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林：商王武丁伐巴方

　　商王武丁伐巴方一事，乃為研究商史及巴蜀文化之學者所週知；然而，迄今學者對甲骨文中巴字的釋讀及對商代巴方地望的所在等問題，似尚未形成一定的共識。筆者擬依據甲骨卜辭，構擬武丁伐巴一役之始末，再依據相關的資料，對巴字及巴方地望提出一些看法，向大家請教。 

　　一、武丁伐巴一役之始末 

　　商王武丁對巴方的用兵，依據甲骨卜辭之記錄，大約為期兩個月(有餘)，可分決策、部署、作戰、余緒四個階段來敘述。 

　　（一）第一階段：決策 

　　武丁于某年之五月辛卯，聽取了大臣沚戛有關巴方之奏啟，乃令貞人賓占卜是否比(乃“從”之意)沚戛的建議，對巴方用兵。武丁親自觀察卜兆之後曰吉，且斷言應在己日出伐，若不出伐則不吉。前辛卯一日之庚寅，在同一塊龜版上，貞人賓曾卜問武丁是否出兵攻打夷。因此，伐巴和伐夷這兩件事應該是相關的。 

　　（1）庚寅卜，賓貞：今載王其步伐夷？ 

　　辛卯卜，賓貞：沚戛啟巴，王惟之比？五月。 

　　王稽曰：吉，惟有呼；己其伐，其弗伐不吉。（《合集》6461）本龜版收入《甲骨文合集》，本文中簡稱《合集》，其後數字為甲骨的編號。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2年版。其釋文見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本版辛卯卜辭中，“沚戛啟巴”之啟乃啟奏之“啟”，“王惟之比”的比，即《易經》比卦之“比”，字像二人一前一後行走，有相從或朋比之意涵。 

　　武丁在辛卯後三日甲午及其他時段，再三卜問此事是否受到神靈的保祐，並得到了吉卜；接著，武丁于甲午後二日丙申由貞人占卜，決定冊命沚戛比從商王伐巴。 

　　(2)甲午卜，賓貞：沚戛啟……王比伐巴，受有佑？（《合集》6471） 

　　(3)王勿惟沚戛比伐巴方，帝不我其授佑？二告。（《合集》6473） 

　　(4)丙申卜，貞：戛稱冊……呼比伐巴？（《合集》6468） 

　　第(4)則卜辭中之“稱冊”，乃卜辭習用語，有舉起或宣讀冊命之義。“戛稱冊”當指沚戛在王庭雙手奉冊宣讀武丁之冊令。從庚寅卜伐夷為第一日算起，到丙申卜稱冊伐巴為第七日(以下計日以此為準)。 

　　（二）第二階段：部署 

　　約從第八日起至第二十四日癸醜，卜辭記武丁伐巴的備戰部署工作約有動員(登人)、備糧(取牛百、稱穡)、調兵遣將(比沚戛伐巴，比奚伐巴，比鬼、比望乘伐下危，令師般、呼子畫涉，令子涉)、王親往戰略要地“京”且在當地動員，等等，商王一再卜問伐巴和伐下危的主將是否受到神靈的保祐。 

　　(5)貞：我登人伐巴方？（《合集》6467） 

　　(6)貞：王比沚戛伐巴？ 

　　貞：王往出? 

　　貞：王惟夷徵？（《合集》6475正反） 

　　(7)貞：王比戛伐巴，帝授佑？ 

　　翌乙巳侑祖乙？(乙巳為第十六日) 

　　王勿比鬼？（《合集》6474） 

　　(8)乙巳卜，爭貞：巴其敗？(乙巳為第十六日) 

　　貞：巴方不其敗？二告。（《合集》8411） 

　　(9)丙午卜，賓貞：呼取牛百以？ 

　　王稽曰：吉，以，其至。(丙午為第十七日) 

