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建偉：談中醫文化

　　什麼叫中醫？大致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中”即中等之意，“中醫”即中等醫生。唐代孫思邈所撰《備急千金要方·卷一》説“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又説“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第二種解釋：“中”，音zhòng，即符合之意，“中醫”即符合醫理。《漢書·藝文志》曰：“（庸醫）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意思是説，若讓庸醫治病，反而越治越壞，即我們現代常説的醫源性疾病、藥源性疾病，這種情況不如不治，不治反而符合醫理。在《備急千金要方》裏保存了古印度佛教醫學的學説：人體有自我修復功能，一些病可以“不治自愈”，但有一些病“須治而愈”，還有一些病“雖治難愈”，比如慢性肝病，經過長期的治療，病情還是會發展、變化，再有一些病就是“真死不治”，如張仲景《傷寒論》裏就有多條“死不治”的條文。第三種解釋：“中醫”即指中國醫學、祖國醫學，亦即國醫，與西洋醫學相對而言。現代所謂“中醫”，即取第三種解釋。 

　　什麼是文化？“文化”即文治和教化，謂以文章教化施政治民。漢代劉向在《説苑》裏説：“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當今“文化”，概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特指社會意識形態。中國文化從炎帝開始上下五千年，中醫文化從有文字記載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 

　　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方書。但真正有中醫理論價值的最早著作是《黃帝內經》（包括《素問》、《靈樞》兩部），一般認為該書成書于戰國至秦漢時期，記載了大量的中醫藥文化。首先，它體現了“治未病”的思想，確是真知灼見。《黃帝內經·素問》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這段話明確説明瞭“治未病”的道理。又如：“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這段話則體現了古人高度重視人體內環境，認為內因是發病的決定因素，並要求“治病必求於本”，即要抓住疾病的本質。 

　　《黃帝內經》講人與天地相應：“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就是説，人是應天地四時規律而生，天地是個大宇宙，人身是個小宇宙。現代科學技術是發達了，但是對人身這個小宇宙，大部分還是沒弄明白。美國算是科技發達的國家，但其國民的平均壽命也就七十多歲，許多病也治不了，所以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我們中醫治病首先強調治病留人，不能專事攻伐，所以《黃帝內經》説：“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凡藥皆有偏性，以藥之偏糾病之偏，不能過劑傷正，要重視食療調養。中醫藥確實是一個寶庫，應該深入挖掘，不能視而不見。 

　　東漢張仲景撰《傷寒雜病論》，後世將其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我建議學醫的人都應該好好讀一下《傷寒雜病論·序》。張仲景在這篇序言中説了學醫的目的：“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這也應該是我們學醫的目的，學醫者應該身懷忠孝仁愛之心而自利利他。張仲景還説明瞭治學方法，要“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傷寒論》共22篇113方，《金匱要略》共25篇262方，它們都是經過“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積累前人經驗而集大成者！我再提一下唐代醫家孫思邈，他出生於西元652年,寫《備急千金要方》時已70歲，他在100歲時又寫成了《千金翼方》。為何題名為“千金”？孫思邈在序言中説：“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名“千金”。他在卷一《大醫精誠》中説：“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醫者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當醫生，對業務要“精勤”，要博覽群書。中醫書籍很多，古人用“汗牛充棟”來形容，即“出則汗馬牛，入則充棟宇”，學無止境啊。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還指出：“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醫乃仁術，仁者愛人，欠缺仁愛之心的人，很難在醫學上有所建樹。我們現在許多醫生心態比較浮躁，對做學問不利。孫思邈通達儒、釋、道三教，集諸家秘要，且吸取了大量古印度醫藥學精華為我所用，如耆婆方、訶黎勒等。其《備急千金要方》載方5 300余首，《千金翼方》載方2 000余首。由此可見，集各家所長為我所用，一直是中醫文化的一大特點。 

