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感恩深思為了人類

　　（第十屆、第十一屆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在閉幕式上的致辭全文）

　　尊敬的饒穎奇先生和夫人， 

　　尊敬的謝啟大女士， 

　　親愛的海峽兩岸的學者朋友們： 

　　的確像張懷西副主席所説的，我們的研討會即將閉幕了，也像趙光華先生所説，我們像吃了壓縮餅乾一樣，在極短的時間裏獲得了大量的傳統文化資訊，資訊量之大，的確讓人目不暇接。因此，我這個閉幕講話就非常難講：説一些客套話，是大家所不願意聽到的，也是我不願意講的；就著學術研討進行歸納和總結，剛才四位講者已經非常週密地、滴水不漏地反映了四個小組熱烈討論的情況；要抓出研討的重點來進行闡釋，昨天幾位講演者已經對自己的卓見進行了詳細的解釋，我也不容置喙。我作為這個會的發起人之一，就借這個機會談以下幾點想法和意見吧。 

　　整個會讓我非常感動。這不僅僅是因為東道主甘肅省和天水市的領導以及默默無聞地在會內會外奔忙的工作人員的精神讓我感動，所有與會者對於討論議題的認真投入，也讓我感動。在昨天晚上的聯歡會上，主持人突然把話筒送到我的面前，我只好走到臺中央來説幾句話。倉促之間，由喉嚨裏所跳出的音節，應該説是心聲的直接流露，因為我想修飾，都沒有這個時間。昨天在聯歡會上，海內外學者所表露的誠摯、率真，甚至是童心的真心的交流，也是我感動之情的來源之一。畢竟我們是學術研討會，所以首先令我感動的是大家在就著自己所熟悉和專攻的領域裏發表見解的時候，我從大家的發言裏感受到一種悲天憫人的胸襟和大慈大悲的胸懷， 

　　以及對於民族和諧、世界大同景象的期盼。我想，這就是這次研討會的重要收穫，甚至可以説這是一種意外的收穫。我所説的悲天憫人、大慈大悲以及追求大同，在老朋友林安梧先生的發言裏可以説有集中的、更多的體現。總之，嘉璐被大家對學術的執著，對民族與人類前途的追求，深深地感動了。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想講一講我對伏羲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以及研討會的議題之一——中西文化的比較，略攄一點鄙見。因為大家都有發言的機會，唯獨我沒有。我就借張主席給我的這個講話的機會，與大家切磋，請大家指教。 

　　一、伏羲文化到底是什麼 

　　就這個問題，學者們從治史的方法論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想暫時把這個問題拋開，因為這個問題是史學界二三百年來都沒有討論完的問題，我們這個會也不可能作出什麼結論。我想表達幾個觀點。 

　　第一，伏羲文化是一種歷史文化，伏羲是一個文化的符號。至於伏羲有無其人，是一個個體還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是部落還是部族，並不重要。正如我昨天在開幕式上所説的，後代的人們賦予伏羲身上的發明創造，他的文化貢獻，如果與其前後連接起來，正好符合人類發展的進程，而伏羲時代恰是其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各個民族在她的童年時代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這就是後人把所承接的前人發明創造的文明成果作為自己生活的依據和工具，同時常常把這些發明集于一人。但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又與很多文化不同，就是我們雖然常常賦予一個“人”，哪怕這個人略帶神性，但是還是人，而其他很多民族就賦予了“神”。因此，我很同意剛才小組報告人所説，恐怕應該分別從史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以及美學的這樣幾個不同的標準、不同的視角來看待，而這幾個領域之間又不是隔絕的。大家都知道，現在世界上真正篤信《聖經》中“創世紀”所描述的過程的人越來越少，但是我們發現，馬林諾斯基等人類學者在研究澳大利亞的土著人的時候，搜取了很多自己觀察來的現象，而這些現象背後所蘊涵的意義，以及土著人是如何想的，常常是學者的想像。今天研究民族學、人類學的學者，把這些研究民族志的前輩的成果也繼承下來了。我們再向前追尋一下，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的一些結論，是不是都有確鑿的物證？也並沒有。但是當我們論證的時候，引經據典，馬林諾斯基、摩爾根也成為“典”了。我並不是説今天要把伏羲文化寫進歷史書，甚至進行揣測性的編年，而是説，史説與人類學、審美學等等之間，常常是互相滲透、互相參照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研討的主題既然是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會上就著這個問題開個頭，然後留給史學家去作專門的研究。我們還是把伏羲作為一個文化的階段，作為一種文化的符號來看待。 

