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吳文化的傳承、發展與蘇州現代化建設

　　蘇州的歷史源遠流長, 文化積澱十分深厚。在這塊得天獨厚的土地上, 世世代代傳承演進, 並以其獨樹一幟的文化風範在華夏文明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在蘇州所有的名片中, "文化蘇州"這張名片含金量最重, 甄別性最強。因此, 研究蘇州文化, 必須追本溯源, 爬羅剔抉, 對吳文化作一番認真的梳理,找出能夠體現其本質的一些主要特徵, 這樣才能有助於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有助於使吳文化為蘇州現代化建設服務。 

　　一、吳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1. 吳文化的起源 

　　吳文化, 即吳地區域文化, 它泛指自有人類至今在吳地區域內人們同自然相適應的生産、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創造和成果表現。 

　　在吳地, 有出土文物可考的文明可追溯到遠古時代, 即距今1 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 位於蘇州市西南50 公里處的三山島出土的5000 余件石製品便能證實。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依次為: 馬家浜文化( 約距今7000 —6000 年) 、崧澤文化( 約距今6000—5000 年) 、良渚文化( 約距今5000—4000 年) 。蘇州地區發現的草鞋山遺址、張陵山遺址、龍南遺址等, 均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追溯吳文化的起源, 必須從構成吳文化的四個基本要素入手。即自然地理; 與吳地自然地理環境相適應的吳地人民的生産、生活方式; 吳地方言; 吳地最早的城市形態的形成。 

　　（1）自然地理。吳地地處長江三角洲的中部, 北依長江, 西濱太湖, 南接越地, 東鄰大海。吳地區域內, 平原上兀立低山丘陵, 連綿不斷。太湖、陽澄湖、石湖、金雞湖等水面互為映襯, 山溫水軟, 湖光山色,構成一幅極具江南水鄉柔美風情的圖畫。吳地氣候主要受季風環流支配, 屬北亞熱帶南部向中亞熱帶北部過渡的季風氣候。四季分明, 氣候溫和, 無霜期長, 降水豐沛。春末夏初的梅雨天氣, 在這裡形成著名的煙雨江南之景。 

　　（2） 與吳地自然地理環境相適應的吳地人民的生産、生活方式。《史記·吳太伯世家》和《戰國策·趙策二》中分別記載了當時尚未開化的吳地先民的生活習俗, 其中有“斷發文身”“ 黑齒雕題，冠秫縫”等文字記錄, 反映了江南土著們的生活習俗: 剪斷頭髮, 身刺花紋; 或者是用草汁染黑牙齒, 在額上刺花卉涂以丹青, 用鲇魚皮做帽子, 縫紐粗拙等。當時,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處於中國歷史上夏、商、周政治中心的邊緣區域, 江南地區的部落人民主要以自然生態形式的自漁自耕方式為生, 被當時中原地區文化視作“蠻夷”之地。 

　　（3）吳地方言。吳地人民在與上述自然生存方式相適應的過程中, 形成了與中原語音差異較大的獨特語言, 這種語言被稱作吳語。吳語的語音特點是軟糯婉轉, 語調柔和, 被後人稱作吳儂軟語。它和北方話、湘語、贛語、客家話、閩北話、閩南話和粵語, 習稱為中國的八大方言係。現今吳語分佈較廣, 涵蓋江蘇南部的大部分市縣及上海市的全部、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區。典型的吳方言以蘇州話為代表。吳語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 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美動聽的方言之一。《左傳》中就有春秋時期中原地區的衛國國君學講吳方言的記載。 

　　（4）吳地最早的城市形態的形成。西元前11 世紀的商朝末年, 泰伯、仲雍奔吳建立勾吳國, 從而在這一地區建立了最早的國家實體。春秋時期, 吳王闔閭委託伍子胥造築大城, 終於在距今2518 年前的西元前514 年誕生了中國現今最古老的城市—— 蘇州城。蘇州城的誕生, 在吳文化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 它標誌著吳地的自然生活形態又跨上了一個文明的臺階, “闔閭大城”成為當時江南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其次, 它使吳文化有了一個可以附麗的地理平臺並以之形成了一個文化的核心地區——以蘇州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後世, 蘇州城和她所打上的區域文化的烙印, 都未因朝代的更替和行政區劃的改變而變更。 

　　蘇州籍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蘇州史志筆記》一書中説: “蘇州城之古為全國第一”。據統計, 與蘇州城同期建立的140 多座古城, 至今倖存6 座, 而仍坐落在原址的則惟有蘇州了。再次, 城市的形態凝固住了吳地的文化符號——“吳”字。在其後的歷朝歷代, “吳”的稱謂或為縣名, 或為郡名, 或為州名, 如吳縣、吳郡、吳國、吳州等; “吳”字同時也成為蘇州的別名、代稱, 如吳門、吳閶、吳下、吳中、吳會、東吳、中吳等。這一稱謂在後世文學作品中都有反映, 如晉代陸機的《吳趨曲》、左思《三都賦》中的《吳都賦》等。 

