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寬：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的文化精神和現實意義

　　謝謝主席的邀請。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我感到非常榮幸。 

　　作為電影界的一名老兵，我打算從電影的角度談談對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的文化精神和現實意義的一點思考。 

　　深入理解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的主流文化精神，不僅是對歷史的回顧，而且對當今中國電影發展的價值取向也很有現實意義。 

　　一、愛國主義是抗戰時期中國電影的主導精神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戰爭。在中華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抗日救亡成為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和根本目標。抗戰時期，中國的文藝界一致主張不分新舊、不分階層、不分黨派，除漢奸以外的一切藝術家都應該團結在抗日救國的總目標下，用文藝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神聖事業。在抗日烽火中，中國電影以特有的方式投入了這場偉大的戰鬥，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創造出大量激勵中國人民奮勇抗日，奪取民族解放的優秀作品。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電影人積極投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1933年3月，由夏衍、阿英、司徒慧敏、王塵無、石淩鶴5人組成電影小組，貫徹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方針，指導電影創作。《春蠶》《狂流》《大路》《狼山喋血記》《神女》《桃李劫》《馬路天使》等一批與時代同步的影片先後問世，展現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畫卷,至今這些影片依然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作品。 

　　在民族危亡之秋，愛國主義是最響亮的聲音。“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一時期的電影，廣泛地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生活，表現了昂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鼓舞了民心士氣，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戰爭。1938年1月29日，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宣告成立。協會中既有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共産黨電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東山、應雲衛、孫瑜、趙丹等上海電影界的精英，也有羅明佑、邵醉翁等電影界的經營巨子，還有多位當時國民黨政府中的文化要員。電影界抗敵協會發表宣言：“我們得堅強地團結起來，用同一的意志趨向同一的戰鬥目標”，“我們要將每一個電影從業人員鍛鍊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勇敢的鬥士，將自己獻給祖國，將自己的工作獻給神聖的抗戰”。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電影界形成“全民抗戰”之勢，為中華民族抗戰保國吶喊。 

　　上海電影工作者在“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就完成了反映中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影片《保衛盧溝橋》。“八一三”之後，上海的大批電影工作者雲集武漢，從1938年1月至10月武漢陷落，在當時最重要的電影拍攝基地中國電影製片廠完成了第一部抗戰影片《保衛我們的土地》和謳歌英勇抗戰的《熱血忠魂》以及根據“八一三”上海抗戰的真實故事改編的《八百壯士》等故事片和50部左右的紀錄片、新聞片和卡通歌曲片。中國電影製片廠遷移到重慶後，從1939年到1940年期間，拍攝了一大批宣傳抗日的影片：正面描寫長沙軍民英勇抗戰的《勝利進行曲》，反映軍民合作、團結抗戰的《好丈夫》，有日本戰俘參加演出自身經歷的《東亞之光》，描寫叛逆分子覺醒的《火的洗禮》，以抗敵宣傳隊工作為題材的《青年中國》，暴露日本侵略者在東北滔天罪行的《日本間諜》，記錄少數民族支援抗戰的紀錄片《民族萬歲》和少數民族同胞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的《塞上風雲》。中央電影製片廠還完成了《孤城煤血》《中華兒女》《長空萬里》三部抗戰影片。 

　　國民黨的地方行政長官閻錫山設在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遷往西安，後又遷往成都，拍攝了《風雪太行山》和《華北是我們的》兩部抗戰紀錄片，以及一部正面描寫根據地人民抗日鬥爭的未完成的故事片《老百姓萬歲》。在《風雪太行山》影片中配有冼星海譜曲的極為流行的歌曲《在太行山上》。那是一曲激昂的戰歌，一直演唱至今。 

