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鉅額募捐的背後：國內捐助缺乏公開透明

　　陳啟宗和陳樂宗

　　有價證券、房産、個人財物、養老金、商業保險等，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捐贈；電話、網路、支票等，通過各種方式都可以捐贈……在哈佛大學的網站上，如何向大學進行捐助的説明上詳細列清了各種名義、各種途徑、各種類別的捐助。而就在最近，兩個並不被中國內地所熟悉的香港人——陳啟宗、陳樂宗，成為了哈佛大學捐贈史上的“明星”。

　　近日，美國哈佛大學公開宣佈，由陳啟宗、陳樂宗創立的家族基金“晨興基金會”承諾將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款3.5億美元，這是哈佛創校378年以來收到的最大單筆捐贈金額。收到天價捐贈後，哈佛大學決定將該學院更名為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以此紀念陳啟宗和陳樂宗兄弟已故的父親陳曾熙。這是哈佛首次因慈善捐款為一個學院更名，也是哈佛學院首次以華人的名字命名。

　　然而，這筆天價捐贈卻引發了中國內地的一片譁然，有些人不理解為何要將如此大筆的鉅款捐給一所美國高校，而事實上，近年來華人正在成為歐美名校捐贈的主力軍。這背後深藏著怎樣的緣由？這些歐美名校又是如何吸引各路企業、富豪的“慷慨解囊”呢？

　　父親的遺願

　　如果説陳啟宗和陳樂宗兄弟的名字對於中國內地而言稍顯陌生，那他們的父親陳曾熙創辦的恒隆集團就幾乎無人不曉了。

　　1960年，陳曾熙成立恒隆有限公司，並於1972年上市。1986年陳曾熙去世，集團業務便暫由弟弟陳曾燾主理，直至1991年1月，陳曾燾宣佈退任主席一職，由侄兒陳啟宗正式接管父業。晨興基金會便是由陳啟宗和弟弟陳樂宗一起創辦的家族基金。

　　“錢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作為恒隆集團和恒隆地産的董事長，與胞弟陳樂宗位列《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第17位，凈資産估計達29.5億美元的陳啟宗卻對媒體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事實上，陳氏家族有捐身家的“不明文家規”，“我們家的錢不留給後代，都用於做公益、做慈善，除了養我媽媽以外，她94歲了”。

　　為何要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行捐贈？看過陳氏兄弟的資料，這一謎團也自然解開了。香港恒隆集團董事陳樂宗是哈佛大學校友，1979年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取得學位。陳樂宗的母親是一位護士，上世紀50年代在自家廚房裏為鄰居家的孩子們注射疫苗。

　　陳樂宗表示，“為了繼續我母親在公共衛生事業的工作，以及我父親在教育事業上的專注，我和兄弟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款。”

　　然而，陳氏兄弟認為“理所當然”的這筆捐贈，卻在內地引發了一片譁然。許多網友質疑為何不捐贈中國內地或者香港的大學。對此，陳啟宗並沒有太多理會這些質疑，“我們從來沒跟別人説過捐了多少。首先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社會怎麼看、歷史怎麼看，我們也管不了太多。”陳樂宗也強調，“公共衛生不是一地的問題，而是人類的問題。”

　　事實上，陳氏兄弟通過晨興基金自1996年起，每年資助北大、清華、復旦等5所高校的500名學生；2006年也已捐款1億港元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晨興書院；捐建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樓、創立晨興數學中心，捐助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等。

　　華人捐贈潮

　　事實上，華人大手筆捐助歐美名校已經不是新鮮事，其中不少是創學校紀錄的大規模捐贈。

　　今年7月，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以“SOHO中國基金會”的名義和哈佛大學簽訂了1500萬美元的捐贈協議，用以資助中國貧困學生赴全球精英大學就讀，此項目的整個助學金金額為1億美元。

　　2012年，美國前勞工部長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及家人向哈佛大學捐出4000萬美元，成為當時該校史上最大一筆華人捐款，其中3500萬美元用來建造哈佛商學院大樓“趙朱木蘭中心”。

　　2010年，高瓴資本創始人兼管理合夥人張磊公開表示，向耶魯大學捐贈888.8888萬美元，創下了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對本學院捐款的最高紀錄。

　　2007年，雅虎創辦人楊致遠曾捐助7500萬美元給斯坦福大學建設環境研究中心，轟動一時。

　　華人其他大額捐款還有2000年，上海移民赴美的慈善家王嘉廉出資5000萬美元捐建石溪紐約州立大學的王嘉廉亞美研究中心，出生在新德里的華裔金融家王周露露與夫婿在2000年捐資2500萬元給她的母校韋斯利學院等。

