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自覺

　　我手邊有一份河南週口“第二屆中華姓氏文化節籌委會”的宣傳冊，封面寫著：“萬姓同根，根在淮陽。”內中有一封“致華人同胞書”寫道：“考古發現和歷史證明，這裡的文化是中國的根文化。伏羲、女媧、神農三位始祖在這裡休養生息，繁衍人類，才成就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尤其是伏羲文化，比黃帝文化早出一千多年，融匯了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兩大地域文化，創造了生殖文化、姓氏文化、農業文化、八卦文化和龍的圖騰，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和符號象徵。週口有幸承載如此燦爛的文化，是週口的福分、週口的造化、週口的驕傲。”信的最後説：“遙想當年，伏羲從甘肅成紀(天水)率部東徙，至宛丘(淮陽)定都，比起今天的客商，伏羲是週口最早的外來投資者。為此，我們熱誠歡迎海內外有志之士投資週口，開發週口，共創發展大業，再造故都輝煌!”可以這樣説嗎?可以像表述歷史一樣去表述伏羲、女媧、神農這樣的傳説人物嗎?有什麼考古發現和歷史記載可以為文章作者的斷論提供依據呢?説伏羲融匯了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在當時的條件下他靠什麼去融匯長江文化?信的最後還是露餡了，原來伏羲是一位“外來投資者”，是為招商引資用的。主辦者所謂的“根文化”其實就是那句“熱誠歡迎海內外有志之士投資週口”!我不相信這種祭祖，這種文化節，能為週口帶來光榮。這種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式的文化熱忱，只能使本土文化污名化。我對此提出批評，也有自我批評的意思，因為我所在單位和中國文聯也是這個節慶的主辦單位之一，我真覺得遺憾之至。 

　　事情到此還沒有完。就在這份宣傳冊裏，他們還説：考古發掘證明宛丘建成于4 500年前，因此淮陽是“華夏大地第一城池”；“淮陽‘華夏第一城’的地位史無疑義”；“太昊陵是天下第一陵”；“淮陽為龍都”；“如果説中國國情的縮影在中原，那麼中原的縮影在週口”；“萬姓同根，根在伏羲，源於週口”；“八卦的産生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偉大創造，對世界文化貢獻巨大……電子電腦的二進位原理就是從八卦原理髮展來的”；如此等等。這些説法不是出自百姓傳聞，不是地方民間信仰，而是出自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得到相關部門的鼓勵和肯定，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我們注意到，在節慶活動中，“祭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類型。中華民族一向有祭祖傳統。啟功先生曾説：“初民時代的文化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祭祀，一條是占卜。”“他們的生活習慣是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身上背著一個背簍，背簍裏放一個木牌，不知道木牌上寫沒寫什麼東西，總之這木牌就是他們的祖先，到一個地方，就把木牌拿出來供起來，然後拿出獸骨往地下擲，這就是占卜，還有的吹一些小管子，或用樹葉捲起來吹，這就是他們的比較原始形態的文化。這就是‘禮’，這就是‘樂’。”祭祖這件事可以説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近幾天文化促進會接到南陽縣政府的信函，因為那裏有一座盤古山，所以他們要舉行全球華人首次紀念盤古的活動，我看他們也沒有弄清楚是民間信仰還是歷史文化意義上的祭祖，或者什麼都不是，而是招商。我認為祖先祭祀應當有一個理性的、歷史的和文化的理解，尤其是對於傳説時代。我相信任何民族的歷史都有一個傳説時代，很多國家和民族的“史詩”就是歷史傳説的文化體現。伏羲在我國歷史傳説中被尊為三皇之首，但是伏羲的傳説起源很晚。司馬遷《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沒有提到三皇。有的《史記》版本中有《三皇本紀》，但那並不出自司馬遷，而是出自唐代人司馬貞的補編。最早提到三皇五帝是漢代《周禮?春官?外史》。按顧頡剛教授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學者們的説法，對於上古曆史似乎後人比前人知道得更多，儒家只講到周公、講到文王，晚些的道家則講出比周公、比文王更早的黃帝。再後來，陰陽家、方士雜家便講出比黃帝更早的伏羲。這種現象即所謂“層累底造層”現象。為了説明這一點，我還想順便提到比伏羲更早的盤古。我們習慣説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其實最早、最完整記載盤古傳説的著作竟然是三國時代徐整所作的《三五歷記》，它比女媧造人的神話起源還要晚。按照這個邏輯，當然今人對伏羲的認知要比前人更詳盡、更清楚。比如在河南週口的文件中將伏羲氏的主要貢獻歸結為：“結網罟、興漁獵、養犧牲、充庖廚、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定四時、正姓氏、制嫁娶、造干戈、飾武功、以龍紀官、分理宇內……”幾乎全部上古文化的事都被伏羲一個人幹完了。 

