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過大挑戰中國經濟

　　宋曉梧，第十一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與改革的實踐，在企業改革和勞動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方面撰寫了一些有理論創新和應用價值的論著、文章。

　　●分配差距過大或兩極分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兩極分化將産生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後果，對此，我們可能還估計得不足。

　　●它對經濟方面的挑戰，主要表現在當前的消費與投資比例嚴重失衡。對社會的挑戰，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造成社會矛盾多發。從中長期看，肯定是對政治的重大挑戰。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48期日前召開。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發表了題為“走向共同富裕”的主題演講。

　　宋曉梧説，分配差距過大或兩極分化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兩極分化將産生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後果，對此，我們可能還估計得不足。

　　宋曉梧説，改革開放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調動了職工積極性，居民收人水準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每人平均G D P是l90美元，2013年已近6000美元。l978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生活費支出分別為311元和116元，現在城鄉居民一個月的消費支出相當於1978年全年的三到四倍。但在肯定改革開放以來取得成績的同時，更應當看到當前民眾對收入分配現狀很不滿意，主要問題是分配不公、差距過大。

　　“收人分配是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現在關於收入分配問題在經濟學界和理論界也有一些爭議，有的同志認為不是太大的問題，基本上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但是我認為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至少從三個大的方面提出了挑戰。”宋曉梧説。

　　首先，它對經濟方面是個重大挑戰。儘管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把收入分配放到社會方面來講，但收入分配也是重大的經濟問題。它對經濟方面的挑戰，主要表現在當前的消費與投資比例嚴重失衡。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一個課題組對消費率做了國際比較。在他們所能收集到的數據中，中國消費率是最低的，包括政府消費在內只有44.7%，居民消費還不到40%，投資和消費結構嚴重扭曲。

　　要提高消費率就要提高一般中低收人者的收入，否則消費問題很難解決。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普通勞動者收入水準過低，收入差距過大。有些人講以擴大高端消費甚至奢侈消費來提高消費率，實際上有錢人並沒有多少消費意願，至少在國內消費的意願很低，而國內一般消費者沒有那麼多錢去消費。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其次，對中國社會的挑戰。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造成社會矛盾多發，勞資矛盾多發，並出現社會階層的固化，有些社會學者説中國社會出現了階層斷裂。

　　所謂固化問題，就是“官二代”、“富二代”，還有“壟二代”的出現。多年來全國兩會期間都有民意調查，收入分配基本上排在不滿意度的前三位。其實社會保障也屬於收人分配範疇，是二次分配的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形成了對社會的嚴峻挑戰。

　　其三，不公平構成政治挑戰。這一點一般經濟學者不多説，但是我認為從中長期看，肯定是對政治的重大挑戰。

　　“20世紀90年代後期、2l世紀以來，平均主義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要問題，分配差距過大或兩極分化已經成為主要問題。”宋曉梧還説，我不認為現在收入分配問題被過分渲染、過分誇大了。相反，對於一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來説，兩極分化將産生的嚴重後果，中國可能還估計得不足。

　　雖然有進步但仍面臨嚴峻局面

　　黨中央、國務院對收人分配問題的認識和採取措施的力度，這幾年在逐步加大、加強，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2009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人與農村居民純收人之比3.33：l，2012年縮小到3.01：1。農民收人增長超過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最低工資連續三年有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型農村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提前8年實現了制度全覆蓋。

　　宋曉梧説，在看到近年來收人分配取得一定進展的同時，更要看到中國仍然面臨嚴峻的局面。

　　一是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關係沒有明顯改善。我國居民收人增長速度長期慢于政府財政收人的增長速度，職工工資總額佔G D P的比重也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從1980年的16.99%，下降到了2011年的12.68%。這説的還是總體勞動收入在G D P中比重下降。總體勞動收入還包括企業高管的收入，包括了壟斷性行業的收入，如果把高管和壟斷性行業單列，普通勞動者收入下降更大。

　　二是城鄉收入差距沒有根本改善。最低工資多年保持平均20%多的增長幅度，其實是對前十幾年甚至於二十幾年農民工工資過分壓低的反彈。在農民收人增長的同時，生産成本也在大幅度增加，下一步城鄉差別究竟怎麼樣還很難説。

　　三是農民工的問題遠沒有解決。中國現在有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主要從事苦臟累險行業，在基建行業佔到70%到80%，可以説已經成為産業工人的主體。可是現在到了第二代還叫農民工，叫新生代農民工，那要一直到第幾代才能算完？他已經是産業工人了，只因為出身不同，20多年不給轉身份，這會産生社會矛盾。

　　四是農民的財産收益。研究資料顯示，近年來，每年土地收益農民少拿了上萬億元。農民每畝只有1000多元的年租金，而所謂招拍挂的價格則達到了每畝60萬元。如果能合理確定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合理確定農民的土地報酬，整個收人分配格局就不會是今天這樣。

　　五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行業間收人差距不斷擴大。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2008年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報告》，結論是我國行業間工資差距中有三分之一是由行政壟斷因素造成的。一般同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按大行業分約為2倍左右，中國按大行業分，最近頒布的數據在5倍左右。