　　甚至早在110年前，便有華人向美國大學捐款的先例。在美國做家仆的廣東移民丁龍的忠誠、勤勞感動了主人卡本蒂埃，他答應滿足丁龍的一個要求，丁龍因此提出希望建立一個學科，讓美國人認識教導他為人處世道理的中國教育家孔子。於是，由丁龍捐出畢生收入1萬美元，其主人卡本蒂埃陸續跟進捐款約50萬美元，建成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

　　“捐資大學在歐美發達國家早已是悠久的傳統，這來源於優良的文化傳統，也來源於長久積累的優質校友網路，最重要的保障還是學校良好的信用機制。” 一位留學機構的負責人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同時，從客觀因素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留學生的第一大‘出口國’，因此，華人畢業生在歐美名校的數量也愈來愈多，這也使得華人成為歐美大學捐款的主要來源地。”

　　正如陳樂宗本人不僅長期捐贈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學，而且還一直承擔為母校募款的職責。他説，“基本上，無論你捐哪一所美國大學，都有相當的信心相信這個錢不會亂花。法律的制約，還有民間的風氣都是保障。”

　　捐助背後的尷尬

　　然而，華人在海外捐款資助教育時也會面臨雙重壓力和尷尬。除了來自國內民眾的不理解外，還有來自學校本身的質疑。

　　此前，康橋大學接受了一筆來自中國的一家基金會的370萬英鎊捐款，設立一個新的終身教授職位的消息，就遭受了英國輿論的壓力。英國媒體質疑這筆資金可能有中國政府背景，擔心影響康橋的學術獨立性。

　　對於這種質疑，英國布魯奈爾大學劉芍佳教授認為，現實情況並非如此，“英國高校紛紛搶著辦‘孔子學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否是中國政府的資金，在英國高校看來並不重要，也不會影響他們獨立辦學的基本原則”。

　　而對於中國國內部分輿論稱華人給海外高校捐款是“吃裏扒外”的現象，劉芍佳教授認為這是狹隘的：“首先，科研沒有國界，學術沒有國界，對教育和文化的支援應該是超越國界的；第二，華人向海外高校的捐款，很多往往專項用於推動中國和海外的交流，或者推動弘揚中國文化；第三，大家只看到這些華人給海外高校捐款的例子，但沒看見華人給國內高校捐得更多。”

　　如果説英國高校對於捐助的態度還有些“高冷”的話，美國常春藤盟校更是為捐助“大開方便之門”。位於美國矽谷的留學申請機構“學之行”總經理王侃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美國常春藤盟校的新生來源有三：一是成績優異或有特殊才能、經歷的學生；二是社會政要或對社會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之後；三則是家族從商，有財力向學校基金會進行大額捐款的家族子女。這最後一條，正成為世界新晉富豪捐贈名校的不竭動力。

　　據悉，哈佛便有一條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如果可以給哈佛捐一座圖書館或者一幢教學樓，捐款人的子女無論高中表現如何，都可以被哈佛錄取。這條不成文的規定，也同樣盛行于其他常春藤盟校。

　　缺錢還是缺錢

　　就國際慣例而言，現金儲備、投資規模、學校品牌越大，學校受捐贈的額度也會呈正比放大。據美國全國學院和大學事務所人員協會在2010年－2013年期間對80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學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過去３年，單筆受捐金額達9位數的受捐大學名單包括康奈爾大學（3.5億美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3.5億美元）；耶魯大學（2.5億美元）美元；賓夕法尼亞大學（2.25億美元）；哈佛大學（1.5億美元）；達特茅斯學院和喬治城大學各1億美元。

　　另外，美國的大學捐贈基金佔到了高校預算的很大比例。統計顯示，常青藤院校更是高達25%－45%，哈佛大學每年35%的運作經費都來自旗下的捐贈基金，而耶魯大學捐贈基金對該校年度預算的貢獻率高達44%。精準到各大頂尖高校中的商學院，一般每年也有20%左右的捐贈資金會不斷地匯集到賬戶下。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受捐，不少美國大學依然喊著“缺錢”。大型籌款工作一直在持續推進著。

　　2013年9月，哈佛大學便啟動了大型籌款計劃“哈佛運動”，計劃2018年前募集65億美元。哈佛的13個學院也各自啟動自己的籌款活動。這是第一次所有哈佛的學院都參與的籌款活動。

　　領導哈佛籌款計劃的有9名聯合主席和3名名譽聯合主席，其中5人來自哈佛大學的兩家理事會——哈佛理事會和哈佛監事會。聯合主席保羅·芬尼根表示，捐贈對於哈佛大學至關重要，它提供了哈佛每年運營支出資金的35%。

