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軍：歷史傳統理想信念——讀馮友蘭的《南渡記》

　　中華民族在20世紀經歷過不少關係到自身存亡發展的重大事變，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即是其一。“七七事變”以後，中國人民走上了全面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場。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磨勵了中國人民的心志，催生了中國絢麗多姿的抗戰文化，馮友蘭在抗戰期間的學術成就即是抗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抗戰時期，馮友蘭寫成了由《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構成的“貞元六書”，形成了一個哲學系統。這個系統以純理論的形式“講理”“論事”“原人”，力圖為中國人民的抗戰救國提供思想理論的支援。除了“貞元六書”之外，馮友蘭還寫成了大量的時論性著作，這些著作後來也被輯為一書，名之謂《南渡記》。《南渡記》中所收入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記述了馮友蘭在抗戰期間的學術活動，體現了其自身的價值。本文記下一些重讀《南渡記》的感受與體會。 

　　歷史與傳統  

　　《南渡記》是抗戰勝利以後，馮友蘭隨清華大學遷返北平以後編定的，時間為1946年。當年馮友蘭編定《南渡記》，曾計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後因內戰爆發，《南渡記》的出版計劃未能實現。新中國成立以後，《南渡記》曾作為內部資料印行，以供人們批判，其時在1959年。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南渡記》才納入《馮友蘭全集》正式印行。《南渡記》正式出版時，內容稍有調整，全書除《自序》外，包括上下兩編和附錄，共收入馮氏論著40多篇。馮氏當年編定此書，除了紀念自己的“南渡”生活，更主要的是要通過《南渡記》，讓人們了解偉大的抗日戰爭，了解他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抗戰的經歷與體驗。他在《自序》中曾論及編定《南渡記》的這種追求： 

　　《南渡記》者，余自“九一八”以來所作短篇論文之選集也。文多發表于戰時之大後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見，故為此集，備觀覽焉。集而名曰南渡者，以此選集紀念此段之中國歷史及個人經歷也。稽之國史，歷代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吾輩親歷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謂前無古人也已。 

　　馮友蘭的“南渡”生活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開始的。盧溝橋事變之後，馮友蘭隨清華師生南遷至湖南長沙臨時大學；其後不久，長沙臨時大學遷往雲南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于1938年4月抵達昆明，不久即趕赴當時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的所在地蒙自任教，後又以文學院長的身份主持文學院的日常工作。在“南渡”期間，馮友蘭除了以堅持在西南聯大任教這樣的方式參與抗戰之外，另一抗戰的方式是以自己的學術活動為抗戰服務。在這樣的學術活動中，他寫成“貞元六書”，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並到重慶、成都等地作學術講演，以自己的哲學，喚醒人們的民族文化責任意識，鼓舞人們的抗戰鬥志。同時，他也十分關注抗戰期間國民的具體思想問題，並力圖通過自己的學術活動，為人們解決具體的思想問題提供理論武器。《南渡記》收入的不少文章，即是基於這樣的理論追求寫成的。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急需喚醒全中國人民統一的民族意識，堅定人們抗戰必勝的信念。這種現實需要，使得關於民族、歷史、傳統之類的問題，成為馮友蘭在“南渡”生活期間極為關注的問題。在馮友蘭看來，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不僅歷史悠久，幅員遼闊，而且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數千年的生存繁衍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傳統。這種歷史和文化傳統，引導中華兒女沿襲相同的生活方式，堅守共同的價值理念，組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可以説，歷史與傳統，構成了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重要力量。因此，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罪惡的侵華戰爭之後，歷史和傳統應當構成全中國人民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強大精神武器和思想紐帶。 

　　但是，抗戰期間人們對於民族、歷史、傳統之類的問題的理解並不一致。民國以來，人們關於中國民族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認識就存在歧見。一些歷史學家，從歷史的角度，否定人們根據中國人皆為炎黃子孫的觀念而形成的民族一元論。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民族是多元的，以中國人皆炎黃之後為據的中國民族一元論，背離了歷史和事實。這些歷史學家，不但批判中國民族一元的傳統觀念，而且主張杜絕和廢止這種傳統的觀念。後來這些歷史學家又發現外國人常常以中國民族多元為由，離間自己民族的團結，損害自己民族的利益，危及自己民族的存亡，“遂又以為中國民族是多元底之説，又應該杜絕廢止”②馮友蘭著：《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頁。，對自己的學術觀念産生了動搖。針對文化學術領域的這種思想狀況，馮友蘭曾專門撰文，論釋歷史與傳統的問題，解析人們理解中國民族多元還是一元問題時的思想片面。 