　　貞：王比沚戛伐巴方？（《合集》93反） 

　　(10)癸醜卜，亙貞：王惟望乘比伐下危？小告。 

　　癸醜卜，亙貞：王比奚伐巴？(癸醜為第二十四日) 

　　貞：王勿往于京？ 

　　貞：王勿步于京？ 

　　其有令般？(般即師般，為武丁時代師級之重臣) 

　　呼子畫涉？ 

　　勿令子涉，其？（《合集》6477） 

　　(11)貞：呼登在？貞：呼登在人？（《合集》8070） 

　　(12)勿稱穡？(稱穡或係點糧) 

　　癸醜卜，亙貞：王惟望乘比伐下危？(癸醜為第二十四日) 

　　癸醜卜，亙貞：王比奚伐巴？（《合集》811反） 

　　（三）第三階段：作戰 

　　在第二十八日丁巳，武丁卜先攻打方，第三十一日庚申卜舉行賓禮(以祭祖或慶功)，第三十二日辛酉卜除了對巴方、下危用兵之外，再以夷、龍方為征伐的對象。在第四十二日辛未，武丁一方面卜是否派出其夫人婦好比侯告對夷作戰，另一方面又卜問派遣夫人婦好比沚戛伐巴，于定點(婦好軍所在之位置)預設伏兵(捍阱)，配合武丁率兵從東方迂迴深入，掩至巴人側翼，夾擊巴軍。武丁于當天還卜問了是否比“而伯龜”(即而地名龜的方國首領)，一併投入戰場。隔天，即第四十三日壬申武丁決定命令婦好比沚戛伐巴，並卜“立中”(“中”為有桿之旗旌之象形；“立中”乃卜辭習用語)。在第五十三日壬午、五十四日癸未，武丁再卜令婦好伐夷。 

　　(13)乙卯卜，貞：王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乙卯為第二十六日) 

　　貞：王勿比沚戛伐巴？ 

　　丁巳卜，貞：王教眾伐于方，受有佑？(丁巳為第二十八日) 

　　王惟出循？(循即巡視) 

　　庚申卜，貞：作賓？(庚申為第三十一日)（《合集》32） 

　　(14)辛酉卜，爭貞：王比望乘伐下危？(辛酉為第三十二日) 

　　貞：王惟龍方伐？ 

　　貞：王惟沚戛比伐巴方？二告。 

　　貞：王勿惟夷徵？二告。(《合集》6476） 

　　(15)辛未卜，爭貞：婦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東伐，捍阱于婦好位？(辛未為第四十二日) 

　　貞：王令婦好比侯告伐夷？ 

　　貞：王惟而伯龜比伐方？(《合集》6480） 

　　(16)壬申卜，爭貞：令婦好比沚戛伐巴方，受有佑？（《合集》6479） 

　　(17)壬申卜，貞：我立中？(壬申為第四十三日)（《合集》811） 

　　(18)壬午卜，賓貞：王惟婦好令徵夷？(壬午為第五十三日) 

　　癸未卜，賓貞：王惟婦好……(癸未為第五十四日)（《合集》6459） 

　　第(15)則的字，在於省吾主編的《甲骨文字詁林》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版。(以下簡稱《詁林》)中收為“罙”字，字碼編號為2681~2682，即《詩·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句中之“罙”，有深入之意涵。 

　　（四）第四階段：余緒 

　　武丁對巴方作戰的卜辭，在第五十三、五十四日卜令婦好伐夷之後，就不再看見；有關這場戰役之實戰結果，似未能確知。唯雙方有可能達成了和平的協議，因為甲骨文中，有武丁為巴方的首領卜“禦”祭于妣庚之辭。總之，巴方一役從五月辛卯決策到終戰大約為時兩個月(或有餘)，但是武丁對下危的作戰似未能終結。武丁在同年九月卜“歸畋”，“令望乘先歸”。他似于同年十一月再卜伐下危，並於翌年的二月對下危再出兵。 