　　留守“孤島”上海的一部分電影人，完成了借古喻今的歌頌民族精神的愛國歷史片《木蘭從軍》和《孔夫子》。 

　　中國電影不僅是“大後方電影”，而且也記錄了抗日前線的烽火硝煙。這些抗戰新聞紀錄片是見證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珍貴文獻。譬如，明星公司的《抗日血戰》《十九路軍血戰抗日》《上海之戰》，聯華公司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暴日禍滬記》《淞滬抗日將士追悼會》，天一公司的《上海浩劫記》。一些中小公司也紛紛拍攝出抗戰題材的新聞紀錄片，如《上海抗敵血戰史》《十九路軍光榮史》《淞滬血》《熱河血戰史》《東北義勇軍抗日血戰史》《榆關大血戰》《長城血戰史》《綏蒙前線》以及反映傅作義軍隊在1937年進行抗戰活動的《綏遠前線新聞》等。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的電影機構拍攝了近百部反映抗戰的愛國主義影片，如蔡楚生導演的表現上海租界裏的一群愛國者，在一個舞女的幫助下暗殺漢奸的國語片《孤島天堂》《最後關頭》《前進曲》等。第一部抗戰新聞紀錄片是1937年大觀影片公司拍攝的《廣州抗戰記》。1938年，中國電影製片廠在香港建立踞點，成立了大地影業公司，左翼電影工作者蔡楚生、司徒慧敏、錢筱璋等參加了大地的工作。司徒慧敏編導、錢筱璋剪接的《保衛四邑》記錄了廣東省人民群眾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事跡。 

　　在抗日根據地也有一支艱苦奮鬥的電影隊伍。1938年3月，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延安成立了抗戰電影社。1938年秋，袁牧之、吳印鹹帶著從香港購買的電影器材和荷蘭電影藝術家伊文思贈送的攝影機來到延安；９月成立了“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拍攝了氣勢恢弘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等大量影片。電影團還陸續拍攝了《聶榮臻司令員檢閱自衛隊》《晉察冀軍區歡送參軍》《敵後織布廠》《唐縣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等新聞紀錄片。1942年，延安電影團開始拍攝另一部長篇紀錄片《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反映了八路軍120師359旅在南泥灣開荒和生産的情況。1943年，這部影片上映時受到廣泛歡迎，毛澤東還專門為影片寫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題詞。這些影片真實記錄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重大社會事件和政治生活。 

　　回顧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這場全民戰爭，讓我們深深體會到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愛國一家”的精神，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制勝外寇的傳家寶。抗日戰爭有兩個戰場：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歷史證明，沒有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遊擊武裝在敵後戰場牽制和打擊日軍，國民黨軍所受的軍事壓力將更大；反之，沒有正面戰場國民政府部隊與日軍的多次大規模作戰，牽制眾多敵軍，則敵後戰場受到的打擊和摧殘將更嚴重。歷史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和評價國共雙方軍隊的地位和作用，忽視、貶低甚至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恰當、不客觀的。換句話説，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兩個戰場共同贏得的勝利，缺少哪一方都是不完整的。 

　　抗戰時期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一代又一代人，激勵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藝術家。當代中國電影，譬如《血戰臺兒莊》，就表現了國民黨愛國將領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豐功偉業。我拍攝的《七七事變》謳歌了國民黨二十九軍將士“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抗戰守土，乃我天職”的民族豪情，形象地再現了佟麟閣將軍、趙登禹將軍、宋哲元將軍和張自忠將軍抗日愛國、誓死如歸的英雄形象。影片《崑崙關大戰》所表現的國民黨陸軍中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稱之為“黃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民族英雄、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 

　　今天，重溫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一致對外的歷史，重溫“愛國一家”的精神，對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很有現實意義。我回想起廖承志公開信中的鏗鏘感人的話語：“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想到蔣經國先生批准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打破海峽兩岸38年隔絕狀態的震撼之舉，也想到連戰主席和胡錦濤主席的歷史性握手。國家統一，是中國歷代政府的大要，是具有愛國情懷的中國百姓的恒願。弘揚愛國主義，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大業，是我們民族的使命。 

　　199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之際，影片《七七事變》在香港舉行規模盛大的首映式，我曾與一位“美國之音”記者發生一段有趣的對話。他説：“您和太太拍的《開國大典》是共産黨打國民黨的電影，今天，你卻拿著國民黨打日本人的影片《七七事變》到香港來搞首映，您如何解釋自己的創作追求呀？”我説：“我是中國導演，我的創作追求是把鏡頭對準我的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我們的歷史中就有共産黨打國民黨的歷史，也有國民黨打共産黨的歷史，還有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歷史。我們民族有一個習慣：哥兒倆有時候吵架，當外寇來犯時會共同對外，兄弟之間再吵也是一家人。抗日是民族戰爭，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領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我們民族還有敬重民族英雄的美德；對於這些英雄，歷史不會忘記他們，北京的街道至今還以這些英雄的國民黨將軍英名命名——“佟麟閣路”“趙登禹路”“張自忠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前，不以黨派取英名，重在民族大義，所以，面對歷史我當然要去歌頌這些民族英雄，這就是我的創作追求。你要了解這些英雄嗎？請看《七七事變》吧。我的回答你滿意嗎？” 

