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稱平衡彰顯漢字之美

　　縱觀古今漢字，體式多樣，形態各異，但方塊是其綿延千年的根柢特性。這種特性，早在漢字誕生之初就已基本具備。這為先民造字構形時追求對稱平衡之美提供了用武之地。大美漢字，美在“大方”，美在對稱平衡。正如語言學者劉志基所説：“方形之內，乃對稱平衡意識最佳的培育土壤和表現天地。”

　　漢字結體追求對稱平衡之形

　　不可否認，原始氏族社會陶器上的刻符為漢字的萌芽與誕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細審這些刻符，儘管外形各不相同，但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都在近似方塊形的平面空間裏建構佈局；二是多見對稱性形體。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符共見27個，作對稱形者有15個；青海樂都馬家窯文化陶符共見50個，作對稱形者有36個。這表明，漢字在起源之初即已開啟了對於對稱平衡的簡約追求。

　　對稱平衡是漢字起源的基因，更是成就漢字美學的核心基因。剖開漢字發展的任何一個共時層面，對稱平衡是一種普遍現象。甲骨文作為最早而成體系的漢字，多見正反不定、斜置扭曲之形，但卜筮巫史在堅硬的甲骨上運作“刀筆”時，盡力在“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中，捕捉相對對稱性的形體以留存于字形符號。李玲璞對一千個常見甲骨文形體進行了十六字格編碼統計後指出，“這些形體（甲骨文）所顯示的圖像都是按照平衡原則結構起來的，形成一種對稱的平衡美”。比如，甲骨文“車”字的形體有數十個之多，而絕大多數形體在“畫成其物”時都突顯了不同“車”形的對稱性特徵；再如，甲骨文“雨”字，儘管各時期的形體或有差異，但表示水滴的形體都左右對稱、數量均等地排置在表示雲層的形體之下。

　　秦代一統，書同文字，小篆登上了官府御用場合。這種字體整體作豎方形，圓勁均勻，筆畫橫平豎直，粗細基本一致，將漢字的對稱平衡之態展現到了極致。據筆者統計，《説文解字》收錄小篆字形共9831個，作左右對稱（如“祘”“爨”等）、上下對稱（如“巨”“匚”等）、“十”形對稱（如“亞”“畺”等）的形體達807個；另外還有32對通過改變一個字形的方向，成就另外一個字形的對稱字組（注：《説文》一般用“從反某”“從到（倒）某”註明，如“可”與“叵”，二字小篆形體為左右對稱關係，《説文》在“叵”下注“從反可”；再如“子”與“（見圖1）”，二字小篆形體為上下對稱關係，《説文》在“（見圖1）”下注“從到（倒）子”），足見作整字對稱和字際對稱的形體在小篆字形中佔據相當大的比例，若加上構件在所構字形中展現的局部對稱，則小篆形體的對稱平衡特徵更為明顯。

　　漢字系統中還有一種重疊相同形體而成的所謂疊形字，有二疊、三疊、四疊幾種。比如，“林、喆”等為左右二疊，“圭、炎”等為上下二疊，“回、闁”等為內外二疊，“臦”等為特殊二疊；“晶、鑫”等為正三角三疊，“（見圖2）、（見圖3）”等為倒三角三疊，“雦”等為橫置三疊，“（見圖4）”為豎置三疊；“燚”等為“田”字形四疊。不論如何疊置，外形都極為勻稱規整，更加直觀地展現了漢字結體竭力追求對稱平衡之形的特點。作為中國傳統吉祥圖案的“囍”，由兩個“喜”字對稱拼合而成，非常巧妙地體現了人們祈求婚姻幸福的美好願望，象形表義，對稱平衡，寓意深刻。

　　漢字載體構建對稱平衡生態

　　漢字載體的歷史與漢字形體的歷史同樣悠久。沒有載體，也就不會有字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古文字正因為“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才得以流傳至今。形體綿延不絕，總會在更疊中適應最佳的承載客體；載體移時變革，一直在與時俱進中契合獨特的字形符號。

　　殷商時代，字形呈現于甲骨，並非直接簡率地契刻成形，而是先要對甲骨進行鋸削整治：對於常用龜殼之腹甲，需削平外緣，鋸去中脊凹凸不平之處，使其成平面鵝卵狀；對於背甲，多從中脊對剖為二，鋸去首尾兩端，使其成近似橢圓形；而對於少用之牛肩胛骨，也需切割削磨，使其外形規整美觀。可見漢字在創制之初，已然成長于規整勻稱的物質生態。

　　西周以來，諸侯大夫為“謳功頌德”以“子子孫孫永保用之”，經久耐用的青銅器具成了文字載體的不二選擇。而不論是用作食器的鼎、鬲、簋、尊，還是用作樂器的鐘、鉦、鐃、鐸，抑或是用作兵器的戈、戟、劍、鉞，都用種種樣式提供了承載銘文的對稱性物質依託。

