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海珠資深社工流失率近50% 晉陞困難沒盼頭

　　當了4年社工，換了4個崗位，輾轉3座城市後，在中國內地勉強擠進“資深社工”行列的小寶(化名)決定報考公務員。離開打拼多年的廣東，他和同為社工的女友打算回湖北隨州“安定”下來。“安定”的指標包括成為一名地方公務員，在當地有房、有車等。

　　7月10日，就在小寶參加公務員入職體檢的這一天，在他此前工作過的廣東省深圳市，當地民政部門在給市人大代表的建議答覆中明確，今年政府採購社工服務的標準力爭提高到每人每年7.5萬元，這一標準較此前提高了5000元。

　　為了挽回優秀社工人才流失的局面，深圳幾乎每年都在提高採購社工服務的標準，2010年為每人每年6.6萬元，2011年提高到7萬元，今年又擬提高至7.5萬元。

　　然而，簡單加薪是否就能挽回社工流失的困局呢？答案或許是否定的。

　　工資待遇不是首要問題

　　在此前召開的共青團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廣東團代表、團廣州市海珠區委書記莊婷婷帶來一本“青年地帶”宣傳手冊，“明碼標價”招聘專業社工，薪資待遇從每月稅前2855元到12750元不等。

　　即便工資待遇不低，“青年地帶”仍有約15%的社工流失率，尤其是第一批較資深社工，流失率高達近50%。

　　“每一個人都是從剛畢業的菜鳥開始做起，花了很多心血一點一滴成長起來。”第一批社工，每一個人的名字莊婷婷都記得一清二楚，早期困難的時候，團委曾出資帶著這批剛畢業的“孩子”到香港、四川、武漢等地專業社工機構學習培訓，還入駐法院、司法部門、街道社區實習鍛鍊。

　　莊婷婷搞不明白，在困難時期，大家可以堅持著把一個個難辦的個案“啃”下來，現在條件好了，政府3年出資600萬元正式購買青少年社工服務了，有些人在“好日子”裏卻要選擇離開。

　　團代會上，她為一線社工們呼籲，“社工也有職業夢想，能否為他們創造一個統一的晉陞、發展空間，讓他們能有個盼頭？”

　　莊婷婷觀察下來，工資待遇問題其實只是社工人才流失諸多原因中的一個。一份讓人“有盼頭”的工作，遠比一份一成不變、初始工資待遇較高的工作更令人嚮往。

　　而內地社工工作眼下的關鍵問題就在於，讓人“沒什麼盼頭”，這也正是為什麼擁有兩三年工作經驗的社工人才流失率較高的主要原因。

　　廣州啟創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青少年項目主任張偉介紹，廣州地區的社工機構一般能給社工專業應屆畢業生提供稅後3000元至3500元的月薪，而這一工資水準，高於應屆生平均工資水準。

　　“招到社工不難，但兩三年後，你要讓他不走，就比較難了。”無論是專業水準，還是薪資水準，啟創機構在廣東省社工機構中都算中上水準，即便如此，留人依然困難。張偉説，問題的關鍵在於“發展前景”，“做社工，若干年後，你可能還是三四千元的薪水，還是在做一線社工，晉陞困難，薪水又低”。

　　以張偉本人為例，做到項目負責人級別，他的月薪7000余元，在廣州買不了房子，也“不敢”要孩子。他的60名社工專業大學同學中，畢業7年後仍堅持做社工的只有5人，其中1人在上海，4人在廣東。

　　晉陞困難，源於政府購買服務的不穩定性

　　一方面社工渴望擁有一個“有盼頭”的未來，另一方面，能為資深社工提供的晉陞、發展空間又極為有限。張偉告訴記者，能做到項目負責人崗位的社工只是鳳毛麟角，因為項目資源本身就很有限。

　　廣州啟智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總幹事李森指出，項目資源的局限性，主要源於政府購買服務的不穩定性，“今年或者近3年簽了一個服務項目，可能合約期滿後，換了一個領導，就不再做這個項目了”。

　　廣東是全國率先提出“小政府、大社會”主張的省份，也是全國政府購買服務領域的“排頭兵”，無論是購買服務的範圍，還是購買資金在全國都處於領先位置。即便如此，“不穩定感”還是瀰漫在社工機構之中。

　　實際上，這種擔憂並非毫無來由，社工服務的“不穩定性”已經令東部沿海某經濟發達城市A市的社工機構“吃了虧”。

　　該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去年，A市民政部門以“公益創投”形式向社會組織購買“有創意的公益服務”。該機構申報的社區特殊家庭青少年矯治項目受到青睞，為120名社區特殊家庭青年提供了為期一年的、卓有成效的服務，並得到財政支援數十萬元。

　　而今年，根據民政部門的要求，申報項目要有“創新”，去年的項目不能再次申報。由於找不到願意“接盤”的愛心企業資助，社會效益極佳的特殊青少年矯治項目不得不面臨停擺。社工們也不得不中斷已有的經驗累積，而去迎合出資方的要求，從事另一項“創新”服務。

