可能比較安全。

　　州府大街和往常一樣熱鬧。我將代幣塞進投幣口，慢步走下臺階，迎面撲來任何地鐵站都不會缺少的強烈、濃鬱的尿騷味。擁擠的人群是典型的波士頓特徵——黑人、亞裔人、西班牙人、白人、有錢人、老年人、窮人、專業人士、工薪階層、小混混，都在這個五彩繽紛的城市畫面上漫無目的地打著轉兒。自由主義者喜歡這種垃圾，但我們大多數人只希望能中個大彩，給自己買輛車。

　　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和她十幾歲的孫女一起慢慢走著。我站到她們旁邊，保持著適當的距離，既避免有侵入之嫌，又讓我能看到人群。我們都注視著遠處的牆，大家都小心避免著彼此的眼神接觸。

　　地鐵終于到站了，大家擁擠著向前，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擠進了這個金屬管。然後所有的門“嗚”的一聲齊齊關上，列車在隧道里疾馳。

　　這一站沒有足夠的座位。我站在車里，扶著金屬桿。一個戴著頭帶、身穿超大T恤和寬松牛仔褲的黑人孩子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了那位老太太。她對他說了聲謝謝，他說沒什麼。

　　我從一邊挪到另一邊，眼睛注視著車門上方用不同顏色標出地點的交通圖，同時也在十分小心地觀察著這個空間。

　　離我右邊比較遠的地方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亞洲男人，工薪階層，坐在那里，低著頭，垂著肩，剛剛辛苦過完了這一天。旁邊坐著的是剛才那個老太太，孫女站在旁邊。然後是四個十幾歲的黑人少年，穿著正式的幫派制服，他們的肩膀隨著列車有節奏地搖晃著，坐在那里，眼睛盯著地上，一句話也不說。

　　我身後是一個帶著兩個小孩的女人，女人看起來像是西班牙人，六歲和八歲的孩子卻是白人，可能是個保姆，帶著兩個小孩去公園。

　　她旁邊是兩個十幾歲的女孩，都是時髦的都市打扮，編著辮子，巨大的鑽石耳釘在她們的耳朵上閃爍。我沒有轉移目光，而是像雷達似的盯住她們。女孩比男孩更加難以預料，因此也更加危險。男人會先擺出姿勢，女人往往直接就衝過來，如果你不讓步，她們就會亮出事先藏好的刀猛砍一通。

　　我對這兩個女孩倒不是很擔心，她們是已知的陌生人，而通常將你打倒在地的是那些未知的陌生人。

　　羅格斯大街到了，一切正常。車門打開，我離開了，沒有人多看我一眼。

　　我將包搭在肩上，朝臺階走去。

　　我從來沒有去過羅克斯伯里 的新警察總部，只聽說過有關停車場的午夜槍殺以及人們在大門外被毆打的傳聞。顯然，新地點的選定旨在改善羅克斯伯里的某種政治命令，至少是想使這里的夜晚更加安全。但從我在網上所看來的，這似乎沒什麼效果。

　　我將包緊貼在身體的一側，用腳掌走路，做好有任何突然舉動的準備。羅格斯大街地鐵站很大，擁擠又潮濕。我在人群中迅速地迂回穿梭，顯得果斷而堅定，因為迷路的人是不可能有這種神情的。

　　出了車站，走下一段很陡的臺階，我看到右邊高聳的無線電天線，然後心領神會。然而就在我沿著人行道走的時候，身後傳來輕蔑的叫喊聲：“看起來不錯，墨西哥人！想嘗嘗真正有肉的玉米煎餅嗎？”

　　我轉過身。三個黑人男孩。我朝他們豎起中指。他們只是大笑。領頭的，看樣子不過十三歲，抓著自己的襠部，現在輪到我大笑了。

　　這讓他們有點惱火。我轉過身，繼續走我的路，腳步平靜，速度均勻。我將雙手緊緊握成拳，好讓它們不再顫抖。

　　波士頓警局總部很容易就能找到。一方面因為它是矗立于一片正在施工的褐色住宅建築之中的一棟巨大的、玻璃和金屬建成的大樓；另一方面，它大門入口的四周都設置了水泥路障，好像這座大樓實際上是位于巴格達的市中心似的。國土安全 ，讓人人周圍都是政府建築。

　　我的腳步頭一次有些猶豫。既然昨晚我已做出決定，我就決不允許自己再想，我計劃過，行動了，現在我已經到這兒了。

　　我把包放下，拿出一件牛奶巧克力色的燈芯絨夾克穿上，這是我所能進行的最大程度的改裝了。因為這事關重大。我沒有證據，警察們只能選擇相信或者不相信。

　　大樓里，人們在金屬檢測儀前排著隊。負責的警察要求看我的駕照，他檢查了我的大包，然後用一種讓我主動坦白的眼神上下打量我，是的，我是來警察局走私槍支、炸彈和毒品的。我沒什麼可說的，然後他讓我過去了。

　　前臺的桌子上，我把那張報紙又拿了出來，再一次核對了警探的名字，雖然，說實話，我已經把她記在心里了。

　　“她在等你嗎？”身穿制服的警察神情嚴厲地看著我。他身材高大，留著濃密的小胡子，讓我立刻想起了丹尼斯弗朗茲 。

　　“不是。”

　　又是一番上下打量：“你知道，她這幾天很忙。”

　　“告訴她安娜貝拉格蘭傑在這兒，她會想知道的。”

　　這名警察大概沒有很留心這個新聞。他聳了聳肩，拿起電話，跟什麼人說了我的留言。然後又是聳聳肩，放下電話，叫我等著。

　　又有人站進隊伍里，所以我拿上包，緩緩走到了長長的拱頂會客室中央。有人在這里放了這個警局的歷史展示。我仔細端詳著每張照片，閱讀著那些標題，在展板前來回走著。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的雙手顫抖得更加厲害。我在想趁現在還有機會我應該馬上逃走，接著又想如果能吐出來可能會好受一些。

　　終于聽見了腳步聲。

　　一個女人出現了，徑直向我走來，小直筒牛仔褲、細高跟靴子、緊身白領的襯衫，紐扣全扣，一把大槍係在腰間的皮套上，臉龐周圍是淩亂的金色卷發。她看起來像個封面女郎，直到你看到她的眼睛：果斷、直接、表情嚴肅。

　　那藍色的目光追尋到了我，剎那間她的臉色變了，她看起來像是見到了鬼魂一般，然後她將這里封閉起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氣。

　　我的父親說錯了，生命中有些事情是你無法準備的，就像你還是個孩子時卻失去了你的母親，或者是在你還沒來得及憎恨你的父親前他卻已經早早地走了。

　　“怎麼回事？”警長蒂蒂華倫問道。

　　“我叫安娜貝拉瑪麗格蘭傑，”我說，“我相信你們正在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