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身為反壟斷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國家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以此推導,可以説,張昕竹自2008年至今一直擔任國內行動通訊産品分銷商天音控股的獨立董事,事實上也是不太合適的。
世事難料,曾參與起草《反壟斷法》的張昕竹,最終卻陷入到事關反壟斷的漩渦之中——8月12日,社科院研究員張昕竹被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宣佈解聘,不再擔任該諮詢組成員,原因是“違反工作紀律”。
據相關媒體報道,張昕竹之所以遭到解聘,直接與去年底國家發改委對全球晶片巨頭高通的反壟斷調查有關,而在我國反壟斷調查的步步逼近中,身為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的張昕竹,不但屢屢為高通辯護,而且還參與編寫了“旨在為高通洗白”的厚達幾百頁的報告文件。
此事一經浮出水面,作為反壟斷專家諮詢組2011年成立以來的首個解聘成員,張昕竹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儘管,在事發之後,張昕竹以“發改委相關機構並未向其徵詢意見”為由自辯,但是,客觀而論,這是毫無説服力的,因為,沒有向其徵詢意見,並不代表作為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沒有主動溝通的義務,更不代表張昕竹可以一邊擔任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一邊又為反壟斷調查對象高通提供諮詢服務。
在真相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沒有必要過多糾纏于張昕竹所為,到底是違規、還是違法。相反,我們倒有必要對常識進行辨析,張昕竹身為國務院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本應對涉及反壟斷的商業諮詢業務秉持“回避原則”,更何況業務對像是反壟斷調查對象高通呢!
缺乏起碼的“回避原則”,不僅説明張昕竹個人的道德操守可能存在問題,而且也間接表明我國除“政商旋轉門”之外,還普遍存在“産學旋轉門”的亂象。
聚焦到張昕竹解聘門事件,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如果高通為張昕竹支付了高額報酬,那麼其所看中的,極可能不僅僅是張昕竹的專業水準,還可能與其作為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的話語權有關。
當然,對上述進行質疑,並非否定産學結合的積極意義,而是旨在説明,如果學者本身已受聘相關政府諮詢機構、或者已接受相關部委的課題委託,再參與該部委職能範疇內的涉企商業活動,是極其不妥的。這是因為,很有可能會導致此類學者將對該領域的話語權和知情權,經由涉企商業活動進行間接利益輸送。
學者專家可以積極參與産學結合,但如果其已受聘于相關政府諮詢機構,則必須秉持起碼的“回避原則”。再以張昕竹為例,身為反壟斷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國家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以此再進行推導,可以説,其自2008年至今一直擔任國內行動通訊産品分銷商天音控股的獨立董事,事實上也是不太合適的。
自去年10月中組部下發《關於進一步規範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後,我國政商旋轉門的亂象,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迄今為止,僅滬深兩市就有120名官員獨董請辭。
而與“政商旋轉門”相比,“産學旋轉門”的利益輸送路徑,往往相對間接且更為隱蔽,故而,對此我們更有必要提高警惕,不僅應強化相關政府部門出臺的工作紀律,而且還應健全相關法律、並嚴格執行,以便切實扭轉我國“産學旋轉門”亂象。
□楊國英(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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