　　據悉，在金融危機期間，捐款銳減27.3%，哈佛大學被迫中斷校園擴張計劃，也暫緩興建預計斥資10億美元的綜合科學中心。因此，這次籌資活動籌集的近一半資金將被用於支援教學和研究，其1/4將被用於助學金項目和其他項目，剩下的款項將被用於改善資本狀況和建立靈活基金。

　　一名領導哈佛籌款計劃的聯合主席戴安娜·尼爾森表示，“如果我們只看捐贈的數額的話，數字的確很驚人。但哈佛有很多學院在做各種研究，用於解決社會各種問題，這花費很大。哈佛的捐贈資金來自方方面面，很多捐贈者要求按照他們的意願用於某一特定領域的研究，所以並不是每一項研究都資金充足。”

　　對於這樣的大型籌款計劃，哈佛籌款計劃聯合主席詹姆斯·羅森伯格也吐露了名校背後的無奈：一是現在政府由於經濟壓力對於研究的支援在減少，二是行政管理開支也很大，三是學費住宿費對於學校的支援在變小，再加上很多獎學金計劃，另外捐贈資金的回報率遠遠不如1982年至2000年那個時候。

　　國內捐助的“麻煩”

　　根據2013年底公佈的2014年中國大學校友捐贈排行榜，清華大學以13.23億元人民幣名列榜首，北京大學以12.93億元人民幣位於次席。儘管這一數字在國內已經是“天價”，但與哈佛等歐美名校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語。為何國內大學不能成為華人富豪捐贈趨之若鶩的洼地呢？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陳啟宗欲言又止，卻還是忍不住“吐槽”，“在海外，捐錢就是捐錢。但在內地就複雜很多，牽涉很多麻煩，最要命是花費精神和心血，等於自討苦吃、自找麻煩。”

　　陳啟宗透露，這些“麻煩”包括官僚主義、貪腐及分配不公等問題。有一次，他跟弟弟陳樂宗在內地洽談一個慈善項目，又碰到這些麻煩事，結果氣得弟弟發火説，“算了，錢就扔給他們算了。”不過，他也補充説，近年內地情況已有改善。

　　陳啟宗遇到的“麻煩”並非個案。著名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要避免這樣的“麻煩”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捐助的整個過程公開、透明。

　　熊丙奇介紹，在國外，若有商業贊助的契機，大學理事會和學院教授委員會會聚在一起進行民主決策。“他們會商量贊助商的商業意圖、商業特性、廣告色彩、冠名時間和地點，並公開一切。”熊丙奇指出，“但在國內，往往只是行政拍板。”在這樣先斬後奏的情況下，老師和學生到最後才知道突然多了一項商業冠名，“如果爭議很大，那再撤掉。”直到現在，熊丙奇依然認為在商業冠名之前就公開徵求師生意見的國內高校還是很少。

　　除了事先“不公開”，事後“不透明”也是很大的問題。“比如捐贈贊助後的錢到底花在了哪，對學生到底有哪些實際幫助，這些都沒有很好的交代。”熊丙奇認為，目前國內高校的捐贈生態很有問題。2010年，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資訊公開法》要求高校公佈財務資訊，但人們對財務去向、執行情況還是不甚明瞭。由此，“錢去哪兒了”、“潛規則”等質疑總不絕於耳。熊丙奇指出：“為什麼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國外實行的是現代學校制度，校長要對大學理事會負責，不做好公開透明可被罷免。但國內的校長都是行政任命，問責就出現問題。”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濤指出，校友為母校捐贈，只是樸素的校友文化的一部分。個人捐贈屬於純粹個人化的慈善行為，與公權力無關，也沒有觸犯任何法律紅線，外界的批評和譴責其實是非理性的，而且談不上任何“道德優勢”。

　　同時，劉濤認為，國內一些大學也應該認真反思為何沒有贏得校友的信任。“一些大學看重的只是校友捐款，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校友文化。學校之所以捧著校友，往往是出於功利訴求。這也是為什麼國內各院校的校友僅僅出現在一些慶祝、聯誼和捐贈場合，有些所謂的公共事務討論也是做做樣子，學校並未給校友有誠意的尊重，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正如此前熊丙奇介紹的，美國大學的校董會是學校的法定代表，也是學校公共事務的最高決策機構。校董會成員中，校友佔據了相當大比例，這有效保證了校友對學校公用事務的參與。在美國，校友並非只是儀式性地出現在捐贈場合，心理諮詢、學校講堂、校友面試、校友企業招聘等場所經常能看到校友的身影。

　　“校友文化並不是校友捐款文化，而是給校友一種強大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讓校友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從未離開，從來都是‘自己人’。” 劉濤強調稱，“更為重要的是，校友文化應該滲透到學校的日常管理體系中，進入學校文化的深層結構，給人以信念和力量，生生不息。因此，讓校友文化承載學校的精神傳統，並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這既是大學治校的重要理念，也是校友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演繹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