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多年前高麗使團覲見忽必烈 李承休筆下的大都行

　　今年初，新冠肺炎襲擊中國後，韓國積極向中國伸出援助之手。二月底，韓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激增，中國也在第一時間，向韓國伸出援助之手。兩國在疫情中的表現説明，中韓兩國是友好鄰邦。

　　事實上，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交往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周朝時，箕子(殷商遺族)就在這塊土地建立了箕子朝鮮，西漢時期，漢武帝在這裡設立了4個郡。

　　918年，後高句麗的重要將領之一王建，被部下擁立為王，國號定為高麗。936年，王建消滅後百濟，統一了朝鮮半島。高麗王朝歷經四百餘年，直到1392年被李成桂的李氏朝鮮王朝所滅。

　　高麗王朝與中國的宋元明等王朝有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十三世紀初期，隨著蒙古迅速崛起並逐漸統一週邊各政權，蒙古與高麗王朝爆發了幾十年的戰爭，最終雙方結成了翁婿關係，即高麗的君主娶蒙古公主為妻，成為元朝的駙馬，兩國開始和平交往。

　　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冊封皇后、皇太子。三月份，元廷將這一消息普告天下，不久消息也傳到高麗。高麗隨即派出了使團。李承休被選為書狀官，記錄使團到達大都的每日行程及見聞。

　　七年後，李承休將“大都之行”的詩文和日記整理成書，是為《動安居士集·賓王錄》。這本書記載了正在修建中的大都(大都于1285年基本建成)的一些情況，比如長朝殿朝會、賜宴順序等制度，也成為中國學者研究元史的第一手資料。

　　李承休後來成為高麗王朝中後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前幾年，講述高麗時代王權貴族之間權勢鬥爭的熱播韓劇《王在相愛》，就有李承休的身影。劇中，李承休被塑造為才華橫溢且敢於言事的大學者，這也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被貶後整理“北京之行”詩文

　　李承休(1224年至1300年)，字休休，號動安居士，高麗京山府嘉利縣人(今韓國慶尚北道星山郡)，是朝鮮半島高麗王朝中後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為官以敢於言事著稱，由此屢次為權貴嫉恨而被罷官，又因過於忠直之故，亦長期不被君王重用。

　　1280年，李承休又一次因為上書言事而不幸遭貶。當時正是高麗忠烈王王昛在位時期(王昛是第一位與蒙古公主聯姻的高麗國王，迎娶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兒忽都魯揭裏迷失公主)，忠烈王認為李承休“忤旨”，因此將他罷歸“龜洞舊隱”(《高麗史·李承休傳》)。

　　李承休被貶後，回到舊日隱居的“龜洞”，自號之曰“容安堂”，終日與佛法做伴。大概是“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的現狀，使他對朝廷喪失了信心，以致屢屢自稱“投梓鄉看海藏，屏余事送殘生”(《動安居士集·賓王錄》)。

　　謫居之時，他鍾情于文學、史學創作，對政治幾乎閉口不談。一天，在搜尋斷簡殘篇時，李承休發現了以前的一些詩文和日記，那是他七年前作為書狀官陪同順安侯王琮出使元大都時所寫。他腦海中再次浮現出了在大都生活的點點滴滴，也再次懷念起了自己在大都時結下生死情誼的翰林學士侯友賢。

　　回想起如煙往事，李承休不由感嘆“兩代君臣際會之期，一身出處升沈之際，宛然如昨”。感於此，李承休將這些斷簡殘篇整理匯集起來，名之曰《賓王錄》。“賓”者，“懷德而服”也，“王”，即是用來代指當時“威加海內”的元世祖忽必烈，所謂“賓王”即是自己隨從順安侯王琮覲見元世祖忽必烈的往事。李承休編成此集的目的，是要把他的傳奇經歷傳之於後世子孫，讓其後人了解到自己先祖的這一段“北京奇緣”。

　　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在大都冊封皇后、皇太子(蒙古傳統的汗位繼承制是忽裏臺大會推舉制，忽必烈後來採納漢臣的建議，採用中原王朝傳統的嫡長子繼承制來確保汗位繼承，並於1273年二月下詔立嫡長子真金為皇太子)。三月份，元廷將這一消息普告天下，不久傳之高麗。

　　此時統治高麗的元宗王禃命愛子順安侯王琮為賀進使，並廣徵國內能臣名士隨行。其隨行官員有“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上將軍宋公松禮(宋松禮)，尚書右丞李汾成，精勇將軍鄭仁卿，內侍戶部員外廉承益，內侍保勝別將金義光，譯語行首朗將金富允，指諭別將趙瑊，精勇散員池瑄，伴行使上朝千戶中郎將金甫成”等人，唯獨書狀官一人難以選出。