　　(18)貞：禦巴于妣□？（《合集》15114） 

　　(19)禦巴于□庚？（《合集》15113） 

　　(20)……伐下危？ 

　　歸畋？九月。（《合集》6521） 

　　(21)辛卯卜，爭貞：勿令望乘先歸？九月。 

　　壬辰卜，爭貞：王惟沚戛比?(辛卯之次日為壬辰)（《合集》7488） 

　　(22)辛巳卜，賓貞：今載王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十一月。（《合集》6413、6487） 

　　(23)辛醜卜，賓貞：令多尹比望乘伐下危，受有佑？二月。（《合集》6525） 

　　第(18)則卜辭“妣”後少一字，第(19)則“庚”前缺一字；兩則卜辭對照，可知乃武丁在為“巴”這個人，向妣庚舉行“禦”祭。通常商王會為自己或己婦、己子向己之先父、母、祖、妣舉行“禦”祭，其句法為“禦某(生者)于某(亡靈)”，即向該祖先祈求保祐(禦)。若非巴方與武丁達成和平協議，武丁是不會請自己的祖先保祐巴方首領的。 

　　二、“巴”字之形義 

　　《詁林》收有“巴”字，編號為304。甲骨文中的“巴”字是唐蘭于1939年作《天壤閣甲骨文存》的考釋時，依據《説文解字》的“巴”字而認定的。學界從唐蘭讀“巴”的很多，但也有學者將字另讀，如李孝定於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釋》中，從郭沫若之説訂為“兒”字。而1996年《詁林》一書的編者，在對“巴”字下按語時則説：釋“巴”僅可備一説，今姑隸作“巴”，存以待考。 

　　《説文解字》中“巴”字的字形雖與甲骨文的“巴”字形近，但《説文解字》曰：“蟲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即以蛇之象形説“巴”的字形，不僅與甲骨文“巴”字的象形有很大的差距，同時也不類甲骨文中“蛇”的象形字、“蟲”或“它”。事實上，對照甲骨文中的“祝”字，便可看出“巴”字像一個跽或跪著的人，將手臂及手掌伸展在胸前。這在“祝”字可能是像用手有所禮拜；在“巴”字則像以手有所動作，特別是第二形手指旁有數點，乃在表示一種動態。將“巴”字定為“兒”字，則是忽略了手臂、手掌及點等部分所傳達的意義。 

　　筆者以為，“巴”即“巴掌”的巴，且是“把”的本字。《説文解字》曰：“把，握也。”段注曰：“握者，搤持也，孟子注曰，拱合兩手也。”其用例如《史記·殷本紀》之“湯自把鉞以伐昆吾”，《九歌·東皇太一》之“盍將把兮瓊芳”。又，“把”亦可作名詞用。《禮記·曲禮上》曰：“左手承弣。”注曰：“弣，把中。”《釋文》曰：“把，手執處也”，即射手握弓處，如把手或把柄之“把”。“把”的詞義顯然是從“巴”的象形得來；巴是本字，而手旁是一個後來疊加的義符，有強調動作的用意，且取代了甲骨文“巴”形旁的點。 

　　至於“巴”字用來作巴方之名，很可能是音假。學者指出，巴人後裔土家族語中，由“巴”這個音節組合的詞類中，一類有大、首領之義(科巴、茨巴)，一類有公虎之義(利巴)，而這可聯繫到V3式巴族銅戈上的虎圖像。參見錢玉趾：《巴族與蜀族文字考釋》，見李紹明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208頁。“巴”或即因此被假為方名、族名，或巴方首領之簡稱。唯學者或以為“巴”乃“魚”之對音，或為巴人舞姿之象形，似亦可備一説。參見趙殿增編：《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42—644頁。又，參見〔日〕成家徹郎撰，朱鳳瀚譯：《甲骨文中的巴與蜀》，載《巴蜀文化研究》第3輯(2006)，第138—139頁。 

