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鳳琦：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一、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 

　　在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上，重慶與北京、上海一樣，都有過文化輝煌時期。北京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上海為“左翼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重慶為“大後方抗戰文化”的中心。但是，與北京、上海比較，重慶大後方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帶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重慶抗戰文化中心的形成首先得益於重慶城市地位的變化。抗戰前，重慶是長江上游的一個工商業城市，是川江航運的物資集散地，在西南地區經濟地位較為突出，但文化發展則相對落後。然而，是抗戰改變了重慶的歷史命運，使重慶從一個偏居於西南一隅的地域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1937年10月，隨著北平（今北京）、天津相繼失守，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11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抵達重慶。與此同時，南京的軍政機關也開始向重慶等地轉移。1939年5月5日，為了體現重慶的政治地位，國民政府將重慶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定重慶為陪都。在這一過程中，隨著國家機關的內遷，大量的文化機構、文化團體和大批的文化人也來到重慶。所以，城市地位的變化，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的形成，奠定了重慶作為戰時大後方文化中心的地位。 

　　其次，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南方局的領導，是重慶抗戰文化中心形成的政治基礎。國共合作形成後，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成立了政治部。蔣介石任命陳誠任政治部主任，邀請周恩來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設第三廳，專事文化宣傳工作，由郭沫若任廳長。同時，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並以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這一公開闔法的名義開展工作。由於周恩來的特殊身份，實際上，第三廳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的。而這一因素正是重慶能成為抗戰時期大後方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桂林、昆明、成都等城市也集聚了不少西遷的文化機構和文化人，抗戰文化運動在這些地方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是在重慶，由於有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領導，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機構西遷入渝後迅速掀起抗戰文化熱潮，使重慶抗戰文化發展迅猛，將大後方抗戰文化推向高峰，重慶也因此成為戰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其間，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等報刊旗幟鮮明地宣傳共産黨的主張，在宣傳抗戰、服務抗戰和爭取民主進步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共南方局通過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全國抗敵文協、中蘇文協等合法組織，團結文化界最廣大的人士，深入開展文化運動和廣泛的抗日民主運動，引導和支援學術理論界開展學術研究，從而促成重慶抗戰文化運動高潮疊起、空前繁榮，使重慶抗戰文化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三，大量人口遷移重慶，大批文化人入駐重慶，各種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帶來了重慶文化的空前繁榮，這是促成重慶文化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 

　　抗戰時期，重慶人口劇增。1937年約47萬人，1938年底即達到60萬人，1941年突破70萬人，1943年接近90萬人，到1945年初已達到102萬人。8年間，重慶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外地遷渝人口占重慶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據1937年底重慶市警察局戶口籍貫統計，當時重慶人口籍貫涉及全國25省，在47萬總人口中，重慶本籍以外的人口約24萬。再以1939年10月重慶市政府職員籍貫統計為例，四川省籍人員約佔40%，其餘60%的人員涉及近20個外省。四川省政府編：《四川統計月刊》第1卷第1期，轉引自薛新力主編：《重慶文化史（遠古—1949年）》，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62頁。由此可見，抗戰時期重慶新增人口來自天南海北。 

　　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人是文化的綜合載體，抗戰時期重慶人口的猛增直接帶來了兩個結果。 

　　一是不同地域的人所攜帶的不同的文化元素相互碰撞、交融，使重慶文化呈現出色彩斑斕的景象。以戲劇為例，抗戰前，重慶的舞臺上基本上為川劇，雖然也偶有京劇演出，但大都是外地班子（社）的演出，而且來去匆匆。到抗戰時期，著名京劇班社厲家班厲家班，20世紀30年代初由厲彥芝創于上海。厲氏五兄妹，即厲慧良、厲慧森、厲慧斌、厲慧蘭和厲慧敏號稱“厲家五虎”。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厲彥芝攜帶班社百餘人從武漢入川，輾轉于大西南，1944年來到重慶。等專業班社遷來重慶定居演出，使重慶京劇舞臺空前活躍。此外，像崑曲、漢劇、楚劇、評劇、越劇及一些北方曲藝也開始出現在重慶的戲劇舞臺上。這些外來劇種不僅使重慶戲曲舞臺異彩紛呈，而且在相互交流、借鑒中使重慶的川劇在劇目、聲腔、表演等各方面都得到發展，呈現了新的面貌。再如飲食文化，抗戰時期重慶的飲食文化空前發達，各地名店大批遷來重慶，“重慶菜館之多，幾于五步一閣”，“下江館如雨後春筍”。所謂“下江館”，是對除川菜之外的各地菜館的通稱。當時，重慶飲食兼收並蓄，廣納各地風味。省外的有江浙味、廣東味、湖北味、湖南味，省內的有成都味、瀘州味、樂山味、內江味等。著名的菜館如粵菜冠生園、大三元，江浙菜有狀元樓，北方風味有燕市酒家，此外還有蘇州的松鶴樓、寧波的四明宵夜等。據1943年統計，重慶城內有中西飲食店260家。其中，有川菜館110家、外省菜館53家，還有西餐、咖啡館30多家，形成了中西菜、南北味並存的局面。周勇主編：《重慶：一個內陸城市的崛起》，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頁。 

　　二是人口遷移使重慶人口素質空前提高，為重慶抗戰文化的繁榮奠定了重要基礎。從職業看，1937年到1946年，自由職業者中，人口增加最多的職業是新聞記者、會計師、教師等。公務人員1937年佔總人口的192%，1949年則上升到768%。隗瀛濤著：《近代重慶城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頁。公務人員不僅數量大增，而且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以1939年重慶市政府職員學歷統計為例，在全部職員中，絕大多數具有中學以上學歷，其中受過大學教育和專門教育的佔了近四分之一。從整個重慶人口的文化程度看，1945年重慶人口中大學畢業和肄業的佔17%，小學畢業和肄業的佔34%。重慶市政府編：《重慶要覽》（1945年），第18頁。無疑，這種較高的人口素質與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是相適應的。 

　　總之，國府遷渝、國共合作、人口遷移這三個重要的歷史因素交互作用，決定了抗戰時期重慶文化的發展面貌。它們不僅促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的文化中心，而且使重慶文化進入到一個空前繁榮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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