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長換擋期,城市未來的發展和建設要怎樣運作和定位,
這些都要從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獲得明確的指引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終於推出。中國經濟增長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期,從過去的雙位數增長下降至現在的 7.5%,這是一種重大的轉折。在這樣的轉折時刻,城市未來的發展和建設,要怎樣運作和定位,都要從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獲得明確的指引。
6年規劃週期值得注意
規劃週期從2014 年到2020 年,6 年的規劃時段非常特別,比國家總體規劃時段要短。這意味著國家新型城鎮規劃過去所討論、爭論的一些問題可能並未得到妥善的解決。或者説,政策的決策者還沒有自信,認為規劃可以執行更長時間,作為一個有法律地位的、在長時期內有效的、方向明晰的國家戰略去執行和落實。這種自信的缺乏,表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某種臨時性質。一項政策的決定者如果對政策本身缺乏自信的話,就會嚴重影響執行力度。這是需要評估的第一個問題。
實際上,在細細研究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之後發現,規劃本身在內容上還存在一些缺陷,方向、概念上存在一些明顯的矛盾。這個規劃的真正落地和執行,很可能是部分到位,部分不到位;部分得到突出,部分甚至就無聲無息了。整體看,甚至有到不了五、六年時間的危險。它確實不是一個令人長期期待、具有顯著系統性思想的規劃,短期特徵表現明顯。
“智慧城市”意味著花大錢
“智慧城市”這個時髦觀點被正式引入到規劃中。問題是,在這些期待和想像的背後,有一個易被忽視的問題——大投資。概念被拔高的程度越大,意味著規劃實現的投資量也越大。當 “智慧城市”作為規劃的一個重點時,這份規劃將會是一份非常昂貴的規劃,且不一定會産生很高的效益回報。這是需要評估的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説“這是一份昂貴的規劃”? “智慧城市”也好,“大數據”也罷,與城市的關係並不明確,對城市未來的面貌、命運、形態沒有清晰可見的輪廓。在不清晰的輪廓和發展結果面前,卻要求投入大量資金和資本,顯然存在科技冒險的可能性。
實際上,對“智慧城市”的理解可以有很大出入,而規劃中沒有看到非常明確的闡述。從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概念去理解城市建設和城市投資,同僅從城市的息化水準這樣一個比較平實的低水準去看所謂“智慧城市”,會得出不同結論。
在規劃中 “智慧城市”概念是跨界的。一方面涉及到很多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説資訊化工程,另外一方面又提出了很高的目標比如説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如何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從而清晰地為城市資訊化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定位,此事不僅攸關國家規劃的落實,也攸關地方政府採取對應的建設性措施,確保這些概念落地。
城鎮化快速發展區間表述存在問題
規劃中提到“我國城鎮化率處 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並由此得出結論,如果在這個階段沿用粗放的方式搞城鎮化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規劃中預估的高速發展區間,是需要評估的第三個問題。
在城市研究領域當中,要表達同樣的意思並非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環境惡化、産業升級緩慢、社會矛盾增多,戰略規劃中應該是“50%城市化率的風險警戒線”。
此外,城鎮化率正處 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這個提法也存在可討論餘地。這個範圍太大,30%-50%城市化率是快速發展區間,而50%-70%城市化率就已經處於一種調節狀態下的發展區間。真正的城市化到了60%以後不可能繼續用很高的速度推進,用政策來“變戲法”也許是可能的。
這顯然會對未來的投資和地方政府規劃産生重大的影響。過於樂觀的表述所牽扯的資本規模一定是相當驚人的,地方政府應理性看待這個區間。
實現1億人轉移落戶是一個巨大挑戰
在新型城鎮化規劃發展目標方面,城鎮化率被分解為兩個具體指標:一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二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按照規劃,到2020年常駐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 45%左右。
不過,這兩個指標都不低。60%的城鎮化率距離現在只有 52%的常駐人口城鎮化率還有 8%的空間。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來看甚至還有可能更高,這意味著將有一億多的農業人口轉移為城鎮人口。
這樣的剛性表述對城鎮的運營管理必將是一個重大挑戰,能否在六年左右的時間去實現大有疑問。發戶口本容易,讓他們變成真正的城裏人難!這意味著大量的工作,大量體制和制度的創新,大量資本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基礎設施能力和價格水準的上漲。只有在工作落地、政策落地、資本落地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實現。
對於城市新移民,放開範圍是有所約束,大部分消化在建制鎮和小城市當中,對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規模則有所限制。規劃建議對社會保險年限進行限制和調控,但最高年限不得超過五年。特大城市還可以採取積分制等方式,設置階梯式的落戶通道來調控移民人口輸入節奏。這些規劃從方式方法來看比較理性,只是提供城鎮社會保險的限制時間可能短了一些,一般7-10年較為常見,5年的調控限制略顯緊張,擋不住移民的涌入。
對城市群這個“重中之重”還需冷靜思考