　　三、商代巴方的地望 

　　巴方或巴人早期活動之地望，學界或有漢水上游陜南地區、江漢平原、川東鄂西清江流域等説。參見段渝：《先秦巴文化與巴楚文化的形成》，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6期(2004)。現在僅就武丁伐巴一役所涉及之人與地，來考察商代巴方地望可能之所在。 

　　從上引(1)、(6)、(14)等同版卜辭來看，伐巴和伐夷應該是相聯繫的。特別是在(15)、(16)中可以看出，武丁第一天(辛未)卜婦好比沚戛伐巴，或比侯告伐夷，第二天(壬申)決定“令”婦好比沚戛伐巴；巴和夷必定鄰近。假如巴在殷西南而夷在殷東南，兩地相隔或近千里，武丁不可能將同行的婦好調派到千里外的東夷或東南夷地區去作戰。所以這裡的夷是西南夷，不會是東夷或東南夷。 

　　事實上，商人即以“夷”或“彝”作為西方或西方風之名，與《書·堯典》之“分命和仲，宅西……厥民夷”及《山海經·大荒西經》之“有人名石夷，來風曰韋”中之“夷”恰合。參見嚴一萍：《卜辭四方風新義》，載《大陸雜誌》第15卷第1期(1957)。“夷”字在甲骨文中作“”，楷定下來作“屍”，《詁林》收為“屍/夷”，字號3。雖然“屍”假為“夷”在古文字學界已有定論，但學者對不同時期的“夷”在東方或西方曾有不同的看法。關於“屍”假為“夷”，見於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3號字。關於“夷”在東方説，參見董作賓：《殷曆譜》，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年下編卷9號譜3。西方説，參見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需要注意的是，夷非為東夷之專名。 

　　現在“巴”和“夷”數度在甲骨同版卜辭及同一事件中出現，似乎可據以印證巴人早期在鄂西清江流域活動的傳説，亦即《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鐘離山……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雖然，廩君的時代不可考，但是依據《後漢書》似可視武丁所伐的巴方乃為廩君所創建的巴方，武丁所伐之夷乃為巴方之君城夷。 

　　《寰宇記》記武落鐘離山在清江下游之“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通典》第187卷記清江一名夷水。當代考古學家在清江下游長陽縣境內之香爐石一地，發現了最具巴文化特色的遺址，文化堆積達五米，上下可分出七層：最下一層相當於晚夏，第六至四層相當於早、中、晚商；而中商層文化之內涵除巴文化外尚有中原文化之因素在內。見楊華：《對巴人起源於清江説若干問題的分析》，載《四川文物》2001年第1期。又，趙冬菊、楊華：《從考古發現看巴文化的起源》，載《武漢文博》2006年第2期。這一遺跡留下了巴人與商人接觸的記錄。武丁所伐之夷(城)，或許就是在這附近。 

　　事實上，商人之勢力在武丁之前，便已到達殷墟正南方(以直線計算)約六百多千米處的湖北省黃坡市郊，在那裏築了盤龍古城(遺址)，李學勤以為這裡是商的“南土”。見李學勤：《盤龍城與商代的南土》，收入李學勤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7頁。而長陽在黃坡正西方約三百多千米處，距殷墟(以直線計算)約七百餘千米，或可視為中晚商時代南土的邊陲。武丁大約以兩個月的時光對巴用兵，于當時之物質及時空條件而言，似尚無異常之處。  

