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萬東北老人三亞養老 副市長:一旦撤出變空城

原標題：數十萬東北老人三亞養老 副市長:一旦撤出變空城

　　據澎湃新聞報道，今年10月，標準排名與《投資時報》聯合發佈“中國大陸城市 鬼城 指數排行榜（2014）”。其中，三亞（樓盤）是“鬼城”指數位居前十位的城市之一。

　　在這份排行榜中，除了用城區人口和城建區面積的比值來計算“鬼城”指數外，三亞被列入重要的一個參考標準就是規模較大的“候鳥老人”。

　　“候鳥老人”是三亞外來人口的一個重要群體。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三亞市異地養老老年人協會了解到最新數據，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4年11月，在海南（樓盤）三亞養老的異地老人，近40萬，其中東北哈爾濱（樓盤）籍的老人就佔20萬。

　　不過，“候鳥老人”僅是三亞外來人口的一個群體，三亞還有幾十萬因就業、經商、就讀、度假等原因流入的東北人，他們為三亞的GDP、人口素質、城市文化貢獻著。

　　誠如三亞副市長李柏青説，“如果北方的幾十萬外來人口撤出三亞的話，這個城市可能一夜之間變為一座空城。”

　　澎湃新聞特此跟隨“候鳥老人”的腳步南下，調查三亞外來東北人群的生存狀態，以及南下背景。

　　東北人的“第二故鄉”

　　13年後，董大軍終於還清了家裏所欠的27萬元債務，可以像其他的三亞打工者一樣，謀劃自己的生活了。

　　1999年，年僅17歲的董大軍，離開老家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闖蕩廣州（樓盤）未果後，揣著不到300塊錢，又踏上了南下三亞之旅。

　　董大軍來自農村，小學畢業，初到三亞，“無門無路，不認識任何人”，他只好從賣力氣的活幹起。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三亞百業待興，沒有多少工作可以選擇，但外來的打工者也不算太多，董大軍在鹿回頭養鹿廠找到一份工作，“每天跑100多公里，去山上背鹿飼料。”

　　因為“別人背一袋，我背兩袋，肯吃苦”，董大軍很快得到老闆賞識，結束了每天去月川橋等僱主的不安定工作，單位包吃包住，每月領500元薪水，“三亞苦力一族最高待遇”。

　　不過，一年多後，家裏傳來噩耗，父親車禍住院，董大軍丟下工作，趕回伊通看望父親。因為肇事司機逃跑無處追責，為給父親治病，董大軍四處借錢，欠下27萬元“巨債”。

　　處理完父親後事，董大軍返回三亞，開始“沒命工作”。

　　董大軍在三亞龍虎園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起初，他是應聘到龍虎園做景區電瓶車司機，每月工資800元。後來聽説做動物開發部的訓虎師每月工資2000多，“雖然高危，卻可以掙雙倍工資”，董大軍便申請調動了工作，開始與老虎、鱷魚等這些高危動物為伍，過著“將肉放在頭上訓練老虎”的日子。

　　又是一年多後，因為放心不下殘疾卻獨自生活的母親，董大軍不得已回家，邊種地、打工，邊照顧母親。2006年，有了繼父後，董大軍又回到三亞，繼續打工掙錢。

　　在三亞十多年，董大軍已記不清換了多少份工作，背麻袋、開車、訓虎、清潔工、門衛、裝修、銷售，“什麼掙錢，就幹什麼”。最艱辛時，他同時打4份工，每天只休息三四個小時，跟3個同伴用3塊錢，買一把掛麵過1天。

　　2013年，董大軍終於還清所有債務。如今，他白天做傢具組裝和銷售，晚上做保安，籌房款，“一身輕”卻又有安排地為自己的小日子盤算著。

　　十幾年的漂泊經歷，董大軍悟出了“只要肯吃苦，沒有無法生存的可能”，他覺得，去任何一座城市，他都能存活下來。但他對三亞卻情有獨鍾，這個“混到最差，也不擔心自己會大半夜挨凍”的城市，早已被他視為“第二家鄉”。

