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學家：只聽漲的聽證會缺少合法性

　　楊小軍，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為什麼聽證會只討論怎麼漲價而不討論應不應該漲價？”“為什麼參加聽證會的消費者都是推薦産生而不是隨機選擇？”……時下，水、氣、採暖等許多公共産品在進行價格調整時，都會進行聽證。可是，聽證越來越多，公眾對於聽證的信任度卻越來越低。

　　我們當前的聽證出了什麼問題？聽證制度如何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日前，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

　　中國青年報：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您怎麼看有些地方的公交地鐵價格調整？

　　楊小軍：價格調整的理由之一是，政府對公交地鐵的補貼太多了，已經不堪重負，為了給政府減輕負擔，應該漲價。然而仔細分析，這個理由似乎站不住腳。公交地鐵屬於公共交通，是政府應該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政府的錢最應該花在這方面。在該花錢的地方花錢，怎麼能説是不堪重負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的問題歸市場解決，政府的問題歸政府解決。對於公交地鐵這類公共産品來説，它更大程度上不是市場問題，而是政府的問題，所以政府有責任負擔起主要成本。

　　中國青年報：關於有些地方價格調整的聽證，公眾有一些質疑，指出參加聽證的人大多是由推薦而非隨機選擇産生，還有只聽證怎麼漲價的方案，不涉及該不該漲價。您怎麼看這些質疑的聲音？

　　楊小軍：公眾的這些質疑可謂一針見血。通過一些價格調整聽證的具體安排不難看出，有關方面其實是想結果可控，所以才特別規定了聽證的內容和人員。也就是説，在舉行聽證前，有關方面已經確定了要漲價這個大方向，不希望在聽證這個環節出現太多反對的“雜音”。

　　如今，許多公共價格聽證都陷入了一個“凡聽必漲，凡漲必聽”的怪圈。聽證前，政府有關部門早就定好了要漲價的決策，只是在具體怎麼漲價的問題上，稍微徵求一些公眾意見。至於聽證，更多時候只是一個讓決策看起來更合法、更民主的裝飾品。

　　中國青年報：只就公共問題的一部分進行聽證、參加聽證的人員只推薦産生而非隨機選取，這些做法違法嗎？

　　楊小軍：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決策，政府應該舉行聽證，可是對於具體哪些事項應該進行聽證，法律並沒有進一步明確。而在參加聽證人員的選擇上，法律將“自願報名、隨機選取”作為主要方式，但也規定相關組織可以推薦。所以説，只就公共問題的一部分進行聽證、參加人員只推薦産生等做法，並不違反現行法律條文。

　　但是，不違反具體的法律條文，並不等於不違反法律的精神。法律中寫進聽證制度的本意，是為了讓公眾能夠充分參與公共決策，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做主。按照這個本意，一個好的聽證制度，應該有可能對政府提交的方案給予否定，而非每次都贊成。以聽證的內容為例，只對怎麼漲價這一個小問題進行聽證，而不去聽證應不應該漲價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不是法律的本意，明顯缺少合法性。

　　實際上，也正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許多聽證從根本上缺乏法治精神，才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到所謂的聽證，每次都是討論那些相關次要的問題，核心問題都被“隱藏”起來，幾次過後，大家自然不會陪你玩了。

　　中國青年報：如何解決價格聽證在實踐中的合法性缺失問題？

　　楊小軍：首先，在聽證之前，有關方面應該拿出需要進行價格調整的充分證據。比如公交地鐵漲價，你應該先拿出詳細的，且經過第三方審計機構審計過的公交地鐵運營賬本，讓老百姓看到錢是怎麼花的。如果錢花得合理合法，那麼可以繼續討論要不要漲價；如果錢花得不合理，那麼就免談。

　　其次，應該修改法律，細化法律的具體規定，讓執行者無法做出與法律相悖的行為。比如在關於價格聽證的內容上，法律就應該明確，該不該漲價應該成為聽證必須要有的內容；而在參加聽證人員的選擇上，除非遇到極少數特殊情況，都應該隨機産生。

　　最後，聽證的過程應該是全透明的，讓所有關心的公眾都能夠看到。現在許多地方一般會在聽證會結束後發佈所謂的聽證實錄，但很多時候，這些實錄並不完全真實，很多是經過領導審閱、修改過的。真正的實錄是應該在聽證進行的同時，讓會場外的公眾看到、聽到，併發表意見。現如今，網路技術日新月異，網路投票、討論等方式完全可以做到。

　　中國青年報：法律規定得再細，也會有照顧不到的地方。在法律之外，如何保證聽證制度落到實處？

　　楊小軍：這需要我們切實推進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切實保證協商民主的落實。習近平主席強調，協商就要真協商，真協商就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通過各種方式，在各個層級、各個方面同群眾進行協商。聽證制度正是一項保證協商民主得到具體落實的關鍵性法律制度，一些政府部門不能選擇性聽證，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打扮”聽證制度。

　　中國青年報：一些政府官員擔心，耗時過長、內容龐雜的聽證可能會降低決策效率。這種擔心必要嗎？

　　楊小軍：如果只比決策的速度，民主決策肯定比不過一兩分鐘就能拍板的領導“一言堂”。然而，政府決策的效率不是指決策的速度，而是指決策的整體社會效果。實踐中，慢決策才能快執行，快決策帶來的，往往是難以執行或者侵犯他人利益。因為只有慢決策才能充分考慮執行中可能存在的困難，聽取並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訴求，産生良好的執行效果。為了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政府在決策時應該稍微“慢”下來，踏踏實實、真真切切地走完聽證等協商民主的必要程式。

　　本報記者 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