　　時至戰國，“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文字的應用日趨廣泛，促使文字載體也走向多樣。簡牘、絲帛、石陶、璽玉、泉貝，材質各異，形態多樣，“文字異形”一定程度上正是由載體相異所致。但不管何種材質，承載文字的平面空間多為或方或圓的對稱形態。特別如貨幣圜錢，所載字形或為遷就空間而有變形，但內方外圓的形體更是將先民“天圓地方”的意識作了對稱性物化。

　　紙張的出現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場革命。東漢時期，蔡倫改進造紙工藝，使紙張成為價廉實用的文字載體並很快得到普及應用，這也極大地拓展了漢字的應用領域。從書寫時代到印刷時代再到資訊化時代；從用筆墨直接書寫于紙張，到借雕版或活字字模把字形拓印于紙張，再到用數字化程式將虛擬字符轉換為物載字形，紙張一直是最為重要的文字載體。而不論是單片的個體存在，還是裝訂成冊的集約化成形，紙張多以方正的外形表徵為漢字提供著成形生態。

　　從甲骨到青銅，從簡牘到書冊，載體總是以對稱平衡的姿態與方正的漢字形體相映照，在相互適應的發展演變中見證著中華文化發展進步的輝煌歷史。

　　漢字藝術展現對稱平衡審美

　　《淮南子·本經訓》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的誕生，成了我國古代先民走向文明最為重要的文化標識，它使得四海如近鄰，古今如朝夕。然而，漢字傲立於世界民族文字之林，不只因其以數千年的厚重生命成就了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和中華文化的世代傳揚，更在於它以無窮的魅力成就了獨特的中華漢字藝術，蘊含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氣質。

　　在一些由漢字生發、塑造、展現的中華傳統藝術中，採取不同形式展現對稱平衡之美似乎成了一種默契般的堅守。

　　根植于漢字書寫，以漢字獨特形體成就的書法藝術，就極力追求對稱平衡的美學特質。這種追求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發軔，如“犬”“馬”“虎”等動物類象形字，若客觀摹畫其形而橫置，則寬度較大，於是為了跟其他自上而下的直行字符相和諧，均改向作豎直形。同一龜板上有數條卜辭者，也講求佈局均衡。同板的兩條卜辭，或相向，或相背，相向者左辭右行，右辭左行；相背者左辭左行，右辭右行，不論相向或相背，兩條卜辭常沿中縫作左右對稱排布。筆墨普及後，中國書法藝術走向輝煌，而每一幅精美絕倫的書法藝術精品，總會採用落款、鈐印等方式在賓主、虛實、避就中維護整體章法的平衡穩定。近代以來，紙張載體的書法藝術走向多樣化，不管是單幅的中堂、斗方、扇面，還是多幅的對聯、條屏、冊頁，無不展現著載體空間的對稱平衡之美。

　　漢字用符號形體表現漢語，而字符與漢語語音之間為單一性對應關係，使得漢語的結構和一些藝術形式在漢字符號組構上也講求平衡穩定。如漢語詞彙以雙音節為主，成語的常見結構是四音節；漢語的對仗、排比等辭格也講求平衡規整；駢體文講究工整對仗，格律詩更講求規整的格式。特別是濫觴于五代十國的對聯，融漢語藝術與漢字藝術為一體，更為追求對稱平衡。在漢語形態上，對仗是其根本特徵，要求上下聯詞性相對、平仄相拗、句法相同；字符形式上，字數相等，左右對稱，可讀而更可視，既有美學元素，又遵循力學原則。它文辭精煉，形式短小，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極盡深刻地展現出漢語、漢字的對稱平衡之美。

　　毫無疑問，對稱的結構佈局給人以穩定感、秩序感、莊嚴感和神聖感，而嗜尚對稱平衡，更是中華民族審美心理的一大特徵。古語雲：“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意思是裏裏外外皆均衡對稱，方為“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一直深刻于中華民族的骨髓。建築學家梁思成曾説過：“中國建築，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線之成立。無論東方、西方，再沒有一個民族對中軸對稱線如此鍾愛與恪守。”縱觀古今，從衣食用具到日常飾物，一直未曾離開對稱元素的參與，處處展現出漢民族獨特的生活美學。這種審美思維反映在漢字構形上，也必然會注重結構的對稱平衡。

　　形態、載體、藝術等各種因素合力作用，凝結出了一條貫穿漢字發展歷史的對稱平衡美學之線。這一美學之線體現著中華文化的典雅和精緻，成為展示民族品格、彰顯民族審美的文化特質。

　　（作者：雷黎明，係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