　　由於泰伯、仲雍係周族首領古公父的兒子, 地處長江流域, 本質上屬於長江文明的勾吳文化從一開始就融入了中原文化的血脈。可以説, 春秋時期的吳文化是外來區域文化( 中原周族文化) 與本土文化( 江南土著文化) 融合的産物。其時, 相對處於低位文明狀態的江南土著文化, 經泰伯“端委”以治, 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尤其是先進的中原文化的精華, 最終融匯在一種高位文明的新的文化模式之中。因此, 春秋時期的吳文化幾乎從一開始就屬於一種相容型的文化。由於當時吳國的歷代國君廣納賢才、勵精圖治, 吸引了伍子胥、孫武、伯嚭等來自他國的人才。正是在他們的輔佐下, 吳王闔閭西破強楚, 北威齊、晉, 南伐越人, 完成了吳國稱霸中原的偉業。 

　　吳國稱霸, 是其時吳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綜合實力的體現。在吳文化的價值表現上, 一是闔閭大城的建立採用了當時先進的建城理念, 伍子胥考察了吳地的地形地貌, 從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角度入手,“相土嘗水”，“ 象天法地”, 科學謀劃, 建立了當時可與中原諸侯國城池相抗衡的著名的闔閭大城。該城 

　　由外郭、大城、內城三重城垣組成, 城內宮殿、臺榭林立, 建築豪華壯麗, 外郭周長37公里, 以至後來漢代史家司馬遷南遊到蘇, 還驚嘆道: “宮室盛矣哉！”二是孫武入吳後寫就了中國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孫子兵法》, 並用其先進的軍事理論操練了強大的吳國軍隊, 為吳國稱霸打下了堅實的軍事基礎。三是吳國的冶煉業十分發達, 達到了我國古代鐵器時代的高峰。當時著名的幹將劍就出自吳國工匠幹將、莫邪之手, 後世又將“吳戈”稱作為舉世無雙的銳利武器。

　　2.吳文化的發展 

　　秦、漢、兩晉,蘇州或建縣或設郡或為州,始終以"吳"為名。晉代,由於江南社會相對安定,而北方戰亂不斷,不少士族大戶不斷南遷,從而帶來了北方先進的中原文化,這是吳文化歷史上又一次南北文化的大融合。隋開皇九年(西元589年),易吳州為蘇州,這是蘇州得名的開始。三國孫吳時期,農業、手工業、造船業都很發達,城市商業繁榮,為孫吳統治打下了基礎。該時期值得在吳文化史上寫一筆的是佛教文化在江南的興盛,留下了不少寺院建築,如報恩寺(即北寺塔)、瑞光塔。隋代修成的京杭大運河通航後,全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南北經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吳地經濟日趨繁榮,成為全國的財稅重地。唐代,蘇州的經濟地位不斷提高。據史書記載,唐代"江南諸州,蘇為最大",有"衣食半天下"之譽,被時人稱 為"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與"蘇湖熟,天下足"。唐代三位著名詩人韋應物、白居易和劉禹錫先後任蘇州刺史,他們留下了描繪和歌頌蘇州的眾多詩篇,擴大了蘇州的影響。五代時,蘇州是吳越國的據地。該時期,吳越王治理太湖水利,重建了蘇州城墻和虎丘塔,蘇州經濟文化進一步穩定發展。今天,蘇州古城墻和虎丘塔已經成為古老蘇州的象徵。宋代范仲淹曾在蘇州任知州,他舉辦義學,開蘇州辦學興教的風氣之先。自此蘇州文風大昌、人才輩出。同時,他所提倡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不僅構成了吳地文化的基調,也豐富了吳文化中積極進取的精神。

　　南宋時,由於北方士人大量南遷帶來了北方文化,形成了蘇州歷史上南北文化的第三次大融合。南宋大詩人范成大,長期隱居石湖,創作了大量描繪吳地山川形勝、風土人情、歲時民俗和農家苦樂的詩篇,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表現愛國思想情操的詩作和反映江南農村耕織生活圖景、富有泥土氣息的田園詩,他與陸游、楊萬里、尤袤並稱為"南宋中興四大家"。元代,蘇州在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的筆下是一片人間勝境,他把蘇州譽為“東方威尼斯”。秦漢至元,在這跨度千年的歷史中,蘇州雖然迭遭戰火劫亂,但由於蘇州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豐富的文化積累,使它每逢大亂必遇大治,其文脈得以延續發展。蘇州文脈強大的生命力保證了它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始終生生不息,並最終在明清時期走向成熟和輝煌。 