　　在天水，有關伏羲和女媧的傳説很多，當地學者甚至出了書，其中有些傳説還鮮活地存在於天水的民間，這又是另外一個層面。儘管不能作為史證，但是它可以作為一種折光、一種上古文化符號在今天的投影，在人們心中所引起的波瀾來看待，這常常是在審美的意義更高。 

　　第二，既然今天我們所説的伏羲文化主要是出在《周易?係辭》裏面（這是源頭，許慎的《説文解字?序》是照抄的），先哲所描繪的這樣一個情景既然是人類社會各民族發展必經的一段，換句話説，它的出現是必然的，那麼從哲學上考慮，就不僅僅要考慮前之因與本身之緣，還必須考慮後之果。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冷靜地看一看，我們是不是在爾後幾千年浩浩蕩蕩的中華文化當中可以捕捉到伏羲所代表的那個文化階段已經初步具備了的文化基因？這種基因，在今天的地上文物以及民間傳説中都能夠大體看到影子。比如大家即將去參訪的卦臺山，山下流過的渭河水在那裏轉了一個圈，根據地質考察，渭河的水在這裡從未改過道。千萬年來，渭水就在山下一個幾十平方千米的平原上，沖刷出來一個太極圖。沙礫就以彎曲的渭河為中線，這邊是個陰魚，那邊是個陽魚。這種自然的景觀，到底是由於伏羲氏畫了八卦，畫了太極圖，而後人賦予自然景象的一個聯想，還是先民形成了陰陽的觀念之後，看到了自己腳下的陰陽魚，而把它提升為一種形象的標誌，這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不管怎樣，它反映了先民與其後幾千年人們的觀念。這些遺存的形式，我們都可以不作為學術判斷的依據，但是有一個事實，就是以人為本、陰陽和合等，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心理定勢。從這個角度説，我們可以承認，伏羲文化是中國文明的起始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常常有這種情況。隨便舉一個後代的例子，比如我們所熟知的后稷教民稼穡，在《詩經》以及其他典籍裏都有所記述和歌頌。后稷有其人否，不可説，因為出土文物沒有證明，但是我們把他當做信史。依此類推，我們可以降格以求，不把伏羲的傳説當做信史，但是更上一層樓地來觀察，站在人類歷史規律的高度來觀察，同時，既看前因，又看後果，應該承認，不管伏羲是個體還是群體，是實有其人還是後人的附會，都有功於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它處在一個什麼地位呢？請容我在下一個問題裏再來闡述我的觀點。 

　　第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伏羲不是神，而是人。因此他才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取鳥獸之跡，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請注意，取諸“身”啊，取諸“物”啊！不管傳説中説他是什麼形態，後人的記述就已經把他定格了：他是一個大智大慧的人，或者是一個在當時沒完全脫離蒙昧時代的比較聰慧的部落、部族，都可以。而這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之一，就是世界（我説的不是哲學意義上的世界，只是指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是人創造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在開幕式上要説伏羲文化以人為本的原因之一。 

