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城軋花廠七年改制無果 或涉“鉅額國有資産流失”

　　昔日的軋花廠，如今已變成夜排檔。墻上大大的“拆”字，預示著一場新的開發，只是我們要等多久？

　　傅光雲 攝

　　編者按：

　　國企改制、土地拍賣、股份轉賣、合作開發，圍繞江蘇省鹽城市軋花廠改制的一系列變化，是當下中國國資改革中最尋常的一幕，但也是最複雜、最糾結的一幕。7年糾葛過去，改制仍無進展，利益貫穿其中，官員換了幾茬，許政偉遭遇的，對於外人而言，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對於當地改革而言，改制七年未果，也只是一次“摸著石頭過河”的教訓；但對於他本人而言，卻是6500萬元的至今尚未討回的資金。

　　這是一張遲到7年的土地證，一張許政偉盼了7年仍未盼來的權證。在最近發放了下來，但許政偉卻沒有看到它一眼，因為它已歸屬於“合作夥伴”東達集團（法人代表朱鵬）。

　　許政偉是吉信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當他得知江蘇省鹽城市國土局已下發軋花廠地塊出讓證的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

　　在許政偉看來，鹽城市國土局此時下發軋花廠地塊出讓證給東達集團，是一齣“鉅額國有資産流失”的“鬧劇”，無法向國人交待。

　　那麼，事情的真相如何？

　　對此，《國際金融報》記者前往鹽城進行實地採訪，試圖揭開該權證背後的故事。

　　七年未動的開發

　　下高速路收費站到鹽城鬧市，20分鐘左右的車程。整齊的綠化，橫生的吊塔，像所有開發中的城市一樣：高樓林立，方興未艾。

　　位於鹽城迎賓南路的軋花廠地塊不難辨識，甚至有些“特立獨行”：相比一側已經足夠現代化的高樓，軋花廠地塊仍停留在上世紀70、80年代。

　　“停車一天5元。”剛停下車，收停車費的老師傅就攔住了記者。在她收費的挎包後面，洗車店、夜排檔、廣告牌次第展開。曾經的軋花廠，已破敗不堪。

　　然而，據官方資料，這塊地本不應淪為停車場和夜排檔。

　　2007年，這塊名為“迎賓南路35號地塊”的項目就通過招拍挂的形式被拍了出去。當年3月29日鹽城市國土局發佈的《2007-01期國有土地使用權掛牌出讓情況統計表》顯示，江蘇新鹽紡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以4000元/平方米的價格，拍到了總計44472.7平方米（66.71畝）的軋花廠地塊，耗費了1.778908億元。當時這份《統計表》的“規劃用途”一欄中，這塊土地標明的用途是“商、住”。

　　這就是許政偉所説的“已下發土地證”的地塊，也是他與原先的合作夥伴朱鵬産生糾紛和種種不快的地塊。

　　這塊地本是為了激發當初承擔國有企業改制任務的積極性，但卻成為了政府、企業、企業合作夥伴之間是非不斷的火藥桶。

　　願望美好的改制

　　一切糾葛的源頭，還要從始於2004年的那場針對當地老牌國有企業鹽城市紡織廠的改制説起。

　　2004年12月17日，鹽城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印發了《鹽城市市屬國有企業改制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為了做強做大當地的紡織行業，鹽城市特地將紡織廠推出來進行股份制改造，以適應新形勢的發展。

　　“當時，‘市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規格頗高，由時任鹽城市市長趙鵬（現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親自挂帥，時任鹽城市副市長沈德林（已去世）等每人平均參與其中。”鹽城當地了解內情的人士告訴記者，“當時負債纍纍的鹽城市紡織廠，成為改革的重要對象之一。”

　　“針對這家虧損及定義為‘夕陽産業’的國有企業，當時有關部門提出了幾點改制要求。”上述知情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首先，對企業進行重組，實現扭虧為盈；其次，歡迎外來的重組方，但要保證企業的規模，如進一步做大規模、增加就業、保障稅收；再次，解決遺留問題，包括負債、職工的‘三金’等。”

　　“這本是一個非常好的目標和願景。”上述人士攤開手，“然而，有關部門當時發現，並沒有符合設定目標的當地企業。因此就對外通告，以招標的形式來重組這家國有老牌企業。具體而言，就是期待外資來重組。”

