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泰安

　　雖然許多人在年輕時懷有理想和抱負，但後來真正能夠實踐的卻不多，作為20世紀重要人物之一的史懷哲是其中的一個典范。他天生聰穎，有父親和良師指點，當年他求學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又具有自由的學術風氣，他可以說是得天獨厚。但是他能夠成為影響世人的人道實踐者，主要還是來自他後天的努力和堅韌不拔的意志。

　　史懷哲在24歲就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且在神學、哲學和音樂方面嶄露頭角，在當時可說是前途無量，但是他選擇追尋他在21歲的一個明亮的早晨，從睡夢中醒來時所立下的抱負，那就是“30歲之前致力于學問和藝術的追求，30歲之後獻身于直接服務人群”。在他決定遠赴非洲行醫時，師長、友人嘲笑以對，批評他愚蠢、自以為是，是一個“頭腦不清楚的年輕人”，還有人竟然說他是因為愛情不遂才想遠走他鄉。當時支持史懷哲堅持下去的，除了堅強的意志和毅力，就是他悲天憫人的胸懷，他在本書中自述：“我一直無法接受自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卻眼見周遭許多人在悲傷與痛苦中掙扎。”就是這種人道精神的支持讓他能夠排除萬難，開啟他在非洲蘭巴雷行醫的慈善志業，並且持續到90歲告別世間，這當中他遭遇了許多挫折，包括染上痢疾多年，還曾被當作戰俘看待。

　　史懷哲一生治學嚴謹、好學不倦，不論做什麼都全力以赴，他全神貫注，按部就班，一天工作16小時，絲毫沒有懈怠。習醫期間，他在應付醫學課程、神學授課、布道活動及巡回演奏之余，還能夠同時從事宗教和音樂書籍（他是巴赫音樂和管風琴的專家）的寫作。

　　史懷哲是個謙遜、從不自滿的人，他在本書中說：“即使到今天，我在大庭廣眾之中依然會感到羞怯與不自在。”

　　然而在非洲行醫的歲月里，目睹疾病、貧窮、饑荒、殖民剝削和戰爭苦難，他沒有停止思考和閱讀。他在1921年出版的《原始森林的邊緣》一書中，沉痛地譴責“白人為了獲取物質利益在非洲犯下的不義、暴力及殘酷罪行……保持沉默與掩蓋事實，使得我們對非洲原住民的傷害持續至今，即便現在，準予殖民地的原住民獨立，也只是將剝削者轉換成他們自己的同胞，如此並不能彌補我們的錯誤”。他也指出原始民族的生存正遭受嚴重的威脅，主要肇因于“貿易行為所提供的酒精、白人傳入的疾病”等等，因此他堅決反對把造福殖民地人的行為視為一種恩惠或善行，“它其實應該是一種贖罪”。

　　當我們想起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在非洲和其他開發中地區不時發生的軍事政變、種族屠殺和強權國家為了物質利益所表現的默許態度，以及許多原住民族的酗酒和健康問題時，不禁要懷疑人類的文明究竟是在進步還是衰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史懷哲想起人類文明的問題，他認為人類文明衰敗崩解，才導致戰爭，而文明的沒落來自精神和倫理的低落。

　　1915年9月里的一天，他沿著奧果韋河搭船去診療病人，船在日落時分正要穿越一群河馬時，他心中毫無預期地突然閃現“尊重生命”這幾個字，之後他進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的倫理和世界觀，而他構思許久的《文明的哲學》一書之中心主題也因應而生。他認為即使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帶來物質的進步，如果人類不能朝著倫理的目標不斷奮鬥邁進，就無法真正受惠，也不能克服貪婪、妥協、迷信、現實政治，以及隨之而來的文明衰敗的危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大聲呼吁禁止核武試爆和加大對環境的保護。他這些言行在邁入21世紀的今天依舊是世人的暮鼓晨鐘。

　　左岸出版社的劉佳奇編輯邀我替這本書寫序時，提到誠品書店的總經理吳清友先生，多年前閱讀過我所翻譯的史懷哲著作《文明的哲學》，深感到身處21世紀，史懷哲所思所書依然有深切的意義，有意重新翻譯出版他的主要著作；因此這本書的催生者，實則可以遠溯自我的那本譯作。得知30多年前翻譯的一本書，能夠帶給一些讀者心靈的食糧，至感欣慰。記得當年接觸史懷哲著作，緣于我的忘年故交陳五福醫師，陳醫師受到史懷哲的感召，畢生在故鄉羅東懸壺濟世，他生前總是惦記著史懷哲的名言：每個人都有他心中的“蘭巴雷”。當年像五福醫師這般受到史懷哲影響而行醫行善的人不少。今天，何處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的“蘭巴雷”？

　　過去雖有若幹史懷哲書籍的中譯本，如今得知誠品願意再次出版他的主要著作，並以完整的面貌呈現給讀者，至為感佩。

　　（本文作者為臺灣“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