　　這是我要説的第一個觀點，分了三小點來説。 

　　二、如何給伏羲文化在中華文化史上定位 

　　這是很不好辦的事情。我從角度之一形成了一個看法：是不是可以説他是中國儒學的源頭？從典籍的敘述上説，伏羲畫八卦，周公演《周易》，孔子做《易傳》。當然，今天我們可以質疑《易傳》是不是孔子做的。其實是不是他做的不是最重要的。要看《易傳》是不是體現了繼原始儒家之後，進入傳承時代的儒家思想，對這一點，學術界似乎基本上是有共識的。孔子直到晚年還説：“假我以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傳説他韋編三絕，也就是説至少從直接記述孔子言行的《論語》以及其他書上看，孔子和《周易》的關係極為密切。《周易》的源頭當然就是伏羲畫八卦，這是比較直接的證據。我們再擴大來看，孔子遠在山東的曲阜，伏羲在這裡，孔夫子恐怕做夢也沒想到要到伏羲的故里來看看，其實想來也來不成，但是怎麼就一脈相通呢？這和當時的社會形態、生産力發展的水準有關。

　　秦州的自然條件和山東平原大體相同，今天有的先生説在丹東出土了象牙，其實咸陽的一個屬縣前幾年也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大象的骨架。象牙還可以是朝貢海運來的，連象的尾骨都有，非常完整，這可不是運來的。大家都知道丹東離山東很近，屬於一個氣候帶，這裡也曾經有象群出現，就不奇怪了。因此，氣候條件、生産水準都一樣。在這次會上好幾位學者提出來，中華傳統文化是在農耕社會産生並定型的，而農耕社會最容易萌發與成熟像中華文明這樣的文化。正是因為雖然相隔了幾千年，可是孔子那個時代仍然與八卦出現的時候，與《周易》完整出現的時候的環境、生産水準等相同，因而孔子認為八卦、六十四卦等等非常適合人類。可以説，八卦不僅僅是直接影響了《周易》的形成，後代儒學對《周易》的理解和闡釋不只到孔子這個階段。雖然隋唐經學搞得轟轟烈烈，但是在經學的發展上沒有太大的建樹，正是宋人才為往聖繼絕學，把儒學傳統的核心——人、性，重新系統化，發揚光大。因而，宋儒對《周易》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最著名的公案，就是周濂溪的《太極圖説》，以及朱熹等人爭論來爭論去關於《太極圖説》的問題。可以説自從有了八卦、形成《周易》以後，春秋戰國時期，儒學開始從萌芽到成熟，作為百家之一，它就與《周易》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更大的普世性，於是才能始終流傳。我們不妨比較一下，當時與儒學並肩的墨學、法學、名家、農家之學，都拒絕了《周易》，或者是不搭界，因而也就沒有儒家顯赫。所以説伏羲文化是中國儒學的源頭，我自己覺得能自圓其説，對不對，請大家批評。 

　　《周易》從開始起，由於它的占卜性質，後來形成兩大流派：一個是象數派，一個是義理派。我至今感到困惑不解的一點是，我們的前輩，我們前輩的前輩，可以追溯到宋明，講《周易》義理的，似乎多多少少都涉足象數。而近代的哲學家研究《周易》，把象數拒之門外，此其福耶？禍耶？（我指的是對學術研究，對《周易》的研究）我不敢下結論。象數之學，當然容易把《周易》神聖化、神秘化，但是其中有沒有可以給義理之學的闡發和深化提供參考的東西呢，我覺得也可以思考一下。由於我不懂象數，不敢妄言，只是作為一個疑問提出來。 

　　擴而大之，伏羲文化既然是儒學的源頭，那麼可不可以説它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中華傳統文化有多個源頭，這是就後代所看到的文化大河而言，來自巴蜀，來自東夷，等等。就其源頭來説，我們要抓主幹項，恐怕還是儒家。中華民族的偉大就在這裡。只靠源頭那一點水是形不成大江大河的，因此它才在一路東流的時候不斷汲取其他支流的匯入。不管是涇濁渭清，還是渭清涇濁（可以告訴大家，現在是涇濁渭也濁，生態破壞了），最後都要匯入母親河。匯入母親河之後，你再舀起一杯水來的時候，很難分清哪些水滴是哪個支流流來的。文化也是如此。明顯可見的是，我們能在地圖上見到的，還是各個支流的匯合。那麼現在看看文化。今天我們能夠享受到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很重要的就是剛才小組召集人所説的，儒釋道三者的結合。儒釋道當然各有特性，否則就沒有儒釋道之別，就成了一家了。但是儒釋道之間又有共性，如果沒有共性，也不能融合，不能相互包容。