　　“這對社工專業性成長沒有好處，但這就是現實狀況。”這位負責人雖然看好特殊青少年群體的矯治工作，但因缺少經費，她不得不將工作重心轉移。她開始擔心，下一年再“創新”什麼，“我們的服務對象就這幾類人群，每年創新一類，最終只會導致每一類都不精、不專，專業性的提升需要無數經驗的累積”。

　　記者查詢發現，從中央到地方，對於“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文件大多不具有強制性，目前仍處於“鼓勵”階段。一些已經開始嘗試購買服務的地方政府，也並沒有出臺文件規定具體哪幾類社會服務應當或者建議由專業社會組織承擔。

　　這就很容易令人産生“換一任領導，換一個思路”的猜想。

　　莊婷婷從上任伊始，就接手“青年地帶”工作，這項工作被海珠區團委在正式文件中列為長期堅持的重點工作之一，歷經4次團區委書記“人事更疊”，仍未放棄。如今，“青年地帶”遍佈海珠區的各大社區、學校，從最初的沒錢、沒人、沒陣地，到現在的“樣樣全有”，致力於為6歲至30歲青少年及其家長提供心理輔導、個案諮詢、社區公民教育、維權等服務。

　　即便如此，莊婷婷也有擔憂，“錢畢竟是財政給的，最近3年是保住了，3年後什麼情況誰也無法預計”。她分析，3年後，她本人可能已經轉崗，下一任團委書記可能依然非常重視“青年地帶”工作，但錢能不能批下來、能否有漲幅或維持現狀，都是個未知數，“牽扯的部門太多，我們自己也沒底”。

　　花錢買“雜役”，還是買“社工”？

　　未來內地，能不能像香港一樣，培養出擁有30年以上經驗的、真正的資深社工？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社工個人職業素養能否實現逐步提升？

　　提升職業素養有兩條途徑，一是接觸大量一線個案，二是得到資深社工督導的指導。

　　接觸個案對於一線社工來説看似並不困難，但事實上，很多由政府購買“崗位社工”的地區，被購買的“社工”未必能有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個案接觸工作中。

　　小寶此前曾是某市司法所購買的司法社工，也在某市禁毒所做過禁毒社工。前者主要為社區安置幫教回歸人員提供服務，後者為吸毒青少年提供服務。按常理，他能接觸很多一般社工接觸不到的特殊案例，但實際上，大多數時間，他都被夾在社工機構和購買服務部門之間體會“兩難”。

　　“社工機構有考核指標，每個季度要完成多少任務量；購買服務的政府部門也有要求，他們人手不夠用時，我得幫忙。”小寶一邊要給司法局、禁毒所做“雜役”，一邊還要完成巨大的一線訪問任務量，經常忙不過來。

　　儘管上述兩個城市的崗位給小寶的工資每月能達到稅後5000元，但他仍然選擇退出，並投奔了廣州一家工資較低、但更規範的社工機構，專門從事青少年事務服務，“沒有好的職業規劃，沒意思，就不幹了”。

　　一名社工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政府購買“崗位社工”有利有弊。好處在於，能迅速通過行政手段覆蓋到很多領域；弊端是，社工入駐後，不可避免地會被要求承擔一部分行政工作。而後者，對於社工個人職業素養的提高沒有好處，還會使那些剛入職的社工産生倦怠，繼而退出這個行業。

　　在督導方面，啟智社工總幹事李森告訴記者，內地暫時沒有超過30年經驗的資深督導，一般要從香港請，“一個督導一天三四千元，一個月來三四次，大概一萬多元”。

　　李森説，廣東地區現在社工機構魚龍混雜，能請得起香港督導的只是幾家大機構。而督導對於一名社工的成長來説至關重要。

　　張銘煒是一個工作了5年的社工，最近，他退出原機構，打算自辦一家社工督導培訓諮詢公司，專為請不起香港督導的小機構提供督導服務。

　　“內地除廣州外，還有很多小社工機構，需要督導。”他敏銳地發現了內地督導市場的空白。他告訴記者，自己之所以能堅持做社工5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遇到了好督導”。

　　在他和督導6個多月的努力下，那個曾經令他頭疼不已、打算放棄的“閉關”青年，已經走出陰霾，並在一家公司做起了行政文員，“他當時20歲，不工作、不讀書，天天在家‘閉關修煉’看各種小説，也不搭理家人。”

　　張銘煒嘗試與其接觸半個多月無果後，得到了督導的指點，“他幫我分析了這一家人的不同角色定位，教我如何幫助這家人糾正各自的角色”。

　　張銘煒説，理想狀況下，每一個個案，社工都應能從中學到一個新的工作方法，但現實情況下，由於督導角色的缺失，很多年輕的社工在遇到問題時找不到好的解決方法，只能放棄，“對於社工來説，看到自己專業能力提升、服務水準提高，是最開心的事兒，反之，會很受挫”。

　　“受挫”多了，自然也就會失去繼續堅持的勇氣。

[責任編輯： 雍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