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廣州群租房一屋擠幾十人 暴利致屢禁不止

　　羊城晚報記者調查北京、廣州群租房發現，雖然群租單價略低，但房東和仲介獲得利益更大

　　編者按

　　23年前，潘美辰在舞臺上淡淡地唱著：“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多年以後，對於漂在北京的很多人，“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家”反而成了被禁止的理由。

　　7月18日，北京住建委、規劃委、公安局、衛生局等部門聯合發佈通知，規定出租房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單個房間不得超2人，不得分割出租(詳見本報19日報道)。這一政策的出臺引發了公眾對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群租房這一現象的關注。近日，羊城晚報記者走訪了北京、廣州多所群租房集中區域，以期展示一幅真實的群租房生活景象。

　　在北京，群租屋遍佈各個城區。從西四環的“世紀城”、到西南三環的六里橋、再到在號稱“亞洲最大居住區”的天通苑，群租房無處不在，而且正在快速蔓延。住在這裡的人，大多是附近飯館、美容店的員工，或者是一些復習考研的學生。他們“蝸居”在這裡，在一個勉強可以安身的地方追逐著他們的夢想。但是，群租房居住人口過多，而且多數被私自改造過，不符合安全標準，一旦發生火災等危險，人員難以迅速逃生。

　　同樣，對於社區居民來説，群租房也是一個不小的麻煩。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教師許穎將樓上的群租房主告上法庭，控告樓上群租房衛生間排出的污水全部流到樓下，導致其家庭財産遭受重大損失，被稱為“北京群租第一案”。6年過去了，群租房的問題依然存在著。租房者抱怨房價高，居住條件差。社區居民也是苦不堪言，漏水、損壞房屋的現象時常發生，眾多的租住人口也影響了他們正常的生活學習。

　　其實，群租房真正的受益者還是仲介公司。有受訪者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小區180平方米的屋子整體出租價一個月在5000元左右，但是租房仲介可通過一個月600元、700元不等的床位出租，一間屋子住上20人，房租遠遠超過1萬元，正是這樣的利益導致群租房現象屢禁不絕。

　　(余姝 石珊珊 劉春燕)

　　1

　　王靜(實習大學生)

　　“太擠了！”剛畢業不久的王靜(化名)回想起半年前自己實習期間住過的房子，仍然心有餘悸。

　　今年年初，王靜開始在北京一家報社實習。由於學校太遠，她想在實習單位附近租個房子暫住。以自己當時的經濟實力，只能在附近小區租個隔斷間。

　　簡單篩選之後，王靜最終以每個月950元的價格在知春路太月園小區租到了一個不足六平米的房間，再加水電費、衛生費和上網費，一個月實際要付大概1200元。房東告訴王靜，因為當時正好是春節前租房淡季，才以這個價錢短租給她，否則是不可能的。

　　“這個房子原來應該是個三居室，用木板隔成了20間，每個房間門上都寫著號碼。一進房子大門，只有窄窄的一條路可以通到房間，”王靜回憶道，“房間有的是從臥室和客廳隔出來，還有從廚房隔出來的，房間上面就是粗粗的管子。”

　　王靜告訴記者，她住的那個房間長不足4米，寬1米多，剛夠容納一張單人床，床尾可以放一張小桌子。門口的空間只能站一個人，兩個人同時在屋裏時其中一個人必須得坐在床上。如此狹小的空間，身處其中很容易感覺到壓抑。王靜説那會兒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回去睡個覺，儘量不在屋裏待著。“不過我那個房間還有個窗戶，有的房間連窗戶都沒有，幾乎是完全封閉的”。

　　2

　　張強(小餐館廚師)

　　張強(化名)的老家在甘肅一個偏僻的小村莊裏，父親在他小時候去世了，母親一個人帶著他和哥哥。“日子很辛苦，我讀完初中就去學廚師了，我希望可以早點賺錢養家。”現在張強在一家飯店做廚師，每月收入三千多元。