　　董大軍還期望將身體不好的母親接來三亞生活，他説，這裡，每年都有幾十萬東北老人過冬，人們稱這些老人為“候鳥老人”。

　　據2014年海南省全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會議，海南的流動人口主要分為四類， “候鳥”人群，外來務工人群，高端科研、技術型人才群，以及短期遊客群。

　　董大軍期望母親成為的三亞角色，是三亞外來人口的一大主體。澎湃新聞記者從三亞市異地養老老年人協會了解到2014年11月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在三亞養老的哈爾濱老人近20萬，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海南養老的異地老人，近40萬，主要集中在三亞，目前，仍有人前往三亞。

　　遷徙之始

　　當南下在需求和時髦中成為趨勢時，對於下海南的原因，來自東北的“候鳥”老人大多會説，因為三亞的氣候好，空氣好。

　　今年70歲的藏全（化名），當初就是因此南下三亞。2004年，吃公糧的藏全退休，從黑龍江省鶴崗南下三亞過冬，並且初到海南就買下了房子。

　　藏全解釋南下，東三省尤其是黑龍江，冬天氣溫通常零下二三十度。天氣太冷，老人普遍容易關節疼痛，得風濕病、呼吸系統疾患。在發現“沒有冬天的城市”適宜養老後，“一帶二、二帶三”，南下的氛圍和風氣，終於依靠熟人圈子擴大開來，選擇做候鳥的老人也越來越多。

　　藏全的雙腿一直不太好，經過這些年在三亞調養，拄著拐杖，可以像正常人一樣行走。他遇到聊得來的人就會説，“要是放在東北老家，嚴寒就足夠他抵擋的了，身體只怕會更糟糕。”

　　在三亞，總見得到不少坐著輪椅或拄著拐杖的東北人，甚至擦身而過一股藥膏味。除了把打牌，聊天，逛公園當成工作的老人來“享受性”養老外，不少身體有疾患的中老年，只要經濟條件允許，大都會選擇在三亞生活，老人們總樂意強調背井離鄉花錢來三亞過冬的意義，“身體比以前好多了”。

　　對於孫仁佳來説，東北人南下三亞，卻有著深層次的理由。

　　孫仁佳是三亞學院社會發展學院院長，2005年，在三亞學院籌建招生開學後，他作為退休老教授被三亞首辦的第一學府聘請。在“邊工作，邊養老”呼籲下，加入了南下大軍。

　　早在1992年，孫仁佳就曾來三亞旅遊。他説，當時的三亞，整個市區，就解放路的一處十字路口上，坐落著全市僅有的一座紅綠燈。走私南下的各式小汽車，包括瀋陽未曾見過的“子彈頭”，在三亞也不稀奇。不過，那時候的三亞，比現在，更具原生態，“很多海灘還未開發，長滿了開著花的仙人掌”。

　　改變是在海南島被納入經濟特區，按照“以開放，促開放”的方針，整座島開啟了改革開發的步伐。1986年，海南作為特別行政區從廣東省劃出，1987年，三亞成立地級市，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員會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孫仁佳告訴澎湃新聞，海南省和三亞市最初注入新鮮的血液，是在建省和設地級市之後，各級外地官員被調來任職海南。

　　公開資料顯示，從海南建省之後，已有9任省委書記和7任省長了（共12人），其中，第四任杜青林為吉林人，另外有一半人為北方人。另外，還有許多其他層級幹部，以及三亞市的地級幹部，其中不乏來自北方籍和有北方工作經歷的領導。

　　孫仁佳認為，這些外省領導到任，吸引或者直接帶去了一些家鄉的企業商人投資開發建設，為三亞源源不斷輸入人口、人才、資金等各個方面“拉開了豁口”，之後，從帶動，變成了自發行為，直至形成規模。

　　而本世紀初的大開發，使本地的交通運輸方式發生改變，尤其三亞鳳凰機場和海口美蘭機場，大大縮短了東北到海南三亞的距離，保證了南下的基礎硬體。

　　另外，東北老鄉在黑土地和重工業基地上積累的財富，為南下提供了物質保障。孫仁佳説，當時的三亞物價水準比整個東三省整體低三四倍，為東北人南下降低負擔提供了可能性。於是，整個中國社會出現了“海南是東北第四省”和“黑龍江省三亞市”的説法，流傳甚廣。