　　過去人們對儒釋道之間的差異似乎看得多了一些，挖掘其間的共性似乎少了一些；而且有時談儒學的時候，我們往往要替先哲剔除他所受的釋、道影響，説它純而又純。為尊者諱，為先哲諱，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事實是這樣嗎？比如，程伊川到底受沒受禪宗的影響？直到牟宗三先生，仍然斷然地説，程伊川以禪説道的説法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在讀《伊川學案》的時候，我聞到了禪味。我想，我眼前這杯水裏，很難説沒有支流的水的成分啊。當相融為一體你分不出的時候，這就是文化的進步了。我們來看看三者的共性。我先不説儒，我們先説佛。佛教的特點，緣起性空，但是佛教並不是一定要把大家都引到空門，“緣起性空”並不等於什麼都沒有。阿羅漢果求的是自我解脫，菩薩果求的是度己度人，“度己度人”和儒家的“以蒼生為己念，以天下為己任”有什麼本質不同？儒家重生，道家重無，似乎並不重生，所謂無為無不為，但是無為無不為的結果是什麼？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説，是不生之生，不絕其源，不盡其性，其物自生。自生，用佛教的話説，無自性，俱是因緣。道教從另外一個角度説，我不管你，你自己生吧，是不生之生。不生之生，也要度己度人，以蒼生為念。脫離開了形下形上的學問，三者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都是為了人類，都是為了未來。正因為這三教在這裡相通了，所以佛教在經過幾百年的磨難之後，經過了格義的階段之後，就很自然地融入到了中華民族文化當中，融化了。

　　但是要知道，無論是竺道生，還是後代六祖慧能正式創立禪宗，都沒有背離原始佛教的教義。但是通過他們的演繹，都能讓窮鄉僻壤的老婆婆接受，這不能不説是中華文化的偉大。三教的共性如此，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從伏羲文化留下的一些痕跡中檢驗出它的DNA呢？我覺得是可以的。因此它不僅僅是源頭，這基因在後代還逐漸放大，乃至以它為標準，以它為門，來吸納異質的文化，不僅僅是異質，而且是異域的文化。與此相對立的是，至今，西方來的一些文化，比如猶太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文化，還有現在還沒有傳進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印度教文化，在中國民眾的心裏，它們都是外國人的宗教、所謂洋教。今天你問大江南北包括海峽對岸的信眾們，佛教是哪的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中國的教。”為什麼？就是DNA在這兒決定著，有相通之點，融合了。 

　　如果説原始儒學或者叫前儒學是中華文化的源頭，那麼，我想添一句，也是今天的報告人和昨天的主旨演講學者提到的，就是宋明儒者的貢獻。今天的中華傳統文化，無論從學術層面還是民族的理念以及民族的風俗習慣，包括民眾習焉不察的那些東西，如果沒有宋明一代儒者的鑽研和弘揚，恐怕到不了這個地步。我曾經跟友人説，前些年我還聽到農村的老婆婆説這樣的話：“哎，做人可要做誠實的人啊，你這樣做，你別忘了啊，天理良心！”哇，王陽明的話。但是誰也不覺得是王陽明的話，已經化為民間理念了。當然佛教也有這樣的例子，積德呀，作孽呀，前世呀，轉世呀，投胎呀，多得很。而佛教做到這一步，也是唐以後立的功啊。實際上後儒為中華文化所作的貢獻在於他們已經把發軔于伏羲、系統于周公、總結于孔子的儒學精細化、形上化，也簡易化了。在昨天的會上，有的學者提到從黑格爾一直到德里達，都説過中國沒有哲學。

