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挖掘精神內涵入手，激活傳統節日當代價值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

　　傳統節日，凝結著世世代代的文化記憶和情感認同，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符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今天，如何進一步深入挖掘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豐富傳統節日的時代表達，尤其是讓年輕一代的“DNA動起來”，有助於我們更加堅定文化自信。

　　為此，我們今起推出“中國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與時代表達”系列圓桌談，與來自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業界人士共同探討這一話題。

　　——編者

　　嘉賓：

　　 葉舒憲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鄭土有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

　　劉大先 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協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

　　主持：邵 嶺 本報記者

　　傳統節日是千百年來民眾自發進行的有效選擇

　　主持人：毋庸諱言，傳統節日在今天發生了變化。比如人們往往覺得節味淡了，活動少了，習俗丟了，尤其是在年輕的群體當中，似乎沒那麼有吸引力了。各位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劉大先：今天談的傳統節日，我想應該做一個範圍的界定，是前現代時期、與普通民眾的生計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順應自然節律而形成的那些節日，比如説春節、清明、端午、中秋。

　　有一個現象很能説明這一點。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看到，進入到11月份以後，南方的許多少數民族都陸續開始過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年節了。去年一年我在四川綿陽北川羌族自治縣挂職，11月13號是農曆十月初一，羌族過羌年的日子，11月20號那天，彝族正好在過彝年。苗族的苗年、侗族的侗年也大致要到了。從由北向南的地理上來看，這些節日的時間大致都在農曆的10月到11月之間，是收穫的季節，農忙結束之後，大家進行豐收後的慶典，祭祀神靈，祈禱福佑，親友相聚歡宴。節日的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勞作過程當中的間歇，一個緩解與休息的時間，在間歇當中，人們舉行各種各樣的儀式、歌舞、聚餐，實際上形成了涂爾幹所説的“集體歡騰”。

　　再比如蒙古族的那達慕，一般是農曆六月初四之後，這是水草豐茂的夏季，牧民人歡馬騰的季節，人們才有精力聚會歡慶宴飲，而不是在風雪交加的秋冬季節。

　　所以，文化有著最現實的源起，傳統節日的發生一定有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根源，跟它們所産生地方人們的生産生活密切相關，與勞作和休憩相互調諧的生活節奏緊密相關。在過節時，人們從生理到心理上得到調節、鬆弛，積蓄了身體、情感和精神能量，以便於進行到下一次的再生産當中。因此，在農耕時代，或者説在農耕主導生活節奏的地區，節日具有消費性和生産性的雙重內涵，屬於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

　　到了現在，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一點，春耕夏長秋收冬藏的那種自然節律，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對很多人的生活發生的影響日益減小。傳統節日的功能，也就必然隨著生活本身的變化發生變化，有一些功能確實淡化了。

　　鄭土有：大先説的我非常同意。傳統節日是千百年來民眾在長期的生存活動中，為了適應天時地利等等各種自然環境和條件，而進行的非常有效的選擇，從它的産生來説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我們離開城市，去往廣大中小城鎮以及鄉村地區，會發現當地民眾仍然有滋有味地在過節。我曾經連續五六年在春節期間去河南的鶴壁浚縣，那裏正月裏有一個大丕山的古廟會，是華北地區四大廟會之一，據説每年參加人數都在四五十萬。今年我又去了廣東的潮汕地區，每個鄉鎮每個村落在元宵期間都有大量的活動，也是人山人海。同樣的，在陜西的農村地區，春節期間社火表演也是紅紅火火，除了少量由政府組織，絕大多數都是民眾自發的。

　　主持人：專家們剛才所説的其實説明瞭兩點。其一，傳統節日與農耕生活有很大的關係，是應農時而産生的，因此，判斷是不是節味淡了、活動少了、習俗丟了，有一個觀察角度的問題，並不能一概而論；其二，即便到了今天，傳統節日依然有頑強的生命力，我們應該對它們在民間的號召力抱有信心。

　　鄭土有：是的，經過長期的傳承，很多的民族精神已經濃縮在了傳統節日之中，滲入了老百姓的血脈當中，也許平時感覺不到，但是非常容易被激發出來。

　　與此同時，從歷史沿革的角度來看，傳統節日從來不是固化的，而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發展，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葉舒憲：傳統節日的自我更新與時俱進，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午節。

　　端午節起初是在季節轉換之際的防疫節日，我們目前知道的很多端午節的習俗，包括劃龍舟、挂菖蒲、雄黃酒、放王爺船、蘭湯沐浴等，都是為了送走瘟神——也就是避免瘟疫流行而設計的。到了六朝以後，端午節才成為一個紀念屈原的節日。不僅紀念屈原，還包括伍子胥和曹娥等。

　　而到了科學昌明的時代，老百姓對於瘟疫有了正確的認知，端午就成了“粽子節”。這其實也是歷史變遷導致的文化和記憶斷裂。

　　鄭土有：我順著葉老師的思路講，類似的例子還有清明和七夕。清明節發展到後來，就是把上巳節、寒食節的內容融在了一起；七夕節最早是乞巧之意，然後又跟牛郎織女的傳説混合在了一起。這就是傳統節日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即有一個從單一到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傳統節日完成了各種文化要素的積累和沉澱，從而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