　　不過，澎湃新聞查閱《三亞年鑒》等資料發現，真正為21世紀東北人大規模生活性南下三亞起到奠定作用的，是上世紀中葉，由眾多東北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解放戰爭中，為東北人南下打開了通道。

　　在這個橫跨數千公里解放海南過程中，比“闖關東”更具組織性的隊伍遷移，使東北人對海南島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和更準確的認識，以至於奠定了50年後東北人南下三亞的基礎認識和期望。

　　離不開東北人

　　三亞市副市長李柏青説，“如果北方的幾十萬外來人口撤出三亞的話，這個城市可能一夜之間變為一座空城。”

　　在海南三亞問起東北人，幾乎無人不曉，他們還會告訴你，“東北人，幹啥的都有。”在三亞跟人搭訕，幾乎在每個行當，都有東北人的身影，開餐館，開旅館，開出租，開公交，賣房子……

　　來自遼寧瀋陽的羅大權，就帶著父母一家人，在三亞儋州社區開了一家海鮮餐館。在南下三亞前，羅大權闖蕩北京（樓盤），做了7年教育培訓事業，因為不喜歡北京的壓抑和城市擁堵，返回家鄉，做起了餐飲生意。

　　再回瀋陽第7年，羅大權便舉家南遷，一口氣到了海南三亞。

　　羅大權告訴澎湃新聞，在三亞做餐飲也算重操舊業，這在旅遊城市是有較高的經營保險系數的，加之三亞起初入行門檻低，2011年到三亞後，他便張羅開了餐飲店。

　　在儋州小區，羅大權租了村幹部的房子，一樓，15張桌，主營海鮮，也捎帶著北京火鍋等北方菜。這家坐落在小區主幹道盡頭的餐館，生客並不好找。羅大權卻説，這個便宜其他主幹道邊店面近三分之一租金的店面，做的都是回頭客生意，“不怕巷子深”。

　　據羅大權介紹，三亞具有一定規模的餐館、飯店，北方人能佔據一半市場，不過，有個現象就是消費的顧客基本都是家鄉人。

　　比起羅大權，公交司機袁士君接觸人群更廣一些。從2009年在牡丹江（樓盤）買好三亞的房子後，開了三十多年公交的袁士君就和老婆一起離開老家，南下三亞，繼續開公交。

　　2010年起，袁士君正式加入了4路公交，從火車站到榆林市場，主幹道之一。這條線路上，除了每天拉當地的上班族，還有大批從火車站走出來，“拎著大包小包”南下過冬的東北老鄉。秋冬旺季來臨，“兩輛公交也拉不完一個車次上下來的老鄉”， 袁士君説，這像三亞的一道景觀。

　　在摩托車如麻的三亞，遇上文化背景和性格全然不同的三亞人，開公交車，是個考驗脾性的工作。袁士君説，很多時候，他們也會被當地亂穿紅綠燈的摩托車氣到，但為了安全，大多時候，會給摩托車讓道，但也難免跟“杠上”的，會出一些事故。

　　有時候，他們還會遇到乘客要求中途下車的情形，方便時，也會答應，但也有即便停下了，不見乘客提前準備下車，而憤憤再發動，將車開走的情形。

　　袁士君在加入公交行列的東北人中也不算早，早在上世紀末這個世紀初，最早一批東北司機抓住了三亞公交行業的命脈，幾乎壟斷了三亞的公交行業，據了解，最初開公交車的，80%為東北人，而那一代人，也在三亞這個初步興起的行業中挖到了第一桶金。

　　袁士君説，在一個通常都是本地人佔據的行當，東北老鄉佔了主導，很多時候也會給這些異鄉的司機們一些自豪感，但也不得不承認，“三亞要是叫停外地司機或者他們罷工，很大程度上，三亞的運輸系統就癱瘓了”。

　　衝突與融合

　　11月4日，開往海棠灣免稅購物中心的34、35路公交正式運營第65天。

　　除去休息時間，符桂之（化名）開34路車還不到兩個月。可就在這天，他因為“回答乘客問路慢半拍”，遭到操“東北口音”的一男一女暴打。

　　符桂之回顧，4日下午2時30分許，他在大東海附近加油，準備開車時，一位上完廁所的女乘客抱怨他應該提前加滿油，因為確實耽誤了一點時間，符桂之並未多説就開了車。

　　之後，女乘客又問他多久才能到購物中心，因為車當時正好轉彎，符桂之在轉過彎大約半分鐘後才作答，而這引發了女乘客不滿，“一直站在身邊罵個不停”，怕分心的符桂之又回了一句“我不是回答你了嗎?”