　　我記得黑格爾的原話大意是，中國沒有形而上學，只有倫理學。後來也有西方學者説，中國講的倫理學（主要是指孔子）也不如西方講得好、講得美。我想這恐怕是西方的學者沒有真正理解中華文化。我們沒有全國統一的宗教，伏羲是人，伏羲沒給我們造一個上帝，因而沒有人神的對立，所以我們的哲學都是從人出發，人的主體和人的環境，由這兒出發的。而西方的哲學首先是從神人之辨開始的，所以直到中世紀之後還説西方的哲學是宗教的奴婢。於是，在他們那裏出絕對的精神。絕對精神在哪？我和有的先生的意見略有不同，我認為他們的絕對精神就是上帝。直至康得的最高的善，還是要歸結到上帝。而我們不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什麼？就是最高的善。康得恐怕是西方哲學家裏最後一個談“最高的善”的人。他之後，這一個多世紀，西方人把最高的善都忘了。但是中國人還在追求至善。雖然我們談的是史前時期的伏羲，但既然談中華傳統文化，談源頭，既然提到宋明理學，我也稍帶談談“流”。“流”把我們的文化的主體儒學精細化了、形上化了、簡易化了，簡易到農村的老婆婆也懂它的基本原理。 

　　今天，我們當然應該弘揚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但是的確像有的學者説的，這種弘揚絕不是復原，不是克隆。當然，西方哲學家也説過，重復就是創造，他所説的重復，是一種回歸，是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回頭審視，像費孝通先生所説的，重新審視原始人的智慧和才能。當然這裡面就又涉及開頭我所説到的、朋友們提出的，特別是一個小組提出的，史學的研究方法，史證的問題。和這有關的，就是昨天有的先生在講演裏所説的疑古的問題，我非常同意。懷疑是研究的開始，對於古代的東西應該疑，前人的成説應該疑。對中國的儒家經典，孟子是一次闡釋，荀子就開始有疑，到了漢代的董仲舒，他雖然把它精密化、神聖化，但是他也拋掉了一些東西，拋掉也是疑。

　　至於今古文之爭，裏面更有不少疑。魏晉南北朝和唐就不説了，宋代疑得更多，乃至對《尚書》真偽的甄別，首先是宋人發的難。至於後來《尚書今古文疏證》，那是承宋人疑古之緒去作具體研究而已。但是，我想“疑”與“疑”不同。站在史學家、考據學家的立場，拋開個人的情感愛好，甚至於拋掉自己審美的一些傾向，客觀地、嚴謹地提出疑問，這是一回事；受時代風氣所驅，提出了一種疑，自覺地和不自覺地有另外一種目的在，又是一回事。典型的是康有為先生，那也是清末的疑古大家，本來是奄奄一息、無聲無息的公羊學，在他的筆下，一下子大振，托古改制，這些就是我所説的後者，在時代風潮的推動下，他還有另外的目的，他是自覺的。還有不自覺的，這就是顧頡剛先生。在1919年興起的“打倒孔家店”的過程當中，古史辨派多數的人與文章，實際上不能不受當時時代文風的影響，就像我們今天也不得不受今天的影響一樣。

　　事過幾十年，我們回頭再看，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這場爭論，其實已不是純學術的爭論。今天，我們可以疑古，可不可以對古史辨派也來一個疑呀！人類就是在懷疑、求證當中不斷前進的。疑，要真正做到純學術地、客觀地、科學地疑，這是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但是很難做到。人孰無情，誰都擺脫不了自身環境的局限。因此我們在疑的同時，今天更應該提到的是我們對先民與先哲的感恩。今天我們之所以能有一點點學養（我説的是我自己，不是在座的各位先生，你們學養都很高），看的哪一頁書，識的哪一個字，不是千百年來我們先哲所逐步創造的？這可能也是我們難以擺脫的客觀的局限。我想作為一個學者，我們可以冷靜、客觀，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成員，懷著感恩的思想來從事研究，恐怕是極為必要的。要想不克隆，不簡單地復原，在感恩的同時不拋棄疑古，最後的界定應該是發展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要創新，無“疑”則不能創，只“疑”而不創，“疑”也就可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覺得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 