　　記者採訪鹽城市發改委副主任傅金龍時，他也表示，當時應該有“借助外資力量做大”的説法。不過，他頗為謹慎地強調，他本人並非參與改制的“領導小組成員”，很多事也“只是聽説”。

　　對此，記者一直試圖尋找當時的“市改革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進行求證。但截至發稿，一直未能聯繫上。

　　“變異”的重組

　　外資確實來了，是一家臺資企業。但據上述人士的透露，在獲得了紡織廠的重組權後，這家臺資企業95%的股權被一家鹽城當地的企業收購。

　　“也就是説，最後對鹽城市紡織廠的重組方還是本地企業。”上述知情人士説。

　　“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吃了一驚。嚴格按流程來辦理，鹽城本地企業重組實際並不合規。”上述知情人士反覆強調，“到底是誰允許這麼做的？是誰簽的命令？”

　　記者根據當地官員提供的資訊，來到鹽城市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試圖求證2004年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些説法，但未能得到實質性的答案。

　　與此同時，通過多方的交談和資訊整合，《國際金融報》記者發現，這家鹽城本地企業就是東達集團，負責人就是朱鵬。

　　透過其他媒體的報道，或能證實朱鵬參與了當年對鹽城市紡織廠改制的真實性。2013年3月22日《東臺日報》一篇對朱鵬的訪問報道中，就曾寫到：“2006年，在鹽城紡織廠改革最為困難的時期，果斷作出全資收購的決策，被喻為‘蛇吞大象’的壯舉”。

　　前幾年一篇名為《榮譽、責任、動力——記東飛馬佐裏紡機有限公司（東達集團官網資訊顯示，東飛馬佐裏紡機有限公司是前者旗下子公司）董事長朱鵬》的公開報道中，也曾這樣寫到：“當年，國有企業鹽城紡織廠像一艘行將沉沒的漏船，瀕於破産邊緣，企業動蕩不安，職工陳情不斷。誰來整治這堆爛攤子？市委領導的目光落在了蒸蒸日上的馬佐裏身上，落在了馬佐裏的當家人朱鵬身上，決定由東飛馬佐裏紡機將鹽紡兼併。”

　　為了印證媒體的報道，《國際金融報》記者驅車前往東達集團所在地東臺，以尋找朱鵬本人（手機不能撥通）還原當年改制真相。

　　遺憾的是， 當記者到達東飛馬佐裏時，門口接待記者的保安一直表示“朱總不在廠裏”，記者又將聯繫方式給了該公司保安。但截至發稿，東達集團和朱鵬等始終未有回音。

　　改制中的土地

　　7年過去了，籌劃中的紡織新廠，仍然只是規劃。但一番倒騰，東達集團確實掌握了很多優質地塊。

　　“這要從當年改制的具體方式説起。”對此，上述知情人士稱，“當時對鹽城紡織廠的改制屬於‘0改制’。這要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改制企業要承擔3億多元債務，為此，有關部門以變更工業用地為商業開發用地的方式，來對衝3億元的債務；另一方面，還要再花費3億元至4億元，建設新廠，這樣才能完成擴大産能、保障就業等目標。”

　　“針對前者，新鹽紡集團承擔相應債務的同時，取得了原企業地塊共計256270平方米（384.4畝）及面積為12442平方米的3處房産。”該人士説。

　　據規定，國有企業的用地屬於劃撥性質，在政府有關部門將原先廠區的土地轉為商業用地之後，在“進一步做大、增加就業、保障稅收”等改革目標的作用下，還須由新鹽紡集團花費資金建新廠。為此，鹽城市鹽都區政府必須給出更多優惠。

　　記者獲得的一份鹽都區人民政府與新鹽紡集團簽署的《投資協議書》顯示，“乙方新鹽紡集團的紡織項目初步確定以家用紡織品為主導産品，總投資額初步概算為12億元。項目建成後，年銷售收入為15億元左右，年稅收可實現5000萬元左右。”

