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實現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創新添活力”的目標，強調“順應階段變化，遵循發展規律，增強憂患意識，舉全黨全國之力持之以恒強化農業、惠及農村、富裕農民”。這是黨的十八大有關“三農”問題戰略部署特別是關於到2020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任務的深化和具體化。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2012年農民增收實現“九連快”，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速連續3年超過城鎮居民，相對收入差距開始縮小。從目前情況看，實現農民收入翻番目標難度不大，農民增收真正的難點在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任重道遠。”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黨的十八大報告將人民生活水準全面提高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並提出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大幅減少的目標。能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關係我們的小康是全面小康還是有“短腿”小康，是高品質小康還是低水準小康。只有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才能體現社會主義公平發展的本質，才能建成惠及廣大農民的全面小康社會。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根本途徑。目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都難以保持高速增長，拉動經濟增長必須更多地依靠消費。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民收入是擴大消費的前提。目前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消費之比是3：1左右。差距就是空間，就是潛力。擴大內需戰略能否順利實現，關鍵是農民收入能否持續快速提高。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拉美一些國家長時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貧富差距過大，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嚴重不足，影響了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從現階段到未來一個時期，我國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順利跨過陷阱，我國經濟發展就能再上新的平臺，就可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跌入陷阱，就可能出現經濟停滯不前的局面。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抓手。加快農民收入增長，要求加大農業農村投入力度，強化農村産業基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立城鄉平等就業制度，推進農村土地制度和産權制度改革。這些措施有助於從根本上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實現城鄉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必須大幅提高農民收入增速，認清與之相關的重大問題和關鍵因素

　　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制定農民增收戰略。在新的發展階段，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上世紀60—70年代全世界達到中等收入標準的101個經濟體中，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13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國家至今仍被擋在“高收入之墻”外。這與一個國家能否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和國民收入分配關係、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高度相關。當前我國也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墻”。借鑒國際上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我們必須堅持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把農民增收置於重中之重的位置，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農民傾斜，實現農民收入增速持續超過經濟增速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速，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關注産業和就業結構變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産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存在密切的內在聯繫。我國工業化早期階段，産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決定了農業收入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所佔比重長期保持在70%以上。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隨著工業經濟迅猛發展，農業勞動力大量向二、三産業轉移就業，工資性收入佔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比重上升，2012年達43.6%，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工業化後期階段，隨著城鎮化加快推進，農民市民化比例逐步上升，進城落戶農民的收入將不再被統計為農民收入，因此不僅工資性收入佔農民收入的比重在達到一個峰值後會逐漸下降，而且農民收入的絕對水準也很可能被拉低。要避免農民收入增速徘徊甚至下降，就必須推動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加快增長。為此，應推動農民分工分業，一方面利用專業化帶動農業生産的規模化、集約化，使務農的收益水準達到甚至超過外出務工收入水準，同時加快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經營主體，充分發揮其示範帶動作用，優化農業資源要素配置，促進資源集約節約利用；另一方面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真正市民化，促使産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均衡發展。

　　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要向農民傾斜。前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做大經濟總量，目前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城鄉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總量擴張不斷擴大。發展新階段，必須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加注重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分好蛋糕。應加強農民增收的頂層設計，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完善扶持政策體系。初次分配是決定收入水準的關鍵環節。在初次分配領域，應穩步提高農産品價格，建立合理的農産品價格形成機制。我國農業資源要素十分緊缺，而農産品價格明顯偏低。應引導農産品價格合理調整，使其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生産成本。同時，建立農産品價格和低收入群體生活補助聯動機制，提高各方面對農産品漲價的容忍度。在再分配領域，應有針對性地出臺差別化補貼政策。新增農業補貼向主産區傾斜、向山區牧區漁區墾區傾斜、向貧困地區和邊遠地區傾斜，既充分發揮政府轉移支付的作用，縮小農民內部收入差距；又進一步強化政策的激勵效應，促進農業生産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通過城鄉統籌改善農民增收的外部環境。城鄉統籌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城鄉收入差距較小的上海、蘇南等地，都是城鄉統籌做得比較好的地區。建立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需要從三個層面入手。首先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應改革農村土地參與市場交換的方式，充分體現土地的財産屬性。改革土地徵收制度，讓農民更多地獲得土地開發利用的增值收益。探索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房屋産權平等入市流轉的路徑。其次是推進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提高農村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水準，不但可以減少農民生活開支，間接提高農民收入，而且能夠提高農民素質，讓農民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實現城鄉居民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再次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把固定資産投資重點轉向農村，科學編制鄉鎮村莊建設規劃，合理安排鄉鎮建設、農田保護、産業聚集、生態涵養等空間佈局，完善生産生活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降低農民生産生活成本，推動農村産業發展，夯實農民增收基礎。

　　實現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強化相關政策措施

　　明確增收目標。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城鄉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應在此基礎上明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目標，比如到2015年使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縮小到2.5—3，到2020年縮小到2—2.5，並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無差別發展目標。圍繞這些目標，從國家層面制定農民收入增長規劃，出臺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

　　實施扶持政策。更加關注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在增收方面的作用，合理評估各類政策的增收效應，將有限的財力向增收效應最強的政策傾斜。比如，加強對新型經營主體的政策扶持，通過他們帶動普通農戶增收致富；對邊遠貧困地區農民實施特殊的扶持政策等。

　　創新改革舉措。改革是發展的最大紅利來源。上世紀80年代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得益於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從上世紀90年代持續至今的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得益於建立和完善城鄉平等就業制度。培育新的農民收入增長點，實現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更需要在創新體制機制上取得突破，改革農村産權制度，充分釋放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的財産屬性，使農民財産性收入實現大幅度提升。

　　完善考核機制。隨著經濟發展目標從規模向品質轉變，民生應在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中佔據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作為最大的民生問題，更需要政府部門有所作為。應把農民收入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在績效考核中賦予更大權重。張紅宇

　　(作者單位：農業部産業政策與法規司)

[責任編輯： 王君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