　　三、中華文化的世界意義 

　　無可否認的是，在當今世界上，文化的主流還是歐洲啟蒙時期的理論，世界上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與之抗衡。儘管從解構主義出現直到現在的後現代主義、後後現代主義，都在質疑啟蒙傳統、啟蒙理論，可是這只是在小圈子裏的彼此議論，甚至於是激憤，無礙于啟蒙理論在科技、人文、社會、生活、教育乃至家庭中的絕對統治。啟蒙理論有很多真理，比如昨天有的先生説的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社會化等等，正給人類包括中國在內，帶來很多的好處。但是從17世紀開始一直到18世紀形成的，把自然科學的結論移植到人類社會科學中來的風氣至今沒有完全清除，至今我們從事研究的人還在受其害。學術上受它的害，不好説，學術嘛，各抒己見，百家爭鳴。

　　但是，有些結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所造成的損害是極其明顯的。比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被套用成為社會進化論的時候，於是就出現了弱肉強食的合理化。當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被套到社會上的時候，就成為希特勒的理論依據之一。實際上這只是思想理論的庸俗化，但是不能不承認它的勢頭。當今的社會是個分裂的社會、分裂的世界，是一個種種數不盡的層級、數不盡的方面對立的世界。很多家庭告急，很多社區告急，很多地區與國家告急。近的不説，亨廷頓教授三年前所出的那本書Who Are We？就是這種告急。美國本土也不可避免。就在我們開展有關中華民族和合哲學的討論的時候，美國在一個星期之內出現三次學校槍擊案，從這些案件可以看出，美國的社會正處在分裂之中。什麼原因呢？

　　依我的淺見，他們所奉行的哲學是上帝把大自然賜給了他的兒女，來供他生存繁衍，因而在神之下，人是自然的主宰，人要利用自然，要主宰自然，要戰勝自然，所謂人定勝天。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全世界經濟的市場化，造成了把經濟領域的全球化和市場化移到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就變成了社會的市場化、家庭的市場化，以致在很多地方，出現談婚論嫁成為金錢或者權力交易的現象。我們可以拋開印度西部和北部各邦那種買賣的婚姻，不算這些。這樣的結果造成了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的急劇惡化，也造成了人自身價值的遺失，一切都由市場來衡量。在來天水之前，我去了趟澳門。在澳門舉行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我作了一次講演，我的講演題目是《中國能給世界貢獻什麼》。當時也沒有稿子，就用PPT播放要點，我一邊點一邊説。其中有一個圖表列出：現在我們給世界貢獻的是産品，實際上貢獻的是勞動力；下一步貢獻的將是科技，自主創新的科技，實際貢獻的是創造力，或者説是聰明才智；最後也是最巨大的貢獻將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貢獻的是什麼？是不是只限于中餐館走出去，我們的歌曲走出去，這些眾多的文化形態走出去就是貢獻了文化？本質的貢獻是什麼？是智慧。我在講演總結時説，現在中國給世界的貢獻，貢獻的是勞動力，但是我們意識到了單貢獻勞動力是不行的，我們要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我們的創造力。中國正在向著一個科技自主創新的境域大踏步地往前走。但是這還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奉獻中華文化，貢獻我們的智慧，這才是中國最重要的貢獻。 

　　聰明才智和智慧的分別在哪？這是我自己給它區分的，智慧更高級。智慧體現在哪？這就是人不是世界的主宰，人應該和環境和平相處、和諧相處，人和人之間不應該是對立的，應該是和諧的。回頭審視，從伏羲直到宋明理學，乃至後來的熊十力先生和他的學生牟宗三先生，牟先生的學生杜維明先生，他們所闡釋的核心看起來就是仁道。昨天有一位先生談到每個國家為世界佛教大會貢獻一句話，選定中國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實這句話已經塑在聯合國的主樓大廳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仁”。孔夫子還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認為這是一個境界，了不起的境界，不是“己欲立而害人，己欲達而殺人”，真正做到很不容易。但相對地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略差一籌，只做到了己所不欲的，不讓別人也有，更不強加於人，這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容易做到。 