城市群作為城市協調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是規劃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作為“全國經濟增長、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重要平臺”。從全國城市群整體的佈局來看,基本是沿著“兩橫三縱”規劃分佈的,即以路橋通道、長江通道為兩條橫軸,以沿海高速、京哈京廣高速、包昆通道為三條縱軸。沿著交通網路上的通道,構建城市群,形成大小不一的城市群。
據參與研究的人士透露,大概會有二、三十個城市群分佈在“兩橫三縱”結構上。客觀的説,這些城市群的經濟總量是否能達到理想的規模,存在很大的疑問。在強調城市品質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關注城市群的品質?如果各個單一城市的品質不高,合在一起的城市群品質是否就能達到理想的程度?事實上,一些城市群即便被捏合在一起,恐怕也難以發揮出較大作用。它們各自急於吸納周邊的經濟要素,結果可能比釋放出來的經濟要素還要多,競爭反而比以往更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廣義的城市群外,規劃突出了三個城市群。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個城市群被突出到很高的程度加以表述。顯然規劃者是希望看到這三個城市群能夠得到重點投資和建設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從目前的實際增長和發展條件來看,這三個城市群的確是有希望的,要看國家整體經濟增長情況和城市群參與國際市場水準。不過世界上沒有一個世界級城市圈籠罩在令人窒息的霧霾中。
中小城市和特色産業發展解讀有分歧
産城關係在以往規劃中通常是被忽略或片面化的環節。在中小城市的發展方面,規劃的具體指導意見主要是依託優勢資源發展“特色産業”。這樣的表述與以往那種號召性、概念性的規劃語言相比更加務實。但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什麼是特色産業?“特色”是一種結果,不是具體的産業。顯然在産業研究方面,新型城鎮化規劃並沒有大幅度進步,因此對特色産業的解讀就會存在分歧。
我們常常看到,沿海中小城市的鄉土産業在城市化的浪潮衝擊下都消失了,中小城市搞得像家門口的大城市一樣,還有某些城市在發展中集中全城資源打造“光谷“之類的單一産業。一旦地方政府出現偏差,就會出現某種産業的畸形發展,甚至形成某種意義上的城市災難。
實際上一個相對較精確的表述,應該是發展中小城市的原生態産業和鄉土産業。鄉土産業的發展往往具有悠久歷史和良好條件,當地老百姓幾百年來就靠這樣的産業生活,既有文化屬性也有生態屬性。 所以原生態産業和鄉土産業這個概念更加有助於對地方政府做出更清晰的指引,推動當地産業發展,夯實城市發展的基礎,夯實城市消費活化的經濟基礎,真正支撐起未來的城市化。
發展公共交通需注意系統問題
城市公交系統在城鎮規劃中被提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上,這也是是建立在各國城市發展經驗基礎上的理性結論。規劃對某些節點作了明確的技術性指引,比如要積極發展快速公共汽車、現代有軌電車等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統,要求基本實現一百萬人口城市中心區公共交通站點 500 米全覆蓋。
需要評估的問題在於,公交系統和城市的關係在這份規劃中被進行了模糊處理。比如快速公共汽車和現代有軌電車系統,現代有軌電車系統是安邦一再推薦的公交系統,具有高效和投資少的特點。而快速公共汽車(BRT),存在割裂城市空間系統的問題,對城市的土地價格也有很大影響。 另外,大容量公交系統有積極意義,但一定要有發展的限制條件。
在交通系統方面,規劃也提出了若干比較明確的數據指標性要求。比如“推進中心城區功能向一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值得注意的是一小時交通圈形態是個理論值。在交通體系和路網未更新升級的條件下,一小時交通圈所形成的都市圈,究竟是多大的空間規模可能存在疑問。以實際情況看,這一小時的圈子可能大不過北京一個區;而以理想值來計算,路網系統改造所需投資難以估計。
每人平均城市建設用地限制構成重要約束
規劃在發展目標方面最有價值、可能改變城市面貌和空間格局的看點,是關於每人平均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規劃中所要求的每人平均城市建設用地嚴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內,是一個很重大的發展限定條件,為城市的發展形態建立了框架。
中國以往的城市建設用地一直是粗放式發展,官方數據顯示,現在中國每人平均建設用地已到達130平方米,而實際中可能還要超過這個數字。對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發達國家每人平均建設用地平均只有82平方米左右,香港集約化程度更高,為每人平均30平方米。所以,規劃提出每人平均100平方米建設用地的控制性指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建立了城市的邊界,不可能沒有邊沿的搞建設。
當然,就集約度而言這個數據並非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其實還可以進一步壓縮用地規模。從表述上看,“每人平均城市建設用地”是城市經濟學意義上的表示,作為國家級規劃,可對容積率、密度做進一步調控和數據安排。
規劃中應有而遺漏的幾個問題
令人比較遺憾的是,這一規劃還是遺漏了若干問題。比如物流問題,物流是城市圈或現代城市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對城市未來發展影響極大。作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城鎮化規劃,對物流體系建設和物流成本約束幾乎沒有絲毫涉及,這不能不説是一個比較大的缺陷。
第二個涉及不多的問題是老齡化。老齡化在這份城鎮化規劃中設計內容很少,盡在“老人關愛服務體系”建設中提到八個字,顯然規劃嚴重低估了中國社會老齡化問題的嚴重程度。這將對城鎮化的實現和落地形成嚴重影響。
總體來看,這份規劃的臨時性色彩是存在的,一方面存在一些普遍性缺陷,另一方面框架和邏輯關係也存在問題。從某種程度上時候,規劃更像是一個意見匯總,而並非真正意義上規範的戰略規劃。
(□陳功 作者為安邦(ANBOUND)首席研究員)
[責任編輯: 李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