　　馮友蘭認為，探討中國民族多元還是一元的問題，必須堅持兩個思想原則：一是尊重歷史，二是堅持傳統。在區別歷史與傳統的基礎上，了解二者的功用，理解歷史與傳統的作用可以並行而不相悖。在馮友蘭看來，對於中國民族多元還是一元的理解，本來就可以兩個視角立論，這就是既可以依據歷史，也可依據傳統，但傳統的觀念與歷史的事實並不一定統一。因為，有些傳統的觀念，不符合歷史的事實，將傳統作為歷史，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能以歷史來否定傳統。因為，傳統作為一種文化的象徵，具有自身的社會功能和作用，這種功能和作用並不是歷史所能代替的。否定傳統，實即是忽視傳統對於國家民族的重要作用。用他自己的語言表述即是：“傳統雖不合乎歷史，而其本身亦是歷史。它本身是歷史，它即有歷史上底事實所有底地位與功用。如其不合乎歷史，我們可以指出它是不合歷史，但我們卻不能因此不承認其歷史上底地位與功用。”②因此，要解決中國民族是多元的還是一元的歧見，首先應肯定歷史與傳統的差別，探求中國的民族多元論和一元論的成因。如果承認歷史與傳統的差別，探討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即可以發現，人們“説中國的民族是多元底，是依照歷史”。因為中國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本來即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對於這樣的歷史與現實，必須肯定和尊重。而人們“説中國的民族是一元底，是依照傳統”。對於這種傳統的觀念也不宜輕率地否定。因為，民族一元的傳統觀念表明瞭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有其存在的理由：“中國民族是多元底，是歷史上原始底事實。雖有此事實，而我們數千年來，對於精神團結，卻有很大底努力。這個努力，表現為上述底傳統。此傳統雖與歷史不合，但其本身亦是很古底歷史。這個傳統的很古底歷史，表示我們內部數千年底精神底團結。”②③馮友蘭著：《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374、374、374頁。 

　　傳統體現了我們民族“內部數千年底精神底團結”，當然不容否定。在抗戰時期，繼續民族“內部數千年底精神底團結”，將增進人們抗戰的信心和勇氣。從傳統的角度，肯定“中國人都是炎黃之後”，肯定中華民族一元，將在戰爭中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馮友蘭主張對於傳統的肯定，不一定要以歷史的事實來進行判斷。他曾肯定抗戰期間人們對汪精衛賣國行為的聲討，認為湖南各界的通電中“敢痛哭上告炎黃在天之靈”的説法“很有精神底力量”，但他並不贊同僅以歷史的事實判斷人們的炎黃觀念：“炎黃是中國民族數千年來精神團結的理想的象徵。‘痛哭上告炎黃在天之靈’一句的精神力量，來源在此，歷史底判斷，在此是用不著的。”②傳統的成立，不能專依歷史的判斷。但歷史同樣是維繫民族團結的重要條件。一個民族的聯續，既要依靠共同的生活環境，共同的物質生産活動，也要依靠共同的歷史與傳統。馮友蘭曾説：“一個人有其物質上底聯續，亦有其精神上底聯續。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一個人若只有物質上底聯續，而無精神上底聯續，這個人雖是人而實無異於一般動物。一個民族，若是如此，亦即是野蠻民族。一個民族的精神上聯續，大半靠歷史與傳統。傳統雖可與歷史不合，但可以與歷史各行其是，並行不悖。”③ 傳統的觀念，雖然不一定合於歷史的實際，但這並不影響其對於一個民族的精神聯續的作用。歷史的事實不能判斷傳統觀念能否成立，但歷史同樣對於民族具有精神的聯續作用。換言之，傳統與歷史各以自己的功用維繫民族的團結，促進民族的發展，同為影響一個民族精神聯續的重要條件。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的國家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就在於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從來不曾中斷自身發展的歷史。我們的民族之所以是一個文明的民族，除了其為人類的物質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其具有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馮友蘭這樣理解民族的歷史與傳統，不無合理之處。當年，民族的歷史與傳統，曾激勵中國人們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使馮友蘭一類學者親歷“南渡”而又能重返中原；今天，民族的歷史與傳統，鼓舞中國人民繼續民族復興之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現代化建設成就。回顧艱難的抗戰生活，展望現代化建設的遠大前景，我們能夠深刻地感受到馮友蘭在抗戰期間論釋民族歷史與傳統的良苦用心，體會到馮友蘭這一輩知識分子對抗戰事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也會倍加珍惜自己民族的歷史與傳統。因為，民族的歷史與傳統，將會繼續激勵我們不斷地發展和完善自身，開拓民族美好的未來。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