　　六是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亟待推進。基本社會保障從制度設計來説已經做到了全覆蓋，這是歷史性進步。但它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問題比較大。現在的突出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雙軌制。2005年以來，國家連續8年提高了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待遇，企業退休人員仍十分不滿。基本醫療保險在一些地方待遇差距也非常大。基本社會保障的地區的差異也存在逆向轉移趨勢。例如北京社會統籌的這部分醫療保險，按照工資的6倍算可以報銷30萬元，現在比30萬元還多。可其他一些省會城市只可以報5到6萬元，多的十幾萬元。

　　收入分配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

　　在演講的最後一部分，宋曉梧根據自身的體會提出了七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調整政府、企業、居民三者利益關係。應該堅持適當減少政府的收入，讓稅、讓利給企業，這樣企業才可以給職工比較大的增收空間。營改增一項改革就使企業一年多受益近2000億元，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調整政府、企業、居民三者關係，主要方向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深化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非常困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搞了放水養魚，國有企業稅後利潤留作企業自我發展。現在國企實力增強，魚已經養得很大了，需要提高行政性壟斷行業的分紅比例。再就是要打破壟斷行業向民營開放，向競爭開放。競爭型可以全部向民營放開，實行混合所有制，有的國家相對控股，有的可以讓民營相對或絕對控股。

　　第三，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一説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各地就説沒有這個成本。我們不能只看見農民工市民化需要成本，更要看到他們為城市創造了財富。農民工在“十二五”期間全部市民化難度不小，能不能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時候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

　　第四，增加農民的財産收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要維護農民生産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産股份佔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土地管理法》、《物權法》、《擔保法》相關的內容，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加以修訂。修訂《土地管理法》的相關條款，將國家徵地嚴格限于公益性用地的範圍，實施徵地必須經由嚴格的程式，並按市價原則給予充分補償。修訂《物權法》、《擔保法》與《土地管理法》中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的限制性規定，允許農村在一定期限內對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可以抵押和流轉。

　　第五，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行就業關聯的基本保障項目。這裡只能提出相對均等的原則，因為均等不是説要搞平均主義。比如，養老保險實行就業關聯原則，養老金與工資收入就是相關聯的，掙的多繳到個人賬戶就多，退休了就拿的多一點。但不能有基本制度的差異，如“雙軌制”。

　　第六，研究開徵遺産稅。適時開徵遺産稅，“十二五”期間就應該研究。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富裕群體，可以通過開徵遺産稅把官商的財産搞清楚。

　　第七，進一步完善集體協商機制。從總體上説，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會組織，但是工會在各種重大勞資糾紛中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現在企業工會幹部大多數是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這種情況使企業工會幹部很難真正代表工會的利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進一步完善集體協商機制。但是這個集體協商機制，首先是“協商”的雙方主體要進一步明確，工會如何從過去計劃經濟的行政性組織變為一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僱主組織能不能夠真正成為僱主利益的代表團體。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重復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勞動力市場，應該建立有組織的勞動力市場。

　　宋曉梧最後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以更大的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併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這就是中國下一步深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現場問答

　　問：您覺得中國社會保障沒有達到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宋曉梧：一開始搞社會保障改革的時候就不是從建立一個全社會保障網路，而是從國有企業配套措施出發的，這個有當時歷史的局限性。2003年以後把社會保障制度延伸擴展到城市居民、擴展到農村，這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制度設計，社會保障碎片化造成了不公平。這個問題在過去長期被國有企業改革中心環節所掩蓋，現在已經提到議程上了。

　　問：現在製造業人工成本越來越高，很多省市強行提高最低工資使得一些企業不堪重負，把他的産業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怎麼保持我們的競爭優勢？

　　宋曉梧：低勞動成本競爭有它歷史的局限性，在我們勞動力成本非常低、物質非常貧乏的時候有積極性，到了一定程度應該轉型。不要擔心我們的産業轉移，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中國在世界上科技創新水準也很高了，如果又要保持一個最低的勞動力成本，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就是在製造社會矛盾。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同樣存在一個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低端産業化轉移的過程。你要想不向越南轉移産業，就要把中國的職工工資壓得跟越南一樣，在中國現有環境下可能嗎？在國內也有一個區域差別，從珠三角、長三角向四川、甘肅轉移，這是經濟發展正常的流動狀況。

　　問：現在高校畢業生很多去考公務員，剩下就是想進銀行、央企，這個問題您怎麼看？

　　宋曉梧：供大於求的時候工資要低吧，在一定制度條件下，公務員是遠遠供大於求的。就説我們發改委，曾經一個司要招一個人，四千七百多人報名。供遠遠大於求，也沒有見把公務員工資壓低了，福利壓低了。現在就業講市場導向，哪工資高、福利高人就往那去。關鍵是收入分配極大扭曲了就業意願。城鄉差距這麼大，誰願意去農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也這麼大，誰願意在小城市，都來北上廣了。北上廣壟斷性行業和競爭性行業差距又這麼大，誰願意去競爭性行業，又集中在壟斷行業和公務員這一塊。這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造成的就業結構的一個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