　　以上乃就武丁伐巴卜辭中，夷、巴同版現象作出論述。但是此次武丁伐巴還涉及一些其他的人與地，應予一併考量，才會比較周延。 

　　(一)方 

　　武丁在與巴方開戰之前，即在第二十八日丁巳，先教眾伐方。字像人戴著羊角形的帽子，楷定下來作“”，從冒聲，于省吾考證即《書·牧誓》所言與庸、蜀、羌、微、濮等共會周武王伐紂的“髳”；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42號字，中華書局1996年版。鐘柏生從之，並置髳于豫陜交界處，他的依據是錢穆《史記地名考》所言：“武王所會之髳非在豫陜附近，即在南陽西南荊山漢水間。”鐘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202頁。唯《牧誓·孔傳》言“髳、微在巴蜀”。當代巴蜀史家中，亦有人認為髳乃清江之巴人。參見鄧少琴：《巴蜀史跡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二)而伯龜 

　　武丁在第四十二日辛未卜婦好比沚戛伐巴之前後，曾卜問是否以而地之君長伯龜比伐巴方。于省吾考訂甲骨文的“而”即《書·湯誓·序》之“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句中之“陑”。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3357號字，中華書局1996年版。《孔傳》曰：“陑在河曲之南”；《孔疏》曰：“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特別要指出的是，而伯龜乃係從而地前來加入伐巴之役的商代方國君長，戰事非在而地發生。 

　　(三)鬼(方) 

　　在上引(7)比沚戛伐巴之同版卜辭中，貞人卜“王勿比鬼”。句中的“鬼”即商卜辭及載籍中的鬼方。《戰國策·趙策》記有“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逸周書·伊尹朝獻篇》記有“鬼親”，可見鬼方乃商之屬國且有(姻)親關係(鬼侯曾以女妻紂王)。王國維指出“鬼”在古籍中又作隗、媿、、懷，而在成周西方的隗國，便是晉唐叔始封時所受之懷姓九宗之後。王國維：《鬼方昆夷狁考》，見王國維著：《觀堂集林》第13卷，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版，第590—592頁。卜辭中鬼方(含其部族)活動的地望，據學者及筆者的考證，當在殷西及西南，錯落在今山西省中部到南部一帶。鐘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第195—197頁。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72—76頁。又，趙林：《商代的羌人與匈奴》，臺北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5年版，第49—60頁。武丁似有意調來鬼方兵力加入伐巴陣營。 

　　(四)奚 

　　甲骨文奚字(如上引)像人頭上編發椎髻。傳世商器中有“亞奚”之簋、卣、尊（《整合》3093、4812、5572），可見“奚”曾經為商代亞級的貴族。唯學者亦指出：“奚亦商代方國名，其人經常為殷人所俘獲，多數均用為祭祀的犧牲。”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3152號字，中華書局1996年版。從編發椎髻習俗來看，商代奚人的族屬當以《史記·西南夷傳》所記的編發的西南夷較為妥當，唯奚地所在似難以確定。此次武丁比奚伐巴，可能是看中奚的出身背景和他對西南事務較熟悉。 

　　(五)龍方，下危 

　　從相關的卜辭來看，龍方與商代的羌人鄰近，且不乏雙方接觸的記錄；龍方可能在豫西晉南一帶。鐘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第197—198頁。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第77—81頁。再者，龍方在此次對巴方作戰中，似非為武丁、婦好、沚戛這一路軍之作戰目標；卜辭顯示武丁派了婦井、師般、插等人去攻打龍方（《合集》6585、6587、6593）。又，伐下危的主將是望乘，武丁在途中一再卜“比望乘伐下危”或“比沚戛伐巴方”，結果武丁比了沚戛。下危的地望同“夷”，甲骨學界有近鬼方在晉西南之説，亦有近豫東商丘之説。豫東説，見鐘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第219—221頁。晉西南説，見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第72—75頁。 

　　(六)京 

　　京是一座二層高(或超過)的建築物的象形字。唯《説文解字》曰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京也有可能是陵丘或丘墟，如《九章·哀郢》“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中之“丘”。京的“”字，下從山非從火，因為上引(10)中的兩個字，一個山上有三峰，一個有四峰。從三峰的“山”字在甲骨文中易與“火”字混同，從四峰的“山”字則不可能為“火”字。再者，比照甲骨文中字形下半部分從“山”的字，有不少乃係合文，如《詁林》1225、1233—1236、1238從山(在下)，從兮、保、粧、抔、斤(在上)的字。因此，從山從朱的“”字當為“朱山”之合文，朱乃山名。 