　　所謂書狀官，即是高麗、朝鮮時代出使中國使團中負責記錄使團行程的官員。一般來講，前往中國的使團被叫做朝天使團或燕行使團，其中有所謂“三使”，即正使、副使、書狀官。書狀官要負責記述使團每日行程及使行見聞，使行結束後，這些文件都要匯總上交國王並作為資料保存。故而，必須要有足夠的學問與修養的官員才可擔當此任。

　　高麗元宗王禃在書狀官的人選上頗為頭疼。據載，“上輒勅改望者至三”，即多次修改報上去的人選名單，無奈之下，都堂執事閔萱，想起前式目錄事(職位名)李承休，早負大名，但位小職卑。元宗對此也頗為開明，言道“但以才舉，何關職散”，便將李承休委任為書狀官。當時，李承休家貧，元宗還親自賜予其白金三斤，用以整理衣裝。

　　忽必烈先在萬壽山接見高麗使團

　　1273年六月初九，高麗使團從開京(現為朝鮮開城)出發，前往大都朝賀。陰曆六月，正是夏日尾聲。東北一帶雖説氣溫要低於中原地區，但是夏末之時也會有風雨及高溫相伴。

　　一路之上，使團飽受風雨。據李承休記載，“會天淫雨，跋涉淹延”。兩個月的路途之中，大雨不斷。使團到達東京(今遼陽)時，又為大水阻斷長達八日。炎熱和大雨相交，使得使團中不少人病倒。李承休也不幸染病，八日之內，只得“館樓淒吟”，曾作詞一首雲：

　　趁日顛風吹作雨，平地成川，遮斷朝天路。更説遼河那可渡，吞天浩浩銀濤怒。

　　病客樓中生百趣，一片秋聲，先入庭前樹。不有知音千載顧，也應沒個寬心處。

　　使團一行曆盡千辛萬苦，于八月初四抵達“中都城五里所”(中都城為金中都舊城，元代時金中都舊城還住有不少居民)，元朝中書省官員歡迎了他們的到來。使團一行人下榻于一婁姓總管私邸，元朝派翰林學士侯友賢為館伴，與他們溝通日常生活。至此，使團一行靜待朝賀。

　　此時，除了高麗之外，其他元朝屬國的使團也紛至遝來。儘管各國前來慶賀的使團早早地到達了大都，但此時元世祖正在開平(開平城，即元上都，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一帶巡狩。

　　不久，元世祖皇后弘吉剌氏在萬壽山的東便殿(萬壽山原來是金中都之萬寧宮湖中的瓊華島，即如今北海公園的瓊華島)，召見了高麗使團，宴飲至中午。

　　八月二十四日，元世祖回到大都。次日，忽必烈在萬壽山廣寒殿的玉殿接見了高麗使團。行禮過後，宴飲開始，據李承休記載，二十五日一天的活動，“寅而始申而罷”，也就是説從寅時(淩晨三五點鐘)一直到申時(下午三五點)，長達十二個小時之久。

　　高麗使團享受特殊待遇

　　八月二十七日，元世祖正式接受各國使臣的朝賀，朝賀地點在萬壽山東側宮城內的長朝殿。長朝殿亦被稱為大明殿，是元代皇帝“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南村輟耕錄·宮闕制度》)。長朝殿規模宏大，據元翰林學士侯友賢言“此殿可容一萬人”(《動安居士集·賓王錄》)。

　　當天慶賀之時，幢幡旌傘遮空蔽日，引人注目。元朝的王公大臣和外國慶賀使臣黎明而至，由閣門使依次引導至各自位置，並按序行禮致意。另外，“黃丹畫地面，龍發白席為之方罫(guà，方格之意)”以別各自位置。

　　據李承休所見，高麗使團被安排在“班心之下”，雖然要比元朝皇室所坐位置低一些，但相比其他各國使團“俾立於最後行尾”還是要高一點，這充分地顯示出了元朝對於作為元朝駙馬的高麗的禮遇。

　　不久，元世祖攜皇后一起從便殿進入長朝殿，接受朝賀，王公大臣及各國使者正式向皇帝、皇后致意。閣門使先長喝，朝賀大臣隨之鞠躬，並兩次拜興。班首向前三步並復位，再行兩次拜興之禮，然後平身再搢笏(古代君臣朝見時均執笏，用以記事備忘，不用時插于腰帶上)鞠躬，行三次舞蹈之禮。再跪左膝並三叩頭，最後三次山呼萬歲。