　　以上這些優秀的傳統，歷代醫家都繼承下來了。如民國時期寧波的醫家範文甫自書春聯：“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他對貧者施醫贈藥，行醫數十年，家無余資。範文甫的學生魏長春生前是浙江省中醫院的副院長，他每診一病，均留方底，隨時總結，尋找短處，細心研究，反覆推敲。魏長春在民國時期就記錄了幾十例失治病案，總結經驗教訓，出版了《魏氏失治案記實錄》。他説：“志在闡明學術，不惜自暴其短，知我罪我，在所不計。”魏老胸懷坦蕩啊！現代著名中醫學家蒲輔周臨終前對兒子説：“我一生行醫十分謹慎小心，真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學醫首先要認真讀書，讀書後要認真實踐，二者缺一不可。光讀書不實踐，僅知理論，不懂臨床；盲目臨床，不好好讀書，是草菅人命。”所以，我們讀書必須要與臨床相結合，學以致用。 

　　明代醫家陳實功著《外科正宗》，其中有“醫家十要”：“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輕侮傲慢，交接切要謙和謹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視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如此自無謗怨，信和為貴也。”清朝程國彭著《醫學心悟》曰：“思貴專一，不容淺嘗者問津；學貴沉潛，不容浮躁者涉獵。”我的老師岳美中先生也這樣教導我：搞學問就要潛下心來，就要甘願坐冷板凳。浙江籍的名醫施今墨先生學醫時也很艱難，曾喬裝學醫。他聽説上海名醫丁甘仁學術造詣深，就喬裝病人，多次前往丁氏診所，仔細觀察丁氏診病過程，很受啟發。後來，施今墨先生在他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裏，就以丁甘仁醫案為教材，親自教授。丁甘仁先生雖已是名醫，但他仍是白天忙於診病，晚上常常讀書至深夜，背誦《醫宗金鑒》等古書。他有幾個得意門生，如秦伯未、章次公等。秦伯未著有《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他在該書序言中説：“醫非學養深者不足以鳴世。”要成名醫，必須學養深厚，傳統的文史哲都要學，與醫學能相得益彰。因為要學的東西多，中醫相對其他行業成名就晚，50歲能成名就算早了。岳美中先生就曾勸導我要多學哲學，我到近年才悟出學好哲學，醫學才能提升到更高的高度的道理。《黃帝內經》的學術思想就是立足於道家哲學。章次公也很重視人文修養，他曾題字學醫要：“發皇古義，融會新知。”上海中醫學院的老院長程門雪擬有名聯——“徐靈胎目盡五千卷，葉天士學經十七師”，揭示了名醫成才的兩條途徑，即飽學與多師。求學必須懂得尊師重教，這很重要。我要求我們學校的學生上課一定要起立向老師問好，這一點我在臺灣長庚大學醫學院中醫繫上課時，發現該校的學生做得很好。浙江人才輩出，比較早的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他到杭州拜名醫羅知悌為師，因羅先生不願收他，他曾在羅家門口站了幾天幾夜，一片誠心感動了羅知悌而盡得其真傳。紹興名醫曹炳章，讀書廢寢忘食，終生持之以恒，所制讀書卡片有數萬張。我在北京中醫學院就讀首屆研究生時，有幸跟了幾位名醫。任應秋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中醫理論家，他寫的讀書卡片有八九萬張，僅關於《黃帝內經》的就有一萬餘張，足見他治學的嚴謹。他那時給我們上《黃帝內經·素問》，整整半年時間，每個星期一、三、五三天，每天上三個學時。傷寒大家劉渡舟先生給我們上《傷寒論》，397條條文，113方，也是花半年時間，每週三天，每天三小時的講授，真正地引導我們深入學習。 

　　古代醫家視著書立説為傳承醫術之韆鞦大業。清代喻嘉言説：“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世。”歷代醫家都認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件不朽的事。清代傷寒大家柯韻伯説：“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古代名醫著書十分嚴謹，李時珍用27年時間，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綱目》；張景岳耗時30年，四易其稿，著成《類經》；張璐十易其稿，著成《張氏醫通》。這些都是不朽的佳作。我的老師岳美中先生在書房裏挂的對聯是：“治心何日能忘我，操術隨時可誤人。”他在病榻上常吟誦詩句勉勵我，使我很受教育，受用終生！他説做人要像竹子——“未出土前先有節，待穿天后仍虛心”，又説“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無情歲月增是減，有味詩書苦後甜”，這些都是做人、行醫的道理啊！吳鞠通在《溫病條辨自序》中説：“生民何辜，不死於病而死於醫，是有醫不若無醫也。學醫不精，不若不學醫也。”所以，學醫必須要精，不精則害人。我經常用這段話來告誡我的學生。中醫用藥用錯了副作用也很嚴重啊，比如熱證用熱藥、寒證用寒藥、虛證用瀉藥、實證用補藥，都會導致嚴重後果。所以，我並不贊成什麼人都來學醫，醫學教育應該是精英教育。 