　　“在這個美好的願景下，2006年，鹽都區又把‘優惠’給予新鹽紡集團——根據協議，新廠建設可能用到1500畝左右的用地。”上述人士説，“但這筆土地款還須償還，方式是用未來企業的稅收進行抵充，也就是説，朱鵬以0成本的代價，可以獲得鹽都區1500畝的土地。”

　　粗略測算，按鹽城2006年的工業最低保護價1.5萬元/畝計算，朱鵬實質上免除了2250萬元的土地成本。記者還了解到，2007年時，朱鵬還提到了其他用地要求——上述1500畝地塊旁的200多畝地，用於生活用地，搭建職工宿舍。

　　“這處生活用地，分為兩塊，分別是64畝和180畝。當時的結算價格雖然以40萬元/畝掛牌，但最後卻以10萬元/畝成交。”上述人士解釋，“也就是説，朱鵬當時又節省了30萬元/畝的成本，總計7320萬元。”

　　在鹽城市紡織廠的384.4畝的地塊和鹽都區總計1700多畝的地塊之後，正式“出場”的才是軋花廠地塊。

　　“有關部門的意思是，為了促進改制的成功，提高積極性，再給企業一個優惠，參照鹽城市紡織廠地塊的實際結算價格，3億元除以384.4畝，即86萬元/畝的價格，將軋花廠賣給了朱鵬。”

　　不過，據記者查閱的2007年招拍挂資訊，通過換算，軋花廠地塊是以266.6628萬元/畝的市場價成交的。

　　在對鹽城市國土局副局長孫煒斌的採訪中，他在查詢後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強調，2007年確實是按1.7億多元的成交價賣給了新鹽紡房地産公司——新鹽紡集團旗下房地産開發公司。

　　對此，上述知情人士的解釋是，當初招拍挂時，該地塊的起拍價是101萬元/畝掛牌，最終以268萬元/畝左右成交，“但在與新鹽紡房地産公司結算時，僅按70萬元/畝的價格執行。對於200萬元/畝的差價（共計1.5億元左右），內部的説法是，政府是以‘借款’形式給企業，未來，企業在應交稅中抵充‘借款’”。

　　如果上述説法屬實，通過政府有關部門的“優惠”和“刺激舉措”，朱鵬所掌握的公司實際上在2007年減免了總計2.5億元左右的土地使用成本。

　　吉信的入夥

　　2007年3月招拍挂之後，許政偉和他的公司吉信貿易在這個時間段進入到鹽城進行開發，並最終與軋花廠地塊建立了“理不清剪不斷的關係”。

　　“當時想法很簡單：地塊位置好，項目不錯。”許政偉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回憶，“加上朋友的牽線，我和幾個合夥人，很快確定與朱鵬進行合作。”

　　2007年4月22日，許政偉等人與朱鵬的新鹽紡集團簽訂了《新鹽紡房地産公司股權轉讓合同》和《合作開發房地産合同》。吉信貿易獲得了新鹽紡房地産公司49%的股份，剩下51%仍由新鹽紡集團所有。《房地産合同》意味著，一旦未來合作得好，吉信貿易還能涉足384.4畝原鹽城紡織廠地塊的開發。

　　後來，許政偉在上訴材料中稱，為軋花廠項目，他總計花費了6500萬元。其中，新鹽紡房地産公司註冊資本為2000萬元，按49%的股份，出資980萬元。由於新鹽紡房地産公司的大股東新鹽紡集團承諾在2007年6月底之前將軋花廠地塊的土地證辦下來，許政偉2007年5月中旬又以“借款”的形式，為朱鵬繳納軋花廠地塊的出讓金“貢獻”了5520萬元。

　　許政偉透露，當初他墊付的6500萬元再加上新鹽紡集團出資的2700萬元，合計9200萬元在2007年5月31日前作為土地出讓金支付給國土局。然而，土地證並沒有辦下來。

　　為什麼是9200萬元？土地證又為什麼沒辦下來？

　　許政偉的解釋是，根據當初與政府的約定，“將1.7億多元的土地款打給政府，但政府會通過財政返還等形式，反過來補貼給企業，最終，通過繳納的款項減去政府返還的補貼款項，就是9200萬元。”

　　不過，在鹽城市官方看來，9200萬元並沒有繳足土地出讓金，所以不能下發土地出讓證，而朱鵬認為，已經足額繳納。政府與企業在此點上存在爭議，這也為以後的各方糾紛，打下了伏筆。

