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忠：古籍整理研究與現代文化建設

　　自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發佈以來，我國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也使古籍整理研究面臨許多新的困難與問題。這些問題有認識和理論上的，也有國家政策和古籍整理研究實踐中産生的，需要加以討論研究並逐步解決。 

　　一、古籍整理研究是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基礎。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傳統文化，作為傳統文化最主要的載體的古代典籍，其數量真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中國歷史文化通過古籍而代代傳承，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整理研究歷代典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優良傳統。歷代王朝都非常重視，並設有專門機構從事這項工作。其中西漢末年以劉向、劉歆父子為首的學者群體所進行的校書運動和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對典籍的整理，影響最為深遠。而在西漢末至清代初年，歷朝政權也都在進行著各自的典籍整理工作。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才得以不斷傳承和光大。我們也可以説，世界幾大古代文明，只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地延續下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始終注重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注重從總結歷史經驗中不斷開拓前進。 

　　那麼，當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現代社會，我們這個民族正為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而努力奮鬥的時期，當整個國家的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否就不重要或根本不需要了呢？人們對於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北京某大學文科某教師在北京市一個著名的刊物上發表文章，認為“消耗短暫的生命”去挖掘挽救歷史唱對臺戲，很有點螳臂擋車的悲壯”。 

　　“塵封土埋”的古籍，實在“是與“真正科學的精神是，該去的就讓它去，該死的就任其死。”似乎認為應該任古籍自然湮沒，而從事古籍整理的人簡直是在浪費生命。這當然是對古籍整理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缺乏正確認識的一種非常極端的意見，但作為一位大學文科的教師居然也有這種認識，並且還有雜誌願意發表，可見這種意見或類似的意見也還有一定的市場。因此對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的認識確有討論的必要，對於古籍整理的現代意義也還有闡釋和宣傳的必要。 

　　傳統文化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呢，古代典籍是不是已經死去了呢？當然不是。因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是緊密相連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澱下來的，它與現代文化一樣，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又都各自有著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傳統文化又是一個發展運動中的系統，它不是僵死的，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創新前進的。因此'傳統文化是現代文化的源頭，是現代文化得以産生的母體，現代文化是傳統文化的自然發展，沒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不會有中國的現代文化，而且現代文化的發展前進雖然需要先進思想的指導，．需要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的營養’借鑒外國的經驗，但也仍然需要以傳統文化作為發展的基礎。因此，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是永遠不會過時的。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載體的古代典籍不僅沒有死亡，而且仍然在現代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一些應用性強的古籍如有關中醫藥、農林、水利、氣象、建築營造、環境保護的典籍和歷史文獻資料，至今仍在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健康保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有關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古代典籍，更在加強中華民族的道德建設，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和精神境界，豐富現代理論’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借鑒治國經驗，完善法制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推進社會趨向文明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因此，毛澤東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説：“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他還要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産。”（《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江澤民主席在給歷史學家白壽彝的賀信中也指出：“我國的歷史，浩淼博大，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也記載了先人們在追求社會進步中遭遇的種種曲折和苦痛。對這個歷史寶庫，我們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斷加以發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做出新的總結。這對我們推進今天祖國的建設事業，更好地邁向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是，我們重視傳統文化，並不是主張對傳統文化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原封不動地加以繼承，而是應該堅持批判繼承、推陳出新的方針。批判，就是科學地剖析。也就是説，對於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結合時代特點，加以繼承和發展。因為，我們前文已經説過，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中積澱而成的，又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創新前進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總是並存而且雜糅在一起的。不同歷史時代的文化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文化遺産又具有超時代性，只要能推陳出新，就能為現代社會所利用。因此，傳統文化在世代傳承中總是既保存著適應某一歷史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內容，又不斷揚棄不能適應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的部分，同時，不斷增補新的內容，而創造新的文化，來更好地適應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的。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生命能不斷延續並且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根本原因。今天我們要建設併發展中國先進文化，自然就要依據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拋棄傳統文化中落後的東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吸收國外先進文化和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並與時代相結合，而不斷創新。其中，首要的、基礎的工作當然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而古籍整理研、整理研究的過程，就是批判；説到底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一番認真的清理。繼承、推陳出新的過程，從而“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繼承下來”'為國家的文化建設提供借鑒與資源。當然，古籍整理並非為整理而整理'為繼承而繼承，因為整理的目的是應用，繼承的目的是發展創新'説到底是古為今用口因此，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實在是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基礎。 