　　在北京的幾年時間裏，他換過無數次住的地方，現在他和兩個朋友在劉家窯附近合租了一間地下室，但這裡離他上班的地方有一個多小時車程。而之所以把房子租在這麼遠的地方就是為了省錢，“現在這個已經好多了，我之前租的房子在首都機場附近，那才是真的遠。”每個月幾百塊錢的房費對張強來説並不是很重的負擔，但他還是能省就省，“我就在這兒睡個覺，住地下室倒是沒什麼，就是太潮濕了，覺得被子總是濕的。還有不管什麼時候，總有人在外面街上走來走去，我只能看到他們的腳。衛生間也不好用，常常會堵，太臭了！”

　　張強對自己現在的情況挺滿意的，這個24歲的男生對未來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我想在北京再幹幾年，等賺點錢就回老家自己開飯館。”而現在，他最大的願望就是今年過年回家跟女朋友結婚，“她是父母介紹的，現在在老家的飯店當服務員，等過完年我們就一起來北京打工。”談起女朋友，張強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不過到時候就又得找房子了，不能再和朋友一起住了。”

　　3

　　林華(考研大學生)

　　一年前，還沒畢業的林華(化名)一個人從成都來到了北京，帶著簡單的行李，她上路了。“我心裏始終有一個北大情結，我想來北京追尋我的夢想。”

　　“我的家在山東，父親是個木匠，母親在家務農，我還有弟弟妹妹，父母的負擔很重。”林華深知父母的辛苦，但經歷了今年的考研失敗後的她決定再戰一年。她不想給父母添負擔，“我用之前存的獎學金和兼職做家教賺的錢來交房費。”一年多的時間裏，她始終沒有開口向父母要過一分錢。現在她和三位舍友一起住在北大附近的一所居民樓裏，“就跟在學校一樣，大家住高低床，但真的很擠，四個人的時候都轉不過身來。而且房東不讓我們自己做飯，每天在外面吃飯得花掉好大一筆錢。”眼下她最發愁的事情就是如何能省下吃飯的錢，“我想從家裏帶一些可以儲藏很久的食物，這樣就不用去外面吃飯了。”

　　談起和舍友的關係，林華淡淡地説：“我們不怎麼交流，她們白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個人。”多人共用衛生間，也讓林華覺得很麻煩，但好在其他三個人起床較早，她不用每天花很多時間等著用衛生間。四個人也會輪流安排值日，房間看上去很整齊。

　　回憶起當初來北京找房子的經歷，林華説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我當時聽説北大附近有很多出租房，就在北大校園裏找了一些小廣告上的電話打了過去，結果都不適合。後來，我去附近的小區轉了轉，遇到了現在的房東。”林華説雖然現在自己住的條件很差，但是房費依然佔她每個月生活費的60%以上。當記者提到最近關於群租房的政策時，林華表示自己並不知道。“我希望政府可以規範一下租房市場，有很多人被租房仲介騙了錢”。

　　廣州出租屋20㎡擠進4對夫妻

　　羊城晚報記者 許琛 實習生 陽海軍 羅俊

　　北京新規禁止群租和分隔租房，一時眾説紛紜。某網站針對北京新規的調查顯示，37.8%的市民表示支援，認為群租人員混雜，存在安全隱患；但更多的市民則反對，認為可能導致房租上漲，對低收入者不利。

　　記者調查發現，收入低、買房難、租房難成為一些年輕人不得已選擇“群租”的一大原因。在廣州房價增幅領跑全國，流動人口增加至666萬的當下，龐大的市場需求讓“群租”和“房中房”現象勢愈演愈烈。

　　每人平均2㎡一住就十年

　　今年45歲的王如濤來自湖南，他在廣州做搬運工已經10年了，現和妻子住在海珠區鳳凰崗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出租屋裏。不過，這屋裏不單只有他們，還有另外3對夫妻，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到2.5平方米。