　　糾紛的産生

　　這一伏筆徹底斷送了許政偉的開發生意。

　　在給時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的《緊急申訴（舉報）書》中，許政偉這樣描述：“新鹽紡集團的法定代表人朱鵬違背誠實信用的原則，未履行合作約定的義務，導致合作各方發生爭議，房地産開發陷入停頓狀態。”

　　按許政偉的解釋，違約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價格的上漲。相比于2007年，2008年軋花廠地塊的土地價格上漲了100萬元/畝。對此，朱鵬想讓許追加出資1億元。

　　“我們的想法是，你認為土地漲價了，那也可以，我們可以撤資。”許的一位合夥人對記者説，“當時要求很簡單，將本金退還，但朱鵬一直沒有回音。”

　　2008年到現在，許政偉多次前往鹽城，試圖通過交流、溝通、司法途徑乃至赴德國駐滬領事館解決這樁事，但都無功而返。

　　這期間，根據知情人士的講述，又發生了幾件影響軋花廠地塊開發的事件。

　　朱鵬于2010年一度將時任鹽城市市長李強、鹽都區政府、鹽城市國土局等告上了法庭，原因是“答應好了的地塊，卻最終沒給”。朱鵬所説的地塊是鹽都區建新廠、總計1700多畝的那幅地塊。

　　“據我了解的情況，加上一些猜測，李強市長沒給地塊的原因可能是朱鵬並沒有推進鹽城市紡織廠的改革，但朱鵬的想法可能是‘不給地塊就不開發’。”上述了解內情的人士説，“當然，不排除其他的一些原因。”

　　對此，記者試圖對各方進行求證，但截至發稿，並無實質性的結果。

　　許政偉透露，由於2008年某個時段原鹽城市紡織廠的工人們鬧事，時任市委書記趙鵬以9200萬元繳納土地款中的4500萬元用以解決該事件。

　　不過，2013年11月27日和12月19日由鹽城市副市長王榮主持的會議紀要中，提到了4500萬元的來龍去脈——因欠繳企業改制並購款4500萬元並急需用此款支付職工安置費用，“由市國資委協調在其繳納的土地出讓金中已列支該款項”。《國際金融報》記者曾致電王榮欲詳細了解此事，但始終未接聽電話。

　　2014年1月初, 許政偉得知，東達集團曾與鹽城市國土局于2013年2月5日簽訂了一份《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補充協議》，同意將軋花廠地塊受讓人變更為東達集團。

　　“很奇怪，作為新鹽紡房地産公司的兩大股東之一，根本不清楚土地是什麼時候轉讓、以怎樣的價格轉讓的。”他説，“按道理，轉讓等資訊需要董事會的通過，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走這樣的流程。”

　　對此，許政偉認為，朱鵬通過偽造簽名等手段，模擬了東達集團與新鹽紡房地産公司的轉讓合同。同時，國土局將軋花廠地塊變更為東達集團“也不符合程式”，更猜測“有關部門是否存在利益輸送”。

　　“在東達集團補繳了足額土地出讓金後，我們給企業發了土地證，現在該權證已被查封。”鹽城市國土局副局長孫煒斌認為，軋花廠地塊從新鹽紡房地産公司變更為東達集團“符合程式”，因為，東達集團屬於前者的控股股東，與此同時，東達繳納了更多費用在這塊地，“這樣做更好地保護了許政偉等人的利益，他只要去法院起訴就行。”

　　“拋開偽造簽名等單方面的説法，就國土局的流程看，並不符合有關法律。”東南大學法學院張馬林律師解釋，“站在法律角度，即使後者屬於前者的控股股東，也不能改變兩家公司都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事實。另外，當初參加招拍挂土地拍賣的，如果並不是東達集團，那麼，就不具備使用土地的權力。除非這塊土地收回之後重新拍賣，由東達集團競拍獲得，這樣的情況，該公司才具備使用土地經營權的資格。”

　　了解內情的人士也質疑説，土地轉讓，須具備幾個條件：土地有約25%的開發度，不能空置；要國土局同意，且要繳納土地價格上漲的增值稅。“現在的情況是，土地本身是事實上的空置，同時，是否繳納過相關的稅費，公開渠道也沒有顯示。”他説，“那麼，國土局為什麼會同意土地的轉讓？”