　　禮畢之後，各大臣脫去禮服，換著戎服宴飲。值得一提的是，此時，元世祖特地加恩于高麗，允許其直接以禮服宴飲，省去諸多麻煩。各朝臣再次依序坐下，宴飲正式開始。宴席也有座次安排，順安侯王琮一行人，被安排在皇太子和諸王之後，其他各國使臣則坐于“最後行末”。此日宴飲，王公、大臣、各藩國使臣以及前前後後侍宴的宮人，總人數達七千人左右。如此規模的宴飲，極為氣派。李承休在《賓王錄》中記載到，宴會的規模，連當時的元人都自嘆，“自兵亂以來，未有是禮。”

　　巧的是，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八日，正好是元世祖的生日，各大臣及使團再次聚于長朝殿宴飲，高麗使臣盛讚元世祖對高麗的恩德，稱其“淳化殷流，遍禹貢山川之外。”這一日的宴飲規模一如昨日。

　　二十九日，高麗使臣在鎮國寺北高梁之墟的氈幕中拜見皇太子真金，順安侯王琮與真金在氈幕內宴飲，其餘官員在氈幕之外。

　　鎮國寺在哪呢？它在如今海澱區白石橋一帶。根據《析津志輯佚·河閘橋梁》記載，“庚午至元(1270)秋七月，貞懿皇后(即察必皇后)詔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寺在高梁河南邊，這也與李承休所載吻合。

　　至此，順安侯王琮一行基本完成了此次出使任務，出使的前前後後由書狀官李承休詳細記錄下來，李承休在其文集中多次稱讚元朝之聖恩。這些史料皆成為後世研究元朝宮廷禮儀等內容的重要一手文獻。

　　與中國文人詩文唱和

　　在目睹元廷宴飲禮儀之外，李承休也與當時元朝文人多次唱和，尤其是與元朝的翰林學士侯友賢結下了生死情誼。

　　李承休與侯友賢的交遊始於下榻婁邸之際，身為翰林學士的侯友賢被元廷委任為館伴，負責與高麗使團的溝通。侯友賢向李承休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五歲通五經”，號稱天下神童，這也被李承休記錄在《賓王錄》中。在接觸的不長的時間裏，兩人隨即開始詩文唱和。

　　雙方一則通過譯官，一則通過筆談進行交往，使本來枯燥的日子平添了很多樂趣。需要提及的是，高麗、朝鮮王朝士人及官方文書皆用漢字，但人們説的並不是漢語，而是朝鮮語，儘管朝鮮世宗時期發明瞭諺文，但諺文主要流行于中下層，這也造成了高麗君臣可以用漢字作詩寫字，但無法準確地用漢語溝通的情況。

　　或許是大都城中很多人對高麗語言感到奇怪，使得高麗使團格外引人注意。侯友賢通過詩歌講述了人們對他們的看法：

　　四海車書一混通，風雲際會得相逢。萬里路途賓上國，盈筐玉帛賀中宮。兒曹怪彼語言別，君子知公道義同。自謂無才聞見淺，荒侍恥錄日華東。

　　李承休隨之唱和：

　　莫怪相看語未通，知音知在一奇逢。九門導我趨天陛，五歲多君拜帝宮。人品迥將霄壤隔，交情還與弟兄同。佐明日月光天下，恩照偏加鰈海東。

　　在後來陪同的過程中，二人多次賦詩唱和。可以説，在元世祖未回大都的二十天裏，語言不通的李承休主要的友人便是侯友賢。元世祖回大都宴請使團時，侯友賢也同時負責導引諸事，為高麗使團一行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一般來講，朝賀結束之後，高麗使團留在元朝的時間就不多了。在完成出使使命、處理完雜事並打點行裝之後，使團一般會在數日內離開。

　　九月初七，高麗使團的返程就提上了日程。儘管相識僅一個月有餘，李承休與侯友賢便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李承休與侯友賢，姜、任兩位宣使，婁總管等人(注——《賓王錄》原文也未註明兩位宣使及總管的全名)小酌一晚。李承休再次用以前唱和的韻即席賦詩，留別侯學士：