　　與此同時，在傳統節日的發展沿革中，還有一個特點，叫萬變不離其宗。比如宋代的時候，到了春節，人們把祝福寫在紙上送到對方家門口，叫投帖；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會互相寄賀年明信片；現在演變成了發微信拜年。形式變了，但是祝福的核心沒有變。而那個沒有變的核心，實際上也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仍然需要傳統節日的原因。因為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各種載體，而傳統節日在這方面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

　　比如春節期間拜年、發壓歲錢的習俗，內含著敬老愛幼的核心；節日裏走親訪友互贈禮物，就能夠密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社火、舞龍舞獅，都會使社區之間的人際關係得到緩和改善。

　　發揮傳統節日的當代價值，須同時“向內”和“向外”

　　主持人：鄭老師把我們的話題引到了下一個階段：傳統節日的當代價值。

　　劉大先：關於這一點，我可以補充一些我的觀察。仍然以北川羌族自治縣為例，儘管地處西南偏遠山區，儘管農業還是佔據了很大比例，但由於人口、技術、資訊的流動，人們的生活顯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今日的羌年依然具有親友之間歡聚、分享勞動果實這樣的原初功能，就像鄭老師説的，這是一個基礎內核。但是更重要的是，通過把原來的羌年活動進行現代化背景下的文化創意式改造後，有意地加入了一些新創編的歌舞歌曲，和釋比的表演性儀式。釋比就是類似于彝族的畢摩，或者漢族某些地方文化中的道公與端公那樣的角色。這個過程中許多原先的形式就發生了變化，那些新創的表演，已經逐漸剝離出了原來的神聖性與信仰內涵，更多的是作為文化符號，提供給外來遊客觀賞。原先比如説祭祀過後，親友鄉鄰們要吃宴席，大家一起來分享食物，主要是族群內部的行為。現在會跟外來的遊客一起分享，並且給這種分享又賦予了一種文化上的意義，展現了羌族是一個特別有分享意識的民族。

　　也就是説，羌年在今天更多的是作為一種鄉村振興、文化旅遊開發的展演項目了。對於這種現象，不能説它就扭曲了傳統，因為原族群的人們同樣能在這個節日中感受到集體的氛圍和快樂，而同時它通過一些文化符號的抽繹，把它的符號價值轉化成具有流通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文化産品。這樣一來，本來是地方性、族群性的節日，實際上就擴大為其他地方、其他人群能共用的節日了。

　　這種共用和擴大的過程，也不是今天這個時代才發生的變化。任何一個族群性的、地方性的節日，如果想在歷史進程中依然具有傳承的活力，就需要在文化傳播、文化接觸的過程當中，保持自身精神文化內核的同時，不斷把自己的邊界擴大，成為其他不是本地的、本族的人也能共用的文化産品。這個時候它才能具有活力，能夠繼續傳承下去，而不是成為一種博物館式的存在。我把這個過程概括為“向內轉”的自覺與“向外轉”的共用相結合——向內轉，挖掘其精神文化內涵；向外轉，擴大推廣給更多的受眾。這可能是傳統節日有效地發揮出其當代價值的途徑。

　　葉舒憲：挖掘傳統節日的精神文化內涵，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可以從一個事情切入。明年春節的放假安排大家都注意到了，初一到初八。現在大家把這段時間統稱為春節長假，實際上這期間每一天都是不同的節日。比如根據《荊楚歲時記》，正月初七為人日，要登高賦詩。這不就是古人的詩歌節嗎？所以《全唐詩》裏有那麼多以《人日》為標題的詩。

　　為什麼我要説這個呢？這些年，通過法定假日的形式，至少在春節、清明、端午和中秋，人們有了一定的閒暇時間。但是如果沒有一些精神性的內容充實進去，大家就是休閒玩樂一番而已。所以我們會有一種感覺，尤其是在城市裏，傳統節日就簡化成了吃的節日。民俗飲食當然是必要和必須的，但是如果缺失了精神的引領和提升，那是對傳統節日文化資源的極大浪費。比如是不是可以恢復人日禮俗之登高賦詩，和我們的詩詞傳統對接起來，把正月七日為人日典禮化、儀式化，就能帶來許多充實而有益的精神內容，在某種意義上增加節日生活的正能量和積極導向，給正月從初一到十五之間增添精彩內容。從初七的賦詩到十五的猜燈謎，就完整串聯成為一個培育詩意和啟迪智力的新春節。

　　主持人：的確，激活傳統節日的當代生命力，放假是第一步，但同時也需要很多內容來充實人們的假日生活。

　　正如幾位專家所言，因為傳統節日的源起與農時息息相關，所以在今天，當整個社會都在加速城市化進程的時候，如何讓城市裏的年輕人産生對傳統節日的親近感，讓傳統節日更多地進入城市生活，關係到傳統節日在未來的延續與發展。關於這方面的話題，我們將在下一期的圓桌論壇與大家繼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