　　符桂之沒想到，這句話讓“女乘客罵得更兇了”，還遭到了她男同伴的毆打。此前，符桂之聽説過東北人性子急，而這次親身經歷，讓他多了一個對外地人“又愛又恨”的感慨。

　　22歲的曾澤騰是三亞本地人，是一名送貨員。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本地人都很歡迎外地人來三亞，外地人的到來，讓三亞一改落後面貌，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了國際旅遊城市。

　　2012年2月，在三亞凱豐花園，哈爾濱籍女大學生張芊和父親兩人因停車問題，與小區保安發生口角，之後升級為身體衝突。曾澤騰説，衝突發生後，張芊等人發微博傳播了這件事情，還説兩人被10多位保安圍毆，並且遭到辱罵，還附帶了打人視頻內容。這件事情迅速引起關注，起初他們以為是保安的過錯，但後來打人的完整視頻公佈後，才發現是對方先動手打人，而且對方將視頻掐頭去尾後才公佈。

　　這件事情後來很多網站、論壇上引發了大討論。曾澤騰説，一些貼吧中，“看得出是本地人”壓倒性的討論著“東北佬滾出三亞”之類的話。

　　對於東北老鄉在三亞的名聲，身為東北人，董大軍有些體會。在三亞，夜班保安是他做的時間最長的一個職業。董大軍説，每天后半夜，總有不少喝多了酒，圍著宵夜桌互相打架，或者跟本地人動手打鬧的東北老鄉，“愛吹，吹幾句話不投機，就會動手打起來”。

　　在東北人與三亞本地人的衝突中，東北籍生意人孟岩在三亞則是其中的和諧代表。

　　孟岩來自哈爾濱，2009年，在北京失戀後，他放下西餐廳的工作，打包南下三亞。期間他遇上來自瀋陽，同樣來三亞療傷的貝琪。兩人一見鍾情，貝琪便追隨孟岩，開始了他們的三亞生活。

　　去三亞前，貝琪是一位瑜伽教練，孟岩也熱愛健身運動。兩人都鍾情于三亞人的閒適生活，最後一拍即合開了一家100多平米的瑜伽館。貝琪負責教授瑜伽和培訓其他瑜伽老師，孟岩負責網宣。

　　兩年後，他們接手了河西路的一家瑜伽店，還將整個店面擴大到500多平米，發展了300多位會員，目前，同等規模的分店，正在招募賢士和會員。

　　孟岩説，他們瑜伽館的客戶，已經通過口碑傳播，拓展開了，打破了東北人做熟人生意的慣性，吸引了大部分三亞本地人，如今，至少有一半的會員是三亞本地人。

　　孟岩夫婦説，一如他們當初選擇南下的原因一樣，本地給人平和、寧靜的感覺，他們也很喜歡和本地人打交道。

　　這對年輕的南下夫婦，準備融合簡單、純樸的當地元素，將瑜伽和旅遊相結合，在三亞打造一個瑜伽基地，他們也計劃要小孩，做真正的三亞人。

　　孟岩夫婦説，在他們身邊也有不少老鄉，有人嫁給了三亞本地人，也有人娶了三亞本地姑娘，“成為最直觀的融合者”。

　　而在候鳥人群中，無地域的廣場舞，更是將看似守舊的兩地老人群體，拉入了彼此熟悉、了解的可能性當中。

　　誠如三亞市副市長李柏青所言，正在經歷大融合期的三亞，或許因為外來文化、觀念的衝擊，需要經歷某種痛苦，而這種痛苦之後，三亞肯定會迎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面貌。（澎湃新聞網）

　　(原標題：東北人南下的人口遷徙之旅：三亞哈爾濱籍候鳥老人達近2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