　　3.吳文化的高峰 

　　明清時期,蘇州的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城市規模和人口急劇增加,經濟貿易活動頻繁,城市繁榮,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已經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蘇州城是中國的重要商埠並躋身於當時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經濟繁榮的程度可以《盛世滋生圖》(又稱《姑蘇繁華圖》)為證。明初蘇州設立了官營織造局。以蘇州為代表的江南農業文明已高度發達,農業的富餘勞動力開始大量向城市集聚,蘇州城市人口已逾百萬,向中央政府繳納的糧、稅佔到全國的十分之一,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在蘇州出現。據統計,明清時期蘇州的工商業的行會形式——公所會館達到80多個,涉及行業30多種。人流、物流的增加,大運河和長江、太湖水運交通的便利,甚至連鄭和下西洋的起錨地也選在蘇州太倉的瀏河港(劉家港)。對外交往和商貿的興盛,這一切都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和思路,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均呈現出活躍的態勢。由於城市經濟的興起,形成了城市市民階層,吳地人民的生活風尚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産力的大發展,必然帶來了與它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和生産關係的調整,重工經商帶來了吳地人民思想的開明、開放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帶來了背離傳統禮教的個性解放的呼聲和要求。反映吳地人民和市民生活百態的文學藝術各門類應運而生。這一時期蘇州文學藝術人才輩出,文化發達昌盛,終於迎來了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燦爛的蘇州時代。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成熟期。在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大背景下,應該説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是高度契合的,而遠離北方政治中心的蘇州,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觀念和藝術審美情趣卻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形成了兩種價值取向。其一表現在科舉文化的興盛上。蘇州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作狀元之鄉。明代全國狀元共錄取90名,蘇州共出狀元8名。清代全國共出狀元114名,而蘇州即産生了26名,所出狀元數佔清代全國狀元總數的五分之一強,狀元人數超過了江蘇以外的任何其他省份。蘇州的書院之多也令人驚嘆,在清代達到了100多所。由此可見,蘇州的科舉文化已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極致。其二表現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文化意識的覺醒上。他們擺脫和反抗封建專制文化的鉗制,追求自我精神放逐,崇尚個性自由解放,演繹出了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涌現出了眾多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他們有的為了維護某種文化價值觀,不惜以身許國,慷慨赴義;有的為民請命,反抗專制暴政,以筆作刀,奮起抗爭。這一時期出現了號稱“吳中四傑”的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其中高啟是明初詩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詩博採眾長,筆力豪健又不失俊逸清秀。清代詩人王士推崇他為“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被譽為“吳中四才子”的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和徐禎卿,他們崇尚唐宋元名家風格而又有所演變,他們師法吳地自然山川,筆法俊美,風格清新,不僅開一代畫風,而且詩、文、書、畫兼工,在中國藝術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其中唐寅、祝允明在生活方式上迥異時人,他們率性曠達、憤世嫉俗、臧否時俗的人格風采至今仍為蘇州人民津津樂道。通俗文學大家馮夢龍,在詩文、小説、戲曲、民間文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反映吳地市民階層生活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稱“三言”),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文學批評家金聖嘆,批點六才子書,其中尤以批《水滸》與《西廂記》成就最高,金批提高了小説與戲劇的文學地位,擴大了社會影響,從而使小説與戲劇擁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金聖嘆開創的文學批語新格式,為小説批評提供了更加寬泛的天地,大大豐富了我國古代小説理論寶庫,同時,也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崇高地位。現實主義劇作家李玉,創作了《佔花魁》、《清忠譜》等戲劇作品,並以其為翹楚形成了最有影響的一個新的藝術流派——蘇州派,他是一位堪與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等人相提並論的戲劇大家。 

　　明清時期,蘇州社會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昌盛可見於各種史料、書畫記載之中,就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也將當時的蘇州閶門一帶形容為人間第一繁華之地。蘇州不少鐘鳴鼎食之家和全國各地的一些隱退官紳、巨商大賈紛紛在蘇州境內圈地造園,集建築、工藝、書畫等藝術于一體的造園運動在明清兩朝進入了高潮期。現今蘇州遺存的古典園林大都建於明清兩代。蘇州又是工藝之邦,蘇繡、玉雕、桃花塢木刻年畫、紅木刻以及緙絲、劇裝戲具、民族樂器等工藝美術品琳瑯滿目、精細別致。明清時期的教育、醫學(吳門醫派)也一直保持著全國領先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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