　　再一個就是中國的中庸。四位講者都講得非常全面，滴水不漏。但我覺得這次的研討會是不是留下了一個小小遺憾，就是我們談中庸談得稍微少了一點，而中庸和《周易》的精神是直接息息相關的。也好，讓我們留到下一次，可以就中庸問題再更深入、更廣泛地研究一下。一個是中國的仁道，是儒學的核心；一個就是方法論上的，或是思想方面的——中庸。《中庸》上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地之大本”。當然，下面還有一句：“和也者，天地之達道。”有一個“中”，有一個“和”，今天我們談到保和、太和，中和在《中庸》裏是特別強調的。其實用佛家語言來説：“和者中也，中者和也。”這是我的淺見，我認為有這兩項，讓我們奉獻給世界，那將是中國人、中華民族兒女作為先民先哲的傳人，給世界的最大貢獻。 

　　但是，談何容易，我們自己並沒有作好準備。我幾次聽到謝啟大先生相當痛心地指出來，當今中華文化不振，特別是大陸。我跟她有同感，結論也相同。我認為眼前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甚至相當嚴重程度上的丟失，正是中華文化再興起的契機。請別忘了，董仲舒之所以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承秦火之後。秦火之前是諸子百家，不分伯仲，而法家、縱橫家成為顯學，這個時候他感到需要儒家哲學。宋明理學起源於北宋，而大昌于南宋，也正是因為人心不古，於是我們的學人奮起而形成一種復歸，最後經過二程、朱子的整合又成為顯學。 

　　現在我們共同面臨的是，一方面中國需要、世界需要，一方面“囊中羞澀”。這正是契機，正是激發我們學人能量的最好時候。那麼我們需要做些什麼？第一，需要喚起整個民族的文化自覺。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已多次談過，不再詳述。第二，恐怕要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要點、關節點，重新解讀。我認為任何的文本，在他人讀的時候，後人讀的時候，文本所由生的語境是無法復原的，只能把握其大概。而在這種客觀局限下，時代又在不斷前進，必然地也是必要地由學人以自己所處的語境和自己的話語來重新解讀前代的典籍。我認為，現在又到這個時候了。第三，我們應該向外國學習，應該像我們的先哲與先民那樣，敞開博大的胸懷，任何好的東西都拿來，我同意拿來主義。但是，不是把東西拿來就完了，而是要把那種文化和那種民族主體的思維、視角也拿來。的確，從《論語》四百年前以拉丁文傳到歐洲之後，中國的典籍不斷地傳出。但是現在看來，西方人對中國典籍的解釋，特別是一些關鍵概念的翻譯有很多的誤解。這一點美國哲學家郝大維和安樂哲已經進行了試驗，重新闡釋。那麼我們對人家的呢？恐怕需要我們下的工夫更多。只有了解人家的思維，再來審視其文化，用我們的思維審視我們的文化，兩相比較，這才能看出同與異，看出哪些可以吸收，哪些不能。當前，在中國的文化遭到了長時間的侵蝕損害之後，這個過程應該從21世紀初葉開始，我們高興地看到一種文化的熱潮開始出現。面對這樣的形勢，我認為一方面文化普及、呼喚文化自覺的工作需要我們做；同時，做好中國的一次真正的文化復興工作，也就在這普及與呼喚當中作好準備。我不太喜歡拿西方的既定成語來套中國的，比如説蘇州是東方的威尼斯，我不喜歡，威尼斯怎麼不叫西方的蘇州？還有條條道路通羅馬，比它早好幾百年我們就已經條條道路通咸陽了。但是這個地方我借用一下“文藝復興”，改一個字，“文化復興”。當年文藝復興回歸人本主義，實際上是什麼呢？擺脫中世紀，回歸到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去，當然這就是重復，這就是創造，並不是克隆和簡單的照搬。我們應該回歸到哪？復興什麼呢？恐怕應該復興古代的儒學、仁道和恕道、和合之學，但是我們必須要做到比前人更好。當這個浪頭真正出現的時候，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一次文化復興的開始。 