　　我這樣説，並不意味著貶抑歷史傳説的價值。事實上，恐怕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傳説時代，而那些有名的東方和西方的“史詩”，往往就是人類關於傳説時代的文字記載和歷史記憶。問題是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區分神話、傳説和歷史，怎樣區別民間信仰和歷史實事，究竟應當怎樣從神話傳説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朦朧的歷史影子以及更為重要的傳統精神。 

　　目前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在非洲發現的人類化石距今已有三百餘萬年，而中國重慶發現的巫山人化石距今也有兩百萬年，此外還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因此考古學家提出，除非洲外，東亞地區也是人類起源地。歷史學家已經可以證明一萬年前人類進入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已經出現弓箭、投矛、複合工具，人們已學會用火和漁獵。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後，漸漸走出山區，選擇臨近水源的平原地區，聚族而居，並且開始建房屋、做陶器、種五穀。9 000年前開始培植稻穀；8 000年前發明紡織技術，發明七聲音階；7 000年前出現木舟、木槳等水上交通工具，並馴養動物；6 000年前仰韶文化的居民創造彩陶文化，還出現用夯築技術建造的城堡；5 000年前出現桑蠶養殖、絲織品、人工冶銅；4 000年前出現文字，黃河、長江流域出現了一批古代城市。 

　　我們只要將上述歷史框架與關於女媧、伏羲、神農氏、燧人氏、黃帝、嫘祖、倉頡等半神半人的傳説故事加以比照，也就不難發現這些神話傳説在一定意義上折射著我國上古石器時代的人文進程。它們反映著先民的歷史足跡、智慧和精神，它們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業績和功勳。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傑出代表和英雄人物，也許有其人，也許出自虛構，出自英雄崇拜，也許人事一致，也許出自後人比附疊加。時至今日，絕難一一考證辨析，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懷抱科學和理性，尊重自己的歷史，而不要將神話傳説直接當做歷史看待，甚至作為斬釘截鐵的“信史”，還要加上什麼“考古發現和歷史記載證明”之類貽誤今人和後人的論斷。 

　　人類歷史當然是人的創造。我想要説的是我們不應試圖改變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不應以臆測去補充和豐富尚未發現的歷史，不應將神話傳説當做歷史，即使出於一個崇高目的，出於某種良好的願望和需要。 

　　有些學者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這個口號提出質疑，認為目前在上古史方面出現的“寧信其有”傾向與此有關。我不這樣認為。史學界的爭議還沒有這樣的影響力。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對文化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了發展地方經濟，一些地方曾提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一類口號，雖然意在促進經濟發展，但這個口號錯誤地表達了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錯誤地將文化視為急功近利的途徑，甚至視為經濟工作的輔助性工作，至今仍發生著負面的影響。比如曲阜的國際孔子文化節，組織者仍將其定位為國際性旅遊品牌，讓人無法想像為什麼孔子的家鄉人要將這樣一位對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歷史文化名人當做一名招攬生意的導遊?這不能不讓人考慮到我們對文化的認識。我們的所謂文化自覺，還或多或少地停留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層面上。我不知道這一提法出自何處，我只能表示自己的厭惡之情。以至每當我聽到一些同志説要挖掘本地文化資源，就總覺得他們又在想要把什麼文化名人挖出來賣錢。作為地方政府和地方節慶的主辦者，表達地方的文化驕傲，擴大地方的知名度，發展地方的文化産業和旅遊，都無可厚非。但即使出於上述目的，也同樣應當正確而適當地評價歷史人物，而不應當僅僅出於本地需要而誇大解讀，不當炒作。淮陽南湖有一座陳胡公墓，據説周武王封國號為陳，所以淮陽也叫陳州。淮陽以此號召海內外陳姓後裔祭拜，也算事出有因。而今因為據説伏羲是中華姓氏文化的始祖，所以推出一個“中華姓氏文化節”，淮陽、陳州的地域性不見了。另外，淮南原本有個“淮南豆腐節”，後來變成“中國淮南豆腐節”，現在據説已經稱為“中國豆腐節”，我看以後還可能演變為“中國國際豆腐節”或者“世界豆腐節”。這種誇大炒作對於本土文化和當地影響的漠視，也讓人看到一種不夠樸實的心態。歐洲有些藝術節至今仍以一個三五萬人的小城、小鎮命名，並沒有冠以國際、世界之類，同樣世界知名，讓那裏的居民真正感到文化的驕傲。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全國性、地方性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的各類節慶活動多達6 000余個。今年初，文化促進會作為發起和執行單位，創立了一個節慶協作體，希望借此提升我國節慶文化的水準。按照聯合國教科委組織的説法，節慶被定位為文化空間，因此文化當然是節慶的核心。 