　　事實上，許政偉也在質疑，軋花廠“已是空置地”，一直“沒有開發”。但孫煒斌一直解釋，軋花廠地塊並非空置地，相關的産權仍在原企業手中，“國土局絕對會按相關章程辦事”。

　　改制“冰山一角”

　　儘管有種種質疑，但這並未阻礙東達集團拿到軋花廠地塊的土地證。這又一次讓許政偉“吃了一驚”。

　　記者在鹽城期間及隨後的採訪中，曾多次致電朱鵬，但其手機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狀態。截至目前，他本人也未對軋花廠地塊作出任何公開的表態。

　　在記者獲得的一份申訴書中，許政偉多次發出疑問：“軋花廠地塊是新鹽紡房地産公司依法摘牌，怎麼不經過法律程式就由貴局私下轉讓給東達集團？我公司是新鹽紡房地産公司的股東，佔總股本49%，怎麼能沒有董事會的決議，就單方面將合資公司的土地轉讓給另一公司，並得到貴局的支援？新鹽紡房地産公司已向貴局繳納土地出讓金9200萬元，怎麼能將新鹽紡房地産公司繳納的土地出讓金認同是東達集團繳納的呢？”

　　然而，在上述知情人士看來，許的事件只是軋花廠糾紛的“冰山一角”。“回過頭看當初的改革目標，朱鵬達成了什麼？”他説，“首先，新廠沒有建成；其次，地塊沒有開發，白白閒置了這麼多年。”

　　傅金龍在和記者交流時，也感到“很遺憾”。他甚至猜測，相關企業介入到鹽城市紡織廠改制的目的，就是“為了圈地、囤地”，而不是真正地做實業。

　　事實上，2010年，在時任鹽城市市長李強主持的第20次土地出讓與儲備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紀要上，鹽城市官方曾明確表達了收回重新招拍挂的想法。

　　《紀要》第15條稱，“市國土局牽頭，會同鹽都區政府在總額6200萬元的額度內，解決原軋花廠地塊的所有矛盾。市國土局負責解除與新鹽紡公司的土地出讓合同，退還其已繳納的土地出讓金，在矛盾處理完畢後，重新掛牌。”

　　2010年5月16日，鹽城市國土局下發了《關於終止<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通知》，決定退還給新鹽紡房地産公司已繳納的9200萬元出讓價款，並終止合同履約。

　　在多次與許政偉的接觸中，他都拿這份文件證明“拿到土地證的不合理性”。

　　“真實的情況是，《紀要》沒有被執行，土地也沒有被收回。當初，之所以下發這個文件，只是為了逼有關企業加快對鹽城市紡織廠的改制。”孫煒斌表示，這份被許多次提及的文件只是“手段”。

　　孫煒斌表示，在他看來，軋花廠地塊不需要再拍賣，因為這是合同糾紛，政府沒有把凈地交給房地産公司，有違約行為，如果朱鵬索賠，政府將損失巨大，現在只不過是繼續履約而已，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快把土地開發起來。

　　“不管目的是什麼，結果好不好，政府文件總不能如此兒戲。”張馬林説，一會兒這樣説，一會兒那樣表態，損害的不止是企業，更是政府部門的權威和公信力。

　　在張馬林看來，有關部門在這件事上的做法“並不完全合理”，至少要對外作出詳盡的解釋。

　　土地證的下發意味著，迎賓南路軋花廠地塊未來或將不再荒涼。但圍繞土地證，國土局、東達集團、許政偉及其他政府有關部門，似乎仍有很多“糊塗賬”沒有處理完。

　　“7年時間，政府得到了什麼？改制沒有成功，紡織産業沒有做大，還白白送出去了這麼多地塊。朱鵬卻以很小的代價，獲得了軋花廠地塊和鹽城紡織廠384.4畝地塊的所有權。就按目前500萬元/畝的市場價計算，朱鵬已坐擁了20億元的資産。”上述知情人士感慨，“為什麼有關部門會對一家企業自始至終都在給予優惠？這背後，又隱藏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