　　自古醫壇書家多。許多名醫都是享有盛譽的書法家，如東晉葛洪，唐代孫思邈，明代王肯堂，清代傅青主，近代的北京肖龍友、上海黃文東、浙江朱古亭等。字是一張方子的門面，也反映一個醫生的文化底蘊和學識才華。可惜現在人們電腦用得多，字寫得少了，這也是傳統文化丟失的一面啊！但起碼要求“字期清爽，藥期共曉”，一張處方總得讓別人看得明白。 

　　天下名醫儒佔多。宋代范仲淹説：“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據《新安醫籍考》，自宋代至清代近八百名醫家中，由士、儒而習醫者佔70％。故有俗語説“秀才學醫，籠中抓雞”，説明儒家學醫很有優勢。因借儒學研究醫理，儒家心存仁愛，道德為本，此乃儒醫一大特色。以醫名世而留有著述者，十有八九齣自儒醫，沒有儒醫就沒有中醫文化。 

　　名醫必然飽學，但也有一些醫生不讀書，不鑽研，腹中空空，不過混口飯吃罷了，學醫很難啊！所以有些醫家並不想讓後世子孫學醫，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成才晚，二是學醫苦。正如古語所説：“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朱丹溪臨終時對家人並無囑咐，唯獨對行醫的侄兒説了一句：“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可知分量之重！葉天士臨終時誡其子説：“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毋輕言醫。”昭示了行醫之難！所以，成為一個好醫師必須要有三個條件，一是天資，二是勤奮，三是良師益友，三者缺一不可。 

　　在中醫界，好醫師也確實受到了上自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尊敬和愛戴。民國初期，孫中山曾和胡漢民來浙江，胡患赤痢，經紹興名醫裘吉生診治，一劑而愈，孫中山給裘吉生親筆題詞——“救民疾苦”。毛澤東對中醫藥很推崇，他説：“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他還説：“中國對世界有大貢獻的，我看中醫是一項。”毛澤東晚年得白內障，雙目幾乎失明，1975年7月23日由杭州籍名醫唐由之為其成功實施金針撥白內障術，三日後去掉敷料，毛澤東就能看書了。這項技術我在唐代王燾寫的《外臺秘要》上看到過，可惜已經基本失傳。周恩來對名中醫很尊重，他曾對施今墨説：“我們不但要讓中醫在國內佔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紹到國外去，讓西方懂得中醫是人類醫學寶庫中的重要財富。” 

　　我認為，在現代臺灣地區中醫藥文化的發展史上，不能不提起這兩位浙江籍人士。一位是浙江湖州人陳立夫先生，他晚年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擔任臺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為推廣中醫藥文化而殫精竭慮。另一位是浙江蒼南人陳紬藝先生，他于1962年主編《革新中醫》雜誌，1976年創辦《大同中醫》雜誌，1984年又將該雜誌更名為《自然療法》。陳紬藝先生為響應孫中山先生“醫道大革命”的號召，特擬定“提倡醫道革命，復興中華文化，促進世界大同”的口號，作為自己畢生奮鬥目標。1988年4月，兩岸開放之初，陳先生親自到上海、廣州兩地訪問座談，是海峽兩岸中醫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中醫確實是文化。中醫是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理論的傳統醫學，是“致中和”的醫學（講究陰陽氣血平衡），是構建人與自然相和諧的醫學，是治未病的醫學。中醫的源頭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果缺少了文化源頭，中醫的發展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我們一定要長時期不斷堅持研究經典文獻，讀經典，跟名師，多臨床，成就新一代名中醫，並且要將中華醫學鋪軌到世界各地（現在都在講與世界“接軌”，我認為中醫應該是“鋪軌”），為中華醫學風行世界而努力。我對此很有信心，因為這些年來不斷有我國港、臺地區及國外的博士生、碩士生來我們這兒學中醫，而且很努力，很有成就。中醫藥有頑強的生命力，它深深植根于我國傳統哲學文化，任何學科都無法取代。我們要將中醫文化傳承下去，讓中醫走向世界！（作者任職于浙江中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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