　　“”所從的朱字，乃從木從主(一個小圈或一個點，如上引)，陳邦懷曰：“從木，主聲，當為朱字；主、朱古音同在四部也”；王襄、商承祚、李孝定則定為“主”字。各家之説收入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1406、1223號字，中華書局1996年版。按或省山如上引之末二形，乃見於第一期卜辭，皆用做地名；到了第五期卜辭，始見將點放在木中，亦做地名用的朱()字；早晚二期“朱”字皆從木、主聲，只是晚期的“朱”字移動了音符(主)的位置。 

　　筆者懷疑京可能與堯子“朱”有關。《竹書紀年》曰帝堯陶唐氏：“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雷學淇《義證》曰：“括地誌曰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史記正義一今河南南陽淅川縣也。”淅川乃在淅、丹二水匯流地帶。又，徐文靖《統箋》曰：“地理志房陵縣屬漢中郡。”房陵即今湖北房縣，在淅川南百餘裏處，唯中間隔了一座武當山。 

　　京有可能就是丹朱的遺丘(墟或陵)。按，《九域志》記“在鄧有丹朱冢”，《大清一統志》記“丹朱墓在淅川縣西北七里”；學者又考證《山海經·海內南經》所記夏后啟之臣孟涂司理巴人，居丹山，在丹陽，即在今丹江流域的丹淅地區。見田敏：《夏代巴人地域考》，載《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1期(1994)。郭璞《注》亦曰：“今丹陽復有丹朱冢也。”事實上，在今淅川西北七十五千米處有朱陽山、朱陽關，這些地方可能就是京所在之處。 

　　錢穆早年曾考訂丹朱受封的房在安邑，見錢穆：《周初地理考》，《古史地理論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2年版，第21頁。本文原載《燕京學報》，1937年第10期。與本文中的鬼方及而伯龜所在地鄰近。但筆者未從錢穆之説，乃以在丹淅附近的“蠻河”（據《水經注·夷水注》，在東晉以前被稱為夷水）；巴蜀史學家指出，廩君的先人本居於此，後遷往今之清江流域，且把老家的水名也帶過來了，而且不只是夷水，連丹水之名也帶過來，所以清江北也有一條丹水。參見李啟良：《巴族淵源探微》，載《史學集刊》1985年第1期，第52—53頁；段渝著：《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高應勤：《巴國及廩君探源》，載《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2期(2003)。地名的“層化”現象，在史地上是常見的。 

　　總之，丹淅一帶至少當是自夏以來巴人聚居地之一。武丁大軍到此，似已進入巴人的勢力範圍，所以武丁在此做好了最後的各項部署工作，即刻展開了攻擊行動。 

　　四、結語 

　　伐巴一役，是武丁時代留在甲骨文中僅見的大規模的對南土用兵事件。後代商人可能因此作了《殷武》來紀念高宗武丁，特別頌揚他“奮伐荊楚，罙入其阻”。武丁伐巴前後歷時兩個月，從安陽出發南下，經豫西，跨漢水，與髳人和巴人作戰，並以巴方君城、夷，作為此一戰役的終極攻擊目標。武丁以強大的武力和卓越的戰績作為後盾，最後與巴方達成了和平協定。武丁伐巴作戰的地區，與載籍所記夏代巴人的聚落地望似十分一致，在漢中一帶，並到達了清水與江水之匯流區域。武丁在位59年卒，去武王伐紂及巴姬之始封，約一個半世紀有餘，去周太王逾梁山來到岐下，亦至少半個世紀以上。因此，武丁伐巴之巴當與姬姓之巴子無關。（作者任職于中國文化大學）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