　　無限丹心一笑通，天教管鮑偶然逢。老鳥受我投華屋，幼鳳多君躍紫宮。遠別頗嫌夷夏隔，真交尚喜漆膠同。死生窮達曾天賦，卻要侯君少指東。

　　九月初八，高麗使團正式踏上回程之路。侯友賢以及姜、任兩位宣使前來與師團道別，他們在一起飲臨行酒。據李承休記載，“歌管淒咽，停駐移時，敘別綢繆”。

　　席間，侯友賢不忍摯友離開，再次賦詩一首，表達了深厚的離別之意：

　　寒角鄰雞報五更，盈門驲騎促歸程。雁飛遐塞林煙碧，馬入荒坡草露清。東海待君應有望，西風送客豈無情。離愁莫盡尊中酒，更聽陽關第四聲。

　　李承休也即席答謝賦詩一首。可惜的是，由於《賓王錄》在流傳過程中遭受損毀，這首詩的全貌已經無法再現，這大概也是李承休留給後人的一個遺憾吧。

　　九月二十五日，李承休一行人到達鴨綠江邊。十月初二，進入開城，徹底完成了這次出使任務，榮歸故國。這次出使極大地加深了高麗與元朝的友好關係。高麗元宗對此大為滿意，加封順安侯為順安公，李承休一行人各有封賞。這段“北京行”暫時告一段落。

　　第二年即1274年六月十九日，高麗元宗去世。高麗朝廷大臣派遣李承休、池瑄、別古思三人告訃于元朝，這是李承休的第二次“北京行”。可惜的是，在這次出使中，李承休沒有見到翰林學士侯友賢，也沒有留下相關文字。

　　在第二次“北京行”中，李承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迎回世子王昛(初名王諶，1293年改為王昛)。因為他娶了忽必烈之女、忽都魯揭裏迷失公主，所以他一直呆在大都。當年七月，忽必烈冊封王諶為高麗國王，王諶返回高麗即位為王，是為忠烈王。

　　數年之後，李承休因為言事而被忠烈王罷官。忠宣王即位後，多次徵求李承休再度入朝。李承休最後以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的身份致仕，于元大德四年(1300)以77歲的高齡在家中與世長辭，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高麗史·李承休傳》稱其“性正直，無求於世”。他的一生，也許正如他在《賓王錄》的《編後偶書》中所説：

　　偶尋遺草更沈吟，擊壤那能中正音。自笑貧家無一物，空將敝帚享千金。

　　補白

　　侯友賢是《元史》裏的侯祐賢嗎？

　　前文中提到，李承休第一次“大都行”的“館伴使”是侯友賢，不過，在《元史》等文獻中並未找到關於他的記載。《高麗史》也僅僅是提到“(李承休)日與館伴翰林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五歲通五經，帝徵為學士，稱神童。見承休詩表，心服輒誦之”。除此之外，沒有更多記載。

　　那麼，李承休是對中國友人的姓名記載有誤，還是説侯友賢真是籍籍無名之人，史書上沒有收錄？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得芝在《讀高麗李承休<賓王錄>——域外元史史料札記之一》(《中華文史論叢》2008 年第2期)一文的註釋中提到這樣一個觀點，侯友賢與《元史·禮樂志一》中記載的侯祐賢的經歷非常相似。

　　至元六年(1340)，劉秉忠奉旨擬定朝堂禮儀，他召集了十名儒生向金朝故老以及當時的大儒許衡等人學習，在這十個人中就有侯祐賢的名字。

　　另外，根據李承休提到的侯友賢的自述——“五歲通五經，帝徵為學士，稱神童”，以及李承休離開大都時，賦詩留別侯學士的小注“侯君善算命”，可以與《代侯學士幹省府求山資疏》一文的註釋相對應。該文的註釋稱：“侯學士諱祐賢，自述雲：幼年以神童得幸，特旨俾就劉文貞公受皇極象數天文曆法……”

　　兩人有著類似的經歷，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或許侯友賢正是侯祐賢之誤，但畢竟沒有翔實的史料支撐，只能算是學者的猜測。

　　不管是哪種情況，説明瞭這樣一個事實：這位名叫侯友賢的翰林學士算不上是影響歷史的大人物，僅僅是元朝官僚體系中很普通的一位學者和官員，但他們卻為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其實，在中韓兩國交往的歷史中，這種現象並不是孤立存在的。

　　朝鮮王朝(1392-1910)北學派的先驅洪大容曾于1765年作為“燕行使”的一分子出使清朝，並在北京結識了江南士子嚴誠、潘庭筠、陸飛等人，這三人在當時均是名不見經傳的科考舉子，後來也只有潘庭筠在官場稍謀得一官。而洪大容卻將他們引為摯友，雙方多次筆談並在回國後多次進行書信往來，後人將其交往的書信輯為《日下題襟集》，為兩國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話。正是通過與這些人的交流，兩國文人、官員增進了互相的理解，加深了友誼，並促進了兩國的學術以及文化的發展。

　　陳昊 (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