　　羊城晚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一個大房間被木板隔成了三個小房間，每個房間僅有4平方米左右。每間房子只能安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為了擴寬生活空間，每間房子還特別做了一個閣樓。每到暑假，王如濤上大學的兒子都來廣州，便在閣樓上鋪開一張竹蓆，睡在閣樓上。

　　老王告訴記者，他搬進這間房子才一年多，但其他“鄰居”已經住了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搬過。這個“集體宿舍”確實為群租者節省了許多開支，房租、水電費和上網費每月每人只要150元。不過，不便則更多，只有一間廚房、一個廁所，煮飯如廁都要排隊，“有時憋不住的人只好到飛奔到樓下，”老王略帶羞澀地説，“房間小，隔斷又是一片薄薄的木板，有什麼聲音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的，有時也不免尷尬。根本談不上私密性，更別談什麼私生活了。”

　　飯後無事聚在出租屋的大廳一起聊聊天，是讓老王最愜意的事情。但記者注意到，這個被老王稱作的大廳，其實是一個窄窄的過道。“大廳”正中央，擺著一張小桌子，桌子上只能放下一台21寸的電視機，“由於過道小，人多的時候，甚至要坐到門外面。”老王説。

　　棠下村一齣租屋仲介告訴記者，城中村住的大部分是外來打工的人，因為要節省開支，所以有很多的人會選擇合租，有的出租屋會被工廠方租來當工人宿舍，不少在附近做服裝紡織的工人就住在這裡，一間60平米的房子最多也住過10個人。

　　“不止是農民工會選擇群租，不少剛工作的小白領都會這樣做。”客村一名出租屋房東説，對租客的資訊不會過多干涉，“因為出租屋都是按照整間房子出租的，對於裏面住多少人，我們不好過問”。

　　小區房中房屢禁不絕

　　除了城中村出租屋，廣州的不少小區還存在房中房現象，也就是北京新規中提到的分隔出租。

　　事實上，從2009年開始，廣州就颳起一場整治“房中房”的風暴。僅天河一區，就摸查到區內有1000多套“房中房”，當年清理了600多套，“房中房”主要集中在天河南、林和、石牌三個街道，這類“房中房”最嚴重的是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住了20多個人。不過，由於龐大的市場需求，這一現象屢禁不絕。

　　羊城晚報去年2月就曾報道了位於寺右新馬路104號的豐×大廈，春節前曾因業主改建3個“房中房”，串聯用電引發大火。據透露，豐×大廈很多業主都曾通過改造“房中房”，再出租獲利。

　　記者走訪市內各大房屋仲介都不難發現“房中房”的身影。只要租客對租金過高表示疑慮，仲介通常會隱晦地問：“套間分隔的房子租不租？”

　　某小區物管人員表示，雖然物業公司在收到業主的“房中房”裝修申請時都不會批准，但如果業主強行裝修，公司也只能“睜只眼閉只眼”，因為公司總不能把業主和裝修工人趕走。

　　天河區天河南街道辦出租屋管理中心工作人員表示，由於人員有限，目前只能舉報一套拆一套，而且還要走很長一段時間的程式。“經相關部門鑒定為‘房中房’後，會先發函通知屋主自行拆毀，否則會請承租人搬出該住宅單位後，再由多個執法部門聯合到府拆毀”。

　　專家意見

　　廣州尚無相關法規

　　住建部早在2010年就發佈了新版《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對市場中將房屋分拆、隔斷“化整為零”的群租行為明令禁止，打隔斷出租最高將罰3萬元。

　　廣東大同律師事務所主任朱永平稱，在廣州這方面的法規幾乎是空白，導致執法時會遭遇尷尬局面。然而群租的危害性非常大，如果遇到火災、煤氣漏氣，容易導致群死群傷。吸毒的現象也會增多，社會治安也難保證。朱永平建議，希望廣州也能參照北京，完善相關方面的法律法規。