　　怎樣做到這一點呢？在這裡請允許我介紹今天上午我接受記者採訪時一位記者提出的一個問題。他説：你們為什麼辦這樣的會，而且一屆、二屆、三屆、四屆地連續辦？我説你問到了我心裏底層的話，其實這個話我跟穎奇兄坦白交代過。我説：“第一，海峽兩岸之間的紐帶有多條，但是政治的紐帶有時間性，經濟的紐帶有波動性，唯有文化的紐帶才是永恒的。兩岸學者有這個願望，我們同根同文，加強文化交流，增進互相了解，推動海峽兩岸的和平與穩定，加強交流。第二，中華文化的振興需要海峽兩岸的學者聯起手來做，現在我們還沒有一個文化項目或者工程要我們聯起手來做，今天就是未來聯手做這項工程的一個準備階段。當然也許那個時候就不是我和張主席來主持會或者是來作講演，我們給後面的人開個頭，最後走到那一步。 

　　我甚至有一個帶點詩人味道的想法，可能海峽兩岸的學者、文化人聯起手來共同打造中華民族的現代文化的時候，就是海峽兩岸真正進入到和平、穩定、共同繁榮，逐步走向一體的時候，這是一個遠景。但是遠景要從眼前的土地走起，讓我們邁出這第一步。中華文明如果用“修、齊、治、平”來説，最後的目標並不限于自己所處的狹小的環境，儘管古人所謂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內，但是如果古人知道東海之外還有一個大陸，交趾之旁還有一個大陸，越過了崑崙山那邊還有一個大陸，那麼我們的古人依然會説我們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不斷學習先哲的這些教導的時候，我真佩服我們的前人用詞之準確。修身是求諸己，求的是什麼？是德。修到什麼時候為止？沒有止，止于至善，不斷地追求。修成什麼程度？聖啊。聖人不是有錢，有幾億元的資産，有幾十億元的股票，那不是聖人。顏淵住在陋巷，那是亞聖——雖然沒有亞聖之名。德，自己修好後怎麼樣？齊家，讓家庭的所有成員，齊者等也，一樣啊。但是“我”是楷模，人人是楷模。只顧自己家庭嗎？不，要當有志者，“學而優則仕”。這個優，按照舊的注，根本不是學得好再當官，是學習有優裕、悠然的時候。學是第一的，沒學好別出去，學好了，覺得從容了，可以做官。所以還有一句是“仕而優則學”，官當好了就學習？不是這樣的，跟現在我們的官員去讀博士生不是一回事。幹什麼呢？“治國”。本著什麼治國？仁，“泛愛眾而親民”。但是你的國家治好了就行嗎？不，還要“平天下”。這個“平”其實並不單指“peace”，平也就是和，和也就是平，一律平等，不當世界警察，不手裏拿著精確制導導彈到處嚇人，不拿議會的決議去嚇人。這就是“平天下”。這樣的目的達到了，是什麼世界？大同啊。這就是中國人的理想。而中國人這些理想的核心是什麼？容許我再重復一次：仁！由個人放大，一直到整個的宇宙，不僅是人類社會。我這個想像力是不是有點誇張了？我們在天水舉行了一次小小的研討會，由研討會説到海峽兩岸的繁榮，由海峽兩岸的繁榮談到世界的大同，似乎有點誇張。但是要知道，千百年來的儒者，哪一個不是胸懷這樣的遠景來治學、來做人的？正是因為這樣，中華民族才繁衍發展到今天。我想，讓我們來一次文化復興，海峽兩岸的學人握起手來，握手不夠，擁抱起來，讓我們為這一天努力奮鬥。 

　　以上的淺見可能登不得臺面，有瀆雅聽，那就請原諒。 

　　謝謝！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