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與窮人、官人三者關係糾纏了幾千年。當前擺在富人面前的選擇題是，堅持下去還是一走了之，這是個問題。

　　早在二十世紀60年代，學者加爾布雷斯（Galbraith）就提出了“豐裕社會”的概念，期待人人都能成為富人，並且指出效率與社會公正是一對平衡力量。富人、窮人與官人混雜的中國社會里，富得像個人樣，很難嗎？

　　我的手機通訊錄中還是有不少“富人”的，他們是朋友、同學、過去同事和採訪對象。他們只要被貼上“富人”就好像變成另外一種人，遭人憎恨。我知道這叫傳媒的標簽論。通訊錄里這些人沒什麼遭人憎恨的，有些還一如既往的和善。

　　標簽論如此盛行，一說“官員”，馬上就跟腐化相連，一說“窮人”，馬上就跟弱勢相連。我知道這是極度兩極分化的形勢所逼。“富人”中當然有為富不仁者，但富人和富人還是不同的，比如有追求的企業家是不能和郭美美的幹爹劃在一類的。

　　我們能說“60%的富人為富不仁”或“60%的官員搞權錢交易”嗎？肯定有人不同意。本文為方便起見，雖然用“富人”這個標簽，但不泛指所有富人都怎麼怎麼樣。

　　我不是在為富人辯護，也不是在教富人使詐。

　　當下在中國做富人其實很麻煩。他們遠不像奢侈品雜志描繪的那樣瀟灑。大連實德的老板被抓之後，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辯解說：“我們只跟有追求的官員打交道。”企業家論壇上專家們規誡說，不要跟權力打交道。但在中國商既戒不了官，官也戒不了商。跟不跟權力綁在一起是項必選題，跟誰綁在一起則是項選擇題，答錯了你會攤上事。

　　王石主張“不行賄”，可房地產開發那100多個代表權力的圖章怎麼敲呢？

　　馮侖將民企老板歸結為三條：蹲著掙錢；選擇跟誰幹；要有價值觀—站著掙錢早把你滅了；跟誰幹不能選錯，有國母和妓女的區別；最後一條，我理解為即便淪落青樓，也須懷處子之心。

　　每當社會氣氛幹燥，富人就被架到火上烤。過去影視劇的主題是永遠不要同情富人。現在只要一發生寶馬撞人就點燃仇富之火。富人成社會不公的泄氣筒，或官員的“尿壺”（任志強語）。

　　嫉妒是平等和民主的前提。過去大家都是一夥的，你怎麼就發了呢，且發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社會不公或原罪，難免成為這種發跡可恥的印記。

　　但也有富人逆襲的，逆襲成了高富帥。比如高房價讓萬民狂啐可惡地產商，可任志強、潘石屹“伉儷”愣是一唱一和借微博逆襲了—政府拿走了房價的六七成卻將屎盆子往地產商頭上扣，成為“真相帝”。

　　過去三十年的迅猛發展是中國人選擇擁抱市場經濟的結果。但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帶來了兩極分化。富人難免成為輿論的靶心。

　　平心而論，多數富人並不容易。第一代富人喝粥吃鹹菜靠奮鬥出來的不在少數。至于他們的子女富二代炫富那是一代人教育出了問題：大家沒富過，都不懂財富怎麼傳承。

　　最近有小老板向延參法師抱怨做生意為什麼這麼累，大師用新形勢開導了他。是啊，馬雲退了。張朝陽也多次表示“太累了，真的是太累了”。李彥宏開車到家曾累得無法走進門，直接在車上睡了。

　　富人必須處理好三種關係：官商關係、貧富關係和商商關係。

　　中國的企業家是世界上最累的企業家，FT中文網的調查顯示41%以上的CEO（首席執行官）每天睡覺時間少于6小時。中國企業家身體不健康，跟中國企業所處環境不健康是緊密相關的。權錢交易，累；行政審批太多，累；要處理的關係太多，累；合作夥伴鬧權爭，累；勞工糾紛，累。企業家身兼創業者、大家長、

　　公關人員和三孫子眾職，豈能不累？

　　企業家俱樂部正和島最近發出倡議：“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王瑛發出“退島”聲明：一個擁有2 000多名新生代企業家的群體里，做出了如此之提示，難道忘記“重慶模式”，施虐數年，企業主們茍活難安，淒苦慘烈？

　　企業家不該談政治？也不對也對。不對的是社會所發生的一切與富人脫不了幹係，躲也躲不掉。你不幹涉政治，政治卻幹涉你。對的是中國當下太需要本本分分的企業家了！

　　企業家甚至整個富人群體的價值是：富人當好富人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你合格生產、安全生產、照章納稅、不行賄就是好企業家、好富人。另外，富人更應守住社會信托的那份財富，創造出良好的遊戲規則。如果他們還能做做慈善，則阿彌陀佛了。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把富人滅了，也順道把企業家連同企業精神滅了，可中國人還是沒富起來。當下，有追求有價值觀的企業家還是中國的稀缺物種，社會應當百般呵護。

　　富人必須處理好三種關係：官商關係、貧富關係和商商關係。尤其是商商關係，企業家幫助建立一個社會稀缺的遊戲規則如阿拉善的良性治理模式，其意義遠大于環保。

　　大家的祖墳都在這里，中國合夥人們別成了中國散夥人。

　　中國式合夥就是散夥，小股東不滿大股東，大股東算計小股東，都不尊重公司法。不合我意我就鬧，就拆臺，誰也別想搞成。這不是民主的預演嗎？

　　中國富人們成長于一個先天不足的年代，缺少最基本的制度體係和信用體係。中國的計劃經濟有社會主義思想道德，中國的市場經濟卻沒有相匹配的制度體係和價值體係。只能叫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或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初級階段走過三十年後是“社會基礎失序”，重建社會已經成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務。富人作為社會精英分子要邊生產邊建立制度，又要與權力劃清界限，在一個權力中心的社會，難度之大前所未有。

　　當前中國經濟正走向一個大拐點。企業大佬們在做什麼？王健林和張朝陽一起賣遊艇；宗慶後準備去澳洲“養牛”；潘石屹海外掃樓；王石“跟著移民客戶”去海外投資；馬化騰海外收購。更多老板則選擇用腳投票移民海外。

　　富人與窮人、官人三者關係糾纏了幾千年。當前擺在富人面前的選擇題是，堅持下去還是一走了之，這是個問題。有人提議給一切貪污受賄的劃一條紅線，之前的只要吐出來就既往不咎。照此，一切原罪也應既往不咎，大家從新開始。退一萬步講，只要肉爛在鍋里都是可以原諒的。要我看，雷政富比那些裸官強，人家300多萬愣是沒怎麼花都爛在了鍋里。

　　既往不咎，因為大家的祖墳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