　　這裡，我想著重談一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自覺，或者也可以叫做民族文化自覺。我服務於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算是我的職責。 

　　這些年常常聽到有人引述魯迅的話：“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我很不安。因為這樣的引述不符合魯迅的思想，邏輯上也講不通。因為“民族的”和“世界的”是兩個範疇，而且是兩個內涵區別很大的範疇，是不能劃等號的。“民族的”怎麼能説就是“世界的”呢?如果是這樣，我們還提“走向世界”幹什麼?還成立“走出去辦公室”幹什麼?我沒有查書，但我印象裏魯迅説這句話是為一個巴爾幹半島國家的畫家做序言。那時正是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時代，民族問題是世界性問題，魯迅是從這個意義上説的。所以不能把這句話視為一般結論。 

　　事實上，我們面臨的這個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兩種趨勢相反相成的時代，也不能為上述結論提供依據。2004年由許嘉璐、楊振寧、季羨林、任繼愈、王蒙諸位發起，本會曾邀集海內外學者和文化界人士舉行文化高峰論壇，併發表《甲申文化宣言》。這個論壇和宣言至今還在發酵。它體現了一種焦慮，體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産生的一種焦慮，因為全球化使一些國家、民族、地區，特別是一些具有古老文化傳統而經濟上又相對欠發達的國家、民族、地區，在文化上有一種被衝擊、被融解、被改變甚至被摧毀的感覺。怎麼辦?“To be or not to be”，這的確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比“文化搭臺”，比讓伏羲當外來投資者重要得多了。所以我們説的文化自覺，是這個大問題上的文化自覺，而不是別的，不是用文化促進地方經濟這個意義上的文化自覺。 

　　我有一個觀點。我認為國家富強、國家現代化，與民族興旺、民族復興不是天然一致的。我不是歷史學家，所以我願在這裡提出這個問題，就教于各位。也就是説，有沒有可能國家富強了、現代化了，而民族卻衰落了？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現代化的經濟發達的富強的中國，而中華民族卻衰落下去? 

　　我認為是可能的。因為民族不僅與地域、種族有關，更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民族文化的衰落必然意味著民族的衰落。今年初，我曾經寫信給許副委員長，因為他給我推薦了一本書，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繼《文明衝突》之後所寫的《我們是誰?》。這本書最讓我吃驚的是亨廷頓提出了美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他認為美國的文化精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平等、人權之類，而是早期歐洲移民所帶來的盎格魯新教文化。他為此很焦慮，因為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並不認同這一點。套用一句話説，而今已經是越是美國的，就越是世界的時代了，而美國的這位政治學者照樣為文化認同而憂慮。相比之下，我們是不是有點過於高枕無憂?一以貫之的中華文化從未間斷過，包括少數民族掌握政權的清代，也沒有改變過。而今將面臨改變嗎?一方面是以全球化為特徵的、不可逆轉的、不可不為之努力的現代化前景，一方面是作為一個民族永續傳承的文化精神，二者如何一致起來？回到剛才的問題，如今海外華人中有“香蕉人”的説法，就是皮是黃的，心是白的，這當然指的是華裔外國人。那麼，是否有一天這個“香蕉人”效應會蔓延到國內，蔓延到我們整個中華民族？這樣説可能有些危言聳聽，但我們經歷的過程説明情況不容樂觀。我們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我們中華民族是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漢民族以及漢文化是主體，此外還有若干層次。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也含有主體與少數民族問題。但無論在哪一個層次上，全部都面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深刻的或者淺顯的影響。2006年8月我在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上，就與穿著牛仔褲、腰裏別著手機、騎著摩托車放牧的鄂溫克青年交談過，那時我真是百感交集。我想，我們是聯合國保護人類文明多樣性決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締約國，同時，我們又是一個文化大國。我們應該用什麼回答這個世界？用什麼回答我們的祖先？用什麼回答許多更弱小國家和人民對於我們的期待？我聽到有人説，中華民族的主體文化已經“邊緣化”了，還聽到一些認識上比較極端的文化學者甚至説文化産業實際上在消滅我們的文化，當然也有學者在不斷提醒我們，我們的文化産業在若干産業巨輪的港灣裏還只是一個舢板，我們的輸出還太少太少，如此等等。 

　　我是從這個意義上認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提法的。這一提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目標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盼望國家強大，也盼望民族興旺，盼望我們的文化不因現代化而衰落，盼望我們的文化對解決人類問題提供智慧。我們需要的是這樣的文化自覺。在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在各地創建文化大省、文化強市，在繁榮我國節慶文化等眾多方面，我們都應當從上述意義上提升我們的文化自覺。 

　　我很擁護“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個主題，我認為這一主題不僅適應于我們這個依年屆舉行的海峽兩岸研討會，而且將貫穿于一個相當長的社會發展階段。 （作者任職于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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