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就是選擇了某種限制，無一例外。盧梭早就說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20世紀70年代安東尼奧尼（Antonioni）所拍紀錄片《中國》，意外為中國保留了那個年代國人生活淡定的一面。倘若這位意大利導演今天再來，會發現中國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論美國的民主》（1835） 一書中，托克維爾（Tocqueville）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說“為什麼富足的美國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過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國自殺率不高，焦慮症人數卻猛增。可見美國夢也有它病態的一面。
今天，美國夢消停了。輪到中國人焦慮了。
身份焦慮症中的中國人
陳丹青在一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論壇”上感嘆人們的生活總是被“規定”著。所幸，他幹了兩件無用的事：寫文章與畫畫。所謂藝術家就是能幹自己認為爽的事的人。
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們被鬧革命、批判、下鄉、回城規定了；在計劃體制下，人被糧票、布票、油票等規定了；現在，在商品經濟時代，人們又陷入商業集權的規定，被電腦、馬桶、空調和手機規定了。陳在現場發問：我們今天誰可以不靠手機過日子，請站起來！
要不就活在被權力規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業規定的生活中。
中國古人被三綱五常規定著，淡定安逸。改革開放前有單位規定著，生老病死有人管。現在沒人規定了，那就接受市場經濟的苦逼歷練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就是選擇了某種限制，無一例外。盧梭早就說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相對三綱五常和單位領導，本人寧願選擇被商品經濟規定。理由簡單，因為有相對的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慮是自由的伴隨物。當你能相對“自由”地追名逐利時，焦慮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慮》（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蘭?德
波頓（Alan de Botton）提示中國人：新的經濟自由使數億中國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那就是身份的焦慮。
“身份的焦慮是我們對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擔憂。不管我們是一帆風順、步步高升，還是舉步維艱、江河日下，都難以擺脫這種煩惱。為何身份的問題會令我們寢食難安呢？原因甚為簡單，身份的高低決定了人情冷暖：當我們平步青雲時，他人都笑顏逢迎；而一旦被掃地出門，就只落得人走茶涼了。其結果是，我們每個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我們每時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圍。傳媒、飯桌、頒獎大會，無孔不入地叫囂：要成功！要成功！
我們能接受一個遠在天邊的人的成功，卻不能接受一個身邊的人的晉升或中彩。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感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到底為了什麼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關懷，得到他人的同情、讚美和支持。”對人最嚴厲的懲罰就是把他扔到繁華的大街上卻無人關注。
假如“自我”是一個氣球，里面裝著別人對你的評價，那你就被別人的尊重或鄙視規定了。
對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類的任何欲望一樣，都具有積極的作用：激發潛能、力爭上遊、阻止離經叛道的行徑。于是你不可
避免地患上身份的焦慮症。而做一些“離經叛道的行徑”或許正是救贖之道—做些無用之事以治愈時代焦慮症。
你有過一個幸福的童年了嗎？
關于該不該讓孩子做“沒用”的事，力挺派認為“沒用”的東西最有價值。偉大的藝術都是在“沒有用”的情況下誕生的。但多數中國人成長的路徑，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會認可的“有用的事”、“正確的事”，我想，這正是這個時代的人不快樂的根源。
逼孩子去學奧數、學英語是“有用的事”，讓孩子學會交往、學會合作、學會管理好情緒是“無用的事”，而往往這些看似無用的事卻又與孩子的幸福息息相關。
羅素說，參差多態乃幸福的本源。孩子們的生活被格式化為單一的應試教育菜單，你不選擇，就被拋到這架龐大的成功機器之外。
國外教育界日益宣揚一個人具有“同理心”的重要：一種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緒的能力，所謂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維》的作者概括為右腦六大能力之一。我以為，微博就是個鍛煉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對現行教育缺失的一種意外的補償。90後為何頻頻被曝發鴟？同理心缺乏，從小生活在以我為中心的溫室，基本沒有機會領教這個真實世界是怎麼看他們的。
我可以自豪地說，我領孩子去捉過蛐蛐、釣過魚，讓他們夜晚走過玉米地。但多數時候，為了“培養成人”，經常逼其就社會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兒子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長大可能沒出息但有個快樂童年，與長大變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間，我傾向于前者，但總有反復。我清楚，這是社會擰巴父母，父母再擰巴孩子。
楊振寧曾寄語年輕的清華校友們：“發現偏好、培養偏好、發展偏好。”他說得沒錯，人有18種天賦，發現一種你就跳出來了。讓藝術係的過英語關，讓物理係的過政治關，那是“毀人不倦”。
我讀了17年的書，最後發現，90%所學是無用的。你說說，啥是有用的事，啥是無用的事？
《新周刊》鼓勵去做無用之事，你可能說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痛，尤其對那些貧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繼日地苦讀，才有資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國，讀書是窮苦階層改變身份的唯一途徑，因為他們無“爹”可拼。賺錢養家，哪有工夫做“無用的事”？
時代正做一個國家崛起、經濟騰飛的大局，這個局把所有人夾裹其中—你被脅迫著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訴你，當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時，其結果可能是崩潰。假如有可能，停下來做些看似無用之事，笑看風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