　　二、二十年來古籍整理研究的新局面。 

　　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央下發了（（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得搞上百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託于高等院校有基礎、有條件的某些大學，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要有一個幾十年陸續不斷的領導班子，保持連續的核心力量。”“為辦好整理古籍這件事，儘管國家現在有困難，也要花點錢，並編造一個經費概算，以支援這項事業。”……對古籍整理研究與人才培養，以及古籍出版規劃等工作做了高瞻遠矚的全面部署，國務院並恢復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教育部也于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委會），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國家還撥有專款，用於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養和科研項目。 

　　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發佈二十一年來，特別是協調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專門機構高校古委會建立十九年來，我國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因為有領導、有規劃、有隊伍、有專款'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 

　　具體説來，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1．組織起了古籍整理研究基本隊伍。 

　　八十年代以來，高校系統陸續建立了一批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科研和教學機構，其中高校古委會直接聯繫的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大等院校建立的二十二個古籍研究所。並在原有的北大古典文獻專業之外，新增設杭州大學、南京師大、上海師大三個古典文獻專業。這樣，目前古委會直接聯繫的教學、科研機構共26家，這些機構中的專職、兼職人員有六七百人，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隊伍。此外，部屬和省屬院校中如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師大等校也建立了62個古籍研究所（室），其中的專職、兼職人員亦有七八百人。以上88家教學研究機構中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員已達一千四五百人，佔全國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人員的八成以上，使我國的古籍整理研究事業有了基本的隊伍。同時，各校研究所都極為注意在科研實踐中對青年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培養。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不少人成了研究所的業務骨幹，對研究所學術特色的形成、科研項目的進展做出了貢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並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才培養工作日益深化，也逐漸有章可循，效果良好。到去年暑假為止，高校古委會系統各專業與研究所培養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己達3000余人。大大緩解了我國自八十年代初期業已出現的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狀況，為整理繼承祖國文化遺産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2．科研項目取得豐碩成果。 

　　二十年來，全國高校教師共完成並出版古籍整理研究專著五千余種，科研項目已有的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一是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所必需的基礎建設工作。八十年代以來古委會陸續組織了《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戲曲》、《金明詩》、《全唐五代詩》、（（全元文》、（（金明文》、《兩漢全書》、《清文海》等項目。這樣，除少數朝代外，自漢至明的歷代詩文均可大致收羅完備，清代則有了大型文章選本。其中《全宋詩》（72冊）、《全元戲曲》已出版；《全宋文》（約1 80冊）已出50冊，其餘100余冊排版工作已完成；《全元文》已出版25冊；《清文海》（約40冊）已完稿交出版社；《兩漢全書》、《全明詩》的部分成果已出版；《全唐五代詩》正在編纂中。 

　　二是對於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教育等學科的學術研究和新時代的文化建設工作具有重要價值的項目。如《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杜甫全集校注》、《韓愈集校箋》、《朱熹全書》等歷代大作家集的整理研究；《甲骨刻辭類纂》、“故訓匯纂》等語言文字文獻的整理研究；《敦煌文獻合集》、《中華律令整合》、《中國古代教育文獻叢書》、《古本小説整合》、《清人別集總目》等大型資料彙編等。現在，上述項目大半已出版或已交稿。必將對當代學術研究的繁榮和發展起推動作用。 

　　三是普及性項目。高校古委會組織編纂了《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135種)。出版之後在社會上有良好反響。這樣的項目還有《二十四史今譯》、《國情叢書》、《中華英才叢書》等。 

　　3．海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日益發展。 

　　二十年來，高校古委會和高校古籍研究所逐步與海外相關學術機構及學者個人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不少研究所主辦過各種類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了學術繁榮。高校古委會與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在科研項目上的合作也有了進展。到目前為止，主要的項目有《北美漢學家辭典》（已出版）、《日本中國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北美漢學研究機構概況》、《韓國當代漢學家人名辭典》、（（韓國藏中國古籍書目》等。因為歷史的原因，我國許多重要的古籍流散海外，嚴重制約著相關學術研究的開展。古委會在日本友人和學者支援幫助下，自一九九七年起和日本官內廳合作，將官內廳書陵部所藏中國古籍中的宋元珍本約100種複製回來，並由中國線裝書局影印出版。此項工作進展順利，第一輯（14種181冊）已出版。 

　　高校系統之外，也有許多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如《中華大藏經》、《甲骨文合集》等，都是影響深遠的重大成果。 

　　在古籍出版工作方面，由於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發揮了出版規劃的宏觀調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計劃性、規範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專業古籍出版社數量大大增加，國家每年又撥出專項經費用以支援古籍的出版。二十年來出版古籍數量可觀。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已出版古籍達八千余種。 