　　此外，朱永平認為，“房中房”的危害性更大一些，一是加重了樓層的重量；二是改變了樓層原有的規劃和結構；三是容易造成社會治安的安全隱患。所以，“房中房”的現象不能擱置。

　　如果加大對群租和房中房的懲治力度，有市民擔心，房租必然上漲，低收入群體又如何安身呢？朱永平認為，這些顧慮不能作為理由，否則只會縱容社會的危害性。同時政府也應考慮到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做好應對的準備。

　　(許琛 陽海軍 羅俊)

　　上海去年就已禁群租

　　早在去年4月，上海就出臺新規界定並禁止群租，並將上海關於“群租”的認定從原先對每人平均建築、使用面積的考量，過渡到每人平均承租的居住面積來。

　　上海規定，業主不得將原始設計的居住房間再分隔、搭建並按分隔間或按床位出租，不得將廚房、衛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出租供人員居住，承租的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

　　(許琛 陽海軍 羅俊)

　　僅靠“懶政”通知難解“蟻族”之憂

　　北京乃至全國在房屋出租市場上的亂象已非一日之寒，僅靠在實施中淪為“空文”的幾則規定、通知，難以遏制相關問題。解決問題之道，還在於有關地方政府要走出靠發通知、制規定的“懶政”思維，明確責任、嚴格執法、一抓到底，在群眾中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輿論綜合市場反應，普遍認為北京這個《通知》難以達到解決“群租”問題的目的，理由有三：

　　一是龐大的需求市場。“群租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有龐大的中低收入的進京非常住人口的存在，而5平方米帶來的租金壓力他們或難以承受。”一名房産公司仲介人員説。

　　二是房東和仲介等市場主體逐利的本質。“政府如果限定為不低於5平方米，那麼要麼我提高房租要麼就不執行，否則我收不到現在‘群租’所獲得的收益。”一名房東説，“現在大家都在觀望，隔成一兩個平方米出租的不少房主也並沒有打算重新裝修。”

　　三是監管難以保證。“政府下類似的通知不是一次兩次了，但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恐怕現在政府連全北京到底有多少房屋在出租都不了解，它怎麼能管得到每個房東？即便管到了，那恐怕也得猴年馬月了吧！”一名物業公司人員説。

　　根據記者的觀察和調查，北京市目前的房屋出租市場幾乎是個沒有監管的“真空地帶”，一直是房東、仲介、房客三者之間的“遊戲”。

　　事實上，北京市曾于2007年通過了《北京市房屋租賃管理若干規定》，並自2008年1月日起正式實施的。但實施5年多以來，這個規定似乎已經淪為一紙空文。

　　比如，《規定》明確出租房屋要實行“出租登記”制度，要求出租人自與承租人訂立房屋租賃合同之日起7日內，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層管理服務站辦理房屋出租登記手續，並填報相關內容。然而，記者詢問了幾名最近有出租房屋經歷的北京房主，他們不僅表示不知道這個規定，而且也根本沒有到任何部門進行過登記。

　　在北京市的相關規定中，針對房屋出租的管理所涉及的部門不下10個，公安機關、建設(房屋)行政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民防行政部門、衛生、人口計生、規劃、稅務、國家安全和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等行政部門，都有各自職責。

　　有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對記者指出，用通知、規定的形式去解決複雜的市場問題，而且在實際中執行缺位，是一種典型的“懶政”思維，最大的可能就是搞一兩次集中檢查後抓一兩個“倒楣鬼”了事。

　　此間輿論認為，無論是北京還是全國其他地方，要解決“群租”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下大力氣解決好廉租房的建設和分配問題，從源頭上消除“群租”的市場需求。

　　北京市安諾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岩認為：“‘群租’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是房租太高，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北京大學房地産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表示，“群租”人口只有到其他“房租洼地”才能緩解房租壓力，前提是這些地方要有良好完善的交通配套設施。政府也應該注重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共同打造良好的房屋租賃環境。(據新華社)

[責任編輯： 雍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