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破家庭養老困局：依託機構和公寓化老年社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在很多方面發生了轉型，在一定程度上解構和重塑了家庭的基本結構、贍養功能和人倫關係。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在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都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

　　快速的人口轉變使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我國不可逆轉地從“多子年輕化社會”轉向了“少子老齡化社會”。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呈現出蹺蹺板式傾斜發展的態勢，即一頭輕——0—14歲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一頭沉——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由於持續的低生育率，我國的家庭出現規模小型化、結構核心化、功能虛弱化、關係離散化、風險放大化的趨勢，養老問題接踵而至。隨著人口轉變的持續深化，獨生子女風險家庭、“4—2—1”結構脆弱家庭、失獨傷獨孤兒等殘缺家庭和代際居住分離的老年空巢困難家庭不斷增加，家庭抵禦養老風險的能力受到極大挑戰。很多成年獨生子女家庭缺乏來自子代的養老支援和情感慰藉，家庭養老功能嚴重弱化。

　　勞動力等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導致很多老年空巢家庭出現。青壯年人口大範圍、遠距離的流動導致家庭居住模式的離散化和成員關係的疏遠化，家庭空巢期提前出現，分開居住偏好得到強化，老年空巢狀況更加延長，老無所依的潛在風險因此放大。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中快速的生活節奏、激烈的職場競爭、較大的生存壓力，使孝道受到衝擊，孝親敬老的風尚不如過去淳厚，很少有人能做到和顏悅色、順終如初地善事父母，甚至出現了安享父母支援而不知感恩的“啃老”一族。

　　城鎮化進程導致農村老人和成年子女之間的“贍養脫離”。越來越多的中青年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半個城鎮化”，即職業非農化、棲居城鎮化。然而，他們在短期內卻難以跨越身份市民化的制度障礙，流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農村青壯年離開了家鄉和土地，也留下了老去的父母在夕陽下孤獨的身影。農村“留守老人”估計有數千萬之眾。社會迅速變遷、代際人口居住距離和心理距離的拉大，導致“供養—照料—慰藉”的三重脫離，很多農村老人被邊緣化。

　　中國自古就有家國天下的價值觀，家庭養老是人類社會傳承千年最基本、最可靠的養老模式，其親情滋養、其樂融融的功能也是獨一無二的。然而，社會轉型帶來了巨大的養老風險，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已經危機四伏、難以為繼。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家庭養老的社會化和互助化、居家養老的社區化和公寓化以及機構養老的專業化和層級化是當下養老方式變革的方向所在。

　　家庭養老是指養老支援力主要來自配偶和兒女的養老模式，與此對應的是社會養老和自我養老。家庭養老的變革方向是養老功能的社會化外移和網路化互助。社會化外移是指養老的道義責任和養老的照護責任的分離，即將年老的、生活開始不能自理的父母送去公共養老機構“托老”。而家庭養老的網路化互助，説到底是植根于血親基礎之上家庭關係網路中的養老互助，特別是生活上互相照顧、感情上互相慰藉的“老助老”模式。家庭養老的社會化和互助化成為時代的大趨勢，但我們始終要強調，兒女擔負的道義責任、贍養責任無論何時都應該堅守。其實，對父母的孝順作為愛的反哺，也是年輕一代做人成長的必需。

　　依託社區建構起家門口的養老助老愛老的社會支援系統，或者將成熟可靠的機構養老服務延伸、引入到居住社區中，以彌補傳統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和缺位，這就是居家養老的社區化。此種模式，可以讓老人不離開自己的家庭，通過整合調動社區內的各種服務資源滿足老人的一些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適當打造一些類似國外退休社區那樣的公寓化老年社區，主要服務於生活能夠自理的長者。關起門是小家——可以享受個人生活的私密和家庭的溫馨，打開門是大家——可以獲得朋輩的情感支援、社區的生活服務，共用老年生活的快樂，如北京的太陽城、上海的親和源等，為老年人打造幸福快樂之家。

　　對於機構養老，要不斷提升其專業化水準，讓入住養老機構的老年人能夠享受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老年照護以及有品質的養老服務，特別要關注老年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讓他們老有所安、老有所樂、老有所依、老有所學、老有所用；另一方面，養老服務要注重分層連結，實現功能互補、全面覆蓋。從自理老人的“安養”到不能自理老人的“養護”，構造安養護專業化服務體系，滿足老年人共性和個性的養老需求。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