　　三、古籍整理研究面臨的新問題和克服困難的幾點建議。 

　　二十年來，古籍整理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勢頭，但在好的勢頭下面也有不少隱憂，有的問題甚至已給古籍整理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和傳統文化的弘揚造成了困難。概括起來大約有以下數端： 

　　1．整理研究成果有品質下滑趨勢。 

　　目前雖然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數量喜人，但品質卻顯然有下滑趨勢。一些古籍的點校者連所整理的典籍在歷代的著錄情況和版本源流都沒有弄清，便貿然下筆，以致底本的確定和校本的選擇都欠妥當，必然影響整理的品質。有的籠統地説參校某本，“擇善而從”，但卻不説明所“從”的理由，刪所謂“善”也無從説起。有的號稱參校數本，卻不認真一一比對，所謂校便不可靠。……這些自然是整理者的水準不夠所造成的問題，但也有古籍出版社編輯審校不嚴的因素在內。至於出版印刷中的校對環節，則除少數幾家出版社把關較嚴，錯誤極少外，不少出版社校對人員素質下降，似乎已是值得憂慮的問題。 

　　考慮到新版古籍的品質問題，則我們對目前出版數量所體現的成績便不能過於樂觀。因為目前統計的八千余種新版古籍中，有一定數量的重復品種，如《古文觀止》、唐詩、宋詞的各種選本，甚至還有不少低水準上的重復品種（特別是通俗小説）。另外，一些品質不合格的整理成果並沒有起到整理的作用，還需要由別人重新整理。考慮到這些因素，則目前已出版而可以為社會使用或大體可以使用的古籍整理成果的數量便遠不足八千種，這些成果與現存約十五萬種古籍的總量相比，自然不成比例。可見我們前面的路還很長，我們肩上的擔子還很沉重。 

　　2．後繼人才將有不足的苗頭。 

　　古籍整理研究和傳統文化研究的品質問題其實是個人才問題。既然整理研究古籍、弘揚傳統文化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大事，便要首先保障這種工作能有人願意做，且有能力做。但現實情況是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老輩學者日漸凋零，六十歲上下的學者也將陸續退休，目前雖有四五十歲的一批學者仍在勤奮工作，但困難不少。而年輕人中有志於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將不會太多，甚至古文獻專業的博士生、碩士生畢業後真正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也不太多。究其原因，大約是此項工作費力多而收效少。在高校普遍實行量化管理的環境下，若從事一項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其成果也許十年八年還不能出版，雖然“板凳甘坐十年冷”精神可嘉，但碰到職稱評定等具體問題，有時便難以“坐”下去。人才流失的現象時有發生。 

　　3．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困難。 

　　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因讀者面小，出版困難較多，雖有國家的專項經費做出版補貼，但畢竟數量有限，難以解決古籍出版社經濟效益普遍較低的問題。古籍的出版往往還要作者設法籌集經費做補貼，特別是近年來，補貼幾乎成例，沒有補貼便難以出版。這也挫傷了整理研究者的積極性。一些經濟效益好的出版社有時也願意出版一些古籍整理與研究著作，但非專業出版社，古籍編輯的力量有時不能滿足需要，又容易造成出版品質的問題。 

　　總之，正如任繼愈先生所説：“以往古籍整理成績很大，今後古籍整理困難不少。”（《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367、368期）近年來在新形勢下雖然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但這些問題與困難並非不能克服。因為國家對古籍整理研究與弘揚傳統文化的方針已經十分明確，只要有關部門都能認真貫徹，問題總能逐步解決。竊以為關鍵仍是一要提高認識，二要改進措施。古籍整理是一件特殊的工作，需要有特別的政策措施的保障。比如説，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如何評價，大型項目的中期成果能否作為評聘職務的根據，都應該研究並制定具體措施來鼓勵中青年學者投入此項工作。又如古籍出版社出書範圍的限定是否可適當放寬，以使他們也能出一些經濟效益高的圖書，壯大古籍出版社的經濟實力。又如能否採取一些措施使已退休而尚能工作的學者、編輯多參與一些古籍整理研究和編輯工作，以利於提高圖書品質，利於培養年輕學者、編輯。再如，能否採取措施，加強調控、減少重復出版，以節約資金等等。這些都應該研究，我想中國大陸在古籍整理研究與弘揚傳統文化方面碰到的問題，港臺多少也會存在，我們還可以與港臺交流經驗，借鑒他們的一些做法，以使兩岸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都更加興盛，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兩岸的文化建設中都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作者任職于北京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