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調查發現，一些地方在當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應付式”清理。為應付上級，某地局長、副局長搬到處長辦公室，處長搬到科員辦公室。
“清房改革”遭遇“應付式”清理，一點也不出意外。“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下級糊弄上級，逃過系統監管，是一個千古皆然的公共治理難題。即使到了今天，八項規定政令如山，瞞天過海現象仍此起彼伏。一方面是制度執行者的思維定勢使然，一項規定出來，一些基層官員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執行上，而是如何巧妙規避；另一方面，也與制度疏漏有關。譬如政令失于粗疏，不夠精細；或者回應性不夠，重禁令輕監督，等等。
具體到“清房改革”，不僅要進行存量改革，更要重視增量改革。與公車改革、公款吃喝治理等相比，“清房改革”顯然要複雜得多。按規定，領導幹部退出超標辦公室，退下來的辦公室怎麼辦，總不能單間出租，或者拍賣吧？除非能騰出一幢辦公樓！如果閒置不用，也是一種浪費。對於已經建成使用、不能撤出的辦公用房來説，清理的象徵意義大於現實意義。因此，“清房改革”要著眼于未來。
“著眼未來”的含義是，對新建辦公用房，一定要嚴格按標準進行，不能再走“違規—治理—再違規—再治理”的老路。其實，規矩已備，《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實施有好幾個年頭了，問題在於執行——“標準”出臺之後，超標辦公樓仍如雨後春筍，説明瞭什麼？規則不被尊重，部分原因在於公共管理失范，明明超標的建設方案也照樣通過各層審批，事前約束失效；部分原因在於違規成本太低，縱觀媒體頻頻曝光豪華辦公樓，大多新聞都“爛尾”，因此受到追責的官員並不多，事後監督失靈。辦公用房建設，要從事前約束與事後監督兩方面著手，兩手都要硬，才能有效防止新建辦公樓超標現象。(連海平)
[責任編輯： 林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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