　　這位美國記者連連點頭道：“滿意，滿意。”接著，他又問：“請問李導演，下面您準備拍什麼片子？”我説：“正如您所説，我的影片打了國民黨，也打了日本鬼子，下面我準備打美國鬼子。”這時全場譁然。我進一步説：“我和太太正籌備拍《抗美援朝戰爭》，那不是打美國鬼子嗎？那也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呀，是嗎？”那位美國記者又連連點頭説：“那是，那是！”第二天，香港各大報刊都以大字標題報道：李前寬導演答“美國之音”記者問——“打完了日本鬼子，就打美國鬼子”，引起很大的反響，許多來信和報道稱這是揚我中華之豪氣，壯我中華之威風。 

　　民族大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濟世情懷和道德責任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電影的主導精神。中國電影人在創作實踐中始終傳承著一條長長的紅線，這就是蘊涵著對民族、對國家的愛國情結，以現實主義的創作風骨，把鏡頭對準民族命運這一宏大主題。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完美體現。我們這一代電影工作者，繼承了這一光榮傳統。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建立和諧社會，我們應當發揚光大這種愛國主義的理想與抱負。 

　　二、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蘊涵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中國抗戰時期電影飽含憂患意識，警醒民眾，在中華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吶喊，奏響了呼喚全民抗戰的號角。1935年的影片《風雲兒女》，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就傳達了中華民族的心聲，就激發了民族之魂的吶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千百年來，我們這個崇尚和為貴的民族，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候，在敵人屠刀壓在我們脖子上的時候，才會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睡獅一旦成醒獅，那將成為勢不可擋的東方巨人，這是何等真實的中華民族形象的寫照。 

　　《春蠶》《狂流》《大路》《狼山喋血記》《神女》《桃李劫》《馬路天使》這類經典電影，對中國社會的揭示均充滿了憂患意識。譬如，《桃李劫》是表現男女主人公在爾虞我詐的社會中，失意、反抗、掙扎，但最終被吞噬的悲劇。影片的憂患意識充分而強烈。這部影片的導演應雲衛先生為紀念“九一八”創作的《怒吼吧！中國》，也是一部典型的憂患意識之作。 

　　內憂外患的時代，需要憂患意識。中華民族是一個飽經憂患的民族。中華民族形成和積累了豐富的關於憂患意識的思想。譬如，孟子的“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至理名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屈原的《離騷》寫到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猶未悔”；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魯迅對“國民性”的憂慮與思考；郭沫若1944年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警策。 

　　在新中國成立時，是黨外的民主人士提出，把充滿憂患意識的《義勇軍進行曲》確定為國歌，中國共産黨的領袖毛澤東説：這是因為這首歌教人們“居安思危”。這首當年的電影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傳唱至今依然是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戰歌。歷史是在傳承著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憂患意識中走過來的。 

　　我和肖桂雲共同導演的影片《開國大典》，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著力體現憂患意識的思想內涵。影片全景式描繪了現代中國革命歷程之艱辛，勝利來之不易的主題，藝術地表現了“得民心、順民意者得天下”的哲理含義。 

　　影片在表現開國大典前夜的毛澤東時，並非處理成他如何高興，而是表現勝利後的沉重。他想到民主人士黃炎培的話“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告誡兒子毛岸英，共和國的政府要提倡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 

　　增強憂患意識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這是與科學發展、共建和諧、廉政建設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必然會帶來新情況、新矛盾和新問題。對於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決不可等閒視之，掉以輕心。在2007年的“兩會”上，胡錦濤再次告誡與會代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要進一步增強公僕意識，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進一步增強節儉意識，始終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團結帶領廣大群眾不斷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他把增強憂患意識與我們的民族創建新勝利連在一起。 

　　憂患意識是中華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有提倡憂患意識，警鐘常鳴，才能做到未雨綢繆，防患未然，避免歷史悲劇重演。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