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富士康工人“自願加班”之惑

　　人民網北京2月5日電(趙恩澤) 近日，擁有超過100萬僱員的富士康公司與中國最大的勞工組織發生碰撞。本月早些時間，中華全國總工會批評富士康安排工人長時間加班，“導致過勞死或自殺現象時有發生”，很快，富士康回應，“員工希望加班”。

　　自願加班？

　　先看數據。作為蘋果公司全球最大代工商， 2012年，富士康中國廠區，接受了美國勞工協會(FLA)採樣調查。調查顯示，工人每週工作時長超過60小時，但72%的人不想改變工作時長或者加班時間，僅有18%的員工認為“他們的工時太長了”。 一年後，FLA新的調查顯示，雖然工人一週的工作時間沒有超過60個小時的上限，但約68%的工人每月加班時間超過36小時的上限。

　　在對全國總工會的聲明中，富士康並未否認“長時間加班”，稱 “員工希望能夠通過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準”。報道資料顯示，2014年，重慶富士康員工曾罷工，抗議因加班太少導致收入下降。

　　自由選擇、高度競爭背景下，為了錢自願加班，似乎被充分理解。“自願加班和自願上班一樣，是一種人權。”2月3日經濟學者胡釋之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老闆也沒有拿槍逼你放棄別處的高薪工作，那你自己去他那上班或加班，一定是你認為這是你能拿到的最高收入，不然你不會去。”

　　相比經濟學者供求決定市場的觀點，勞動關係學者認為，“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對人民網記者表示，“勞資關係上，市場調解只是一個基本，勞資關係，涉及的不僅是經濟問題，還包括人的基本權利，生存的問題。這需要政府的介入調解和勞動法的保護。”

　　資本追逐利潤 工人追求工資

　　“富士康作為跨國品牌的代工商，必須與對手在價格、品質和交貨時間等方面相互競爭。為了獲取客戶的訂單，富士康只能儘量降低成本以維持其競爭力，而低利潤裏的成本也就被轉嫁到了生産線的工人身上。”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潘毅2012年曾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撰文表示，“富士康代表著一個‘逐底競爭’的全球工廠體制和一種軍事化的管理模式”。

　　在對富士康長期觀察和學術調研後，潘毅認為，其軍事化的管理體系對底層工人身心造成巨大壓力，“嚴重失衡的勞資關係就是造成工人無助、壓抑和絕望的根本原因。”2010年，富士康多位員工跳樓自殺。

　　潘毅同時認為，薪資方面，富士康並未違反中國關於最低工資的規定。 資料顯示，2014年北京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560元，重慶為1250元，東莞是1310元。想要得到更多收入，加班是一個選擇。

　　政府為何不能制定更高工資標準，提高工人收入？“政府只能保證你最低的收入，政府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企業漲工資。資本追求利潤，工人追求工資，這是天性，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只有通過法律程式上的博弈，才有可能形成平衡。”常凱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並未發生變化，“利潤空間過於向資本方傾斜”。

　　“富士康將工人全部打散，集權化管理”，常凱表示，原子化、碎片化、分散化的勞資關係是每個企業最希望的，“由於工人沒有集體力量與企業進行利潤博弈，他只能依靠加工增加收入”。

　　全球製造業的底座

　　勞資矛盾日益凸顯下，富士康面臨的現實是，一方面是勞工組織要求縮短加班時間；另一方面則是工人的主動要求，希望多加班、多賺錢。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升底薪似乎成為了唯一的選擇。

　　但作為低附加值、高密度勞動産業，中國代工廠在蘋果産業鏈上僅有2%的利潤，富士康的騰挪空間並不大。據《證券日報》此前報道，標準版iPhone 6 Plus的部件和勞工成本為216美元，128GB版可達263美元。也就是説每部手機富士康僅賺4美元到4.5美元。

　　早在2012年，《紐約時報》曾對蘋果全球供應鏈進行大規模調查，“蘋果計算出它需要為每個最終用於iPhone、iPad或者其他産品的零件付多少錢。多數供應商只能獲得很小的利潤。據供應商的主管説，實際上利潤小到對於很多公司來説為蘋果代工是接近虧損的。作為對策，作為對策，供應商經常試圖偷工減料，或者用便宜的替代品代替昂貴的化學製品，或者，據代工廠的人講，要迫使工人們做得更快、工作得時間更長。”

　　《紐約時報》在對富士康中國廠區長期調查後，認為“中國低廉的人力成本成就iPad (In China， 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an iPad )”。調查的最後，《紐約時報》引述了一位蘋果公司執行管理人員的評論，“你有兩種選擇，要麼在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下進行生産製造，要麼就每年都推陳出新，提供品質更好、功能更強大、速度更快並且價格更便宜的産品，後者就需要一個在美國人眼裏非常艱苦的生産環境。就眼前來説，消費者更關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遠非中國工人的工作境況。”

　　該系列報道獲得2013年美國普利策新聞獎，部分解答了我們今天的疑惑，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秘密。

　　社會運作成本上揚

　　2015年1月27日，路透社發佈消息稱，富士康科技集團表示將縮編公司龐大的員工隊伍，因其面臨營收增長下滑和中國內地工資上漲。

　　常凱認為，富士康現象背後表露出的是跨國公司全球産業佈局和中國産業轉型問題。“資本向低成本勞動力市場流動是趨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要比別人把工資壓的更低才是一個選擇？那也可以嘗試一下，但有個條件，就是工人能不能接受。但是工人可能接受嗎？不接受，就是勞資衝突的發生。這就是我們轉型升級的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將來付出的的政府管理、社會運作成本會更大”。

　　資料顯示，2013年富士康進出口總額佔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的5%，旗下14家公司入榜中國出口200強。富士康的成功證明了中國在世界的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中國市場的廉價農村勞動力曾帶給富士康耀眼的競爭優勢，但現在，新一代年輕工人是否還願意接受“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已是一個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