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林：我看國學熱

　　談到“國學熱”，不由地想起“五四”。2008年“五四”開始給年輕人放半天假，明年5月4日就是以反傳統著稱的五四運動爆發九十週年紀念日，然而，當下卻出現了回歸傳統熱。從大學紛紛成立國學院到要求小學生唱京劇，從學前兒童咿咿呀呀背《論語》到企業家紛紛投身學費昂貴的“國學班”，弘揚傳統的“國學熱”方興未艾…… 

　　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20世紀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熱”，其氛圍、訴求卻與“五四”完全合拍，而與“國學熱”針鋒相對：歐風美雨，深入人心，批孔孟，斥傳統，出國潮，西學熱……清算中國傳統、投入西方文明的熱潮，構成了只有“五四”才能比並的文化景觀。 

　　在那個年代，即便是一些堪稱思想解放的文化大師，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一些中國傳統的可取之處，通常也會遭到猛烈抨擊。如李澤厚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在“文革”後首次系統地探討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並對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令一些年輕人深感失望。王蒙先生、劉再復先生等人對傳統的肯定也受到一些激進派的嘲笑。 

　　今夕復何夕？歷史真的如此詭譎？短短不過二十幾年，中國人的文化訴求竟恍若隔世。 

　　變化儘管巨大，其實不難理解。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空前的經濟繁榮，國內國際的種種誘因和刺激，全球化時代捍衛本土文化價值的近乎本能的訴求，文明古國的深厚情結，又喚起了中國人對自己悠久歷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從而有條件有基礎也有需要重新估價自己的傳統，在經濟改革所經歷的精神震蕩中尋回文化家園，確立人生價值，重建精神信仰。從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實際上是“反國學熱”）到今天的“國學熱”，正是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從懷疑、反省、否定到尋覓、重振、回歸的歷程。 

　　這是我們的文化生命所經歷的又一輪鳳凰涅槃嗎？ 

　　面對“國學熱”，“五四”精神真的已經暗淡無光，真的要被傳統吞沒嗎？ 

　　似乎出現了這種跡象。 

　　“國學熱”在從“五四”往後退。君不見，從耆宿大儒到販夫走卒，“河東河西論”“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論此伏彼起；“我們有的外國沒有，外國有的我們早有”的心態邏輯甚囂塵上；以所謂東方神秘主義貶科學甚至反科學，將科技妖魔化成為時髦。而所謂“政治化儒家”則不遺餘力地攻擊現代民主理念，他們不僅要重建儒家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還要將儒家的倫理政治主張直接確立為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吁求，較之清末的頑固派猶有過之，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國學熱”中對傳統的無分析的追捧，令人不由想起魯迅説的紅腫艷若桃花，流膿美若乳酪。某些人士正祭起傳統特別是儒家大旗，向著“五四”的旗幟——科學與民主開炮。 

　　這樣的國學熱，是將國學變成民族前進的絆腳石，是將國粹變成國渣，繼續讓死人拖住活人。 

　　更有甚者，“國學熱”不僅在從“五四”往後退，甚至在從孔子往後退。孔子的偉大貢獻之一就是開創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將《易經》從算卦的書變成哲學的書，從和鬼打交道的書變成和人打交道的書（馮友蘭語），剔除了《易經》的神秘主義和蒙昧主義，空前地提高了《易經》的文化品位。但在國學熱中，各種國學班都有“易學大師”在裝神弄鬼地算卦，都有“風水先生”在給房地産老總上“國學課”，課程的內容當然只能是“左青龍，右白虎”云云，最後就在最高學府的課堂上玩起了“奇門遁甲”。 “氣功大師”過時了，“易學大師”“風水大師”“鬼穀子大師”“奇門遁甲大師”——“國學大師”又招搖過市。 

　　此情此景，直讓人想起胡適描繪的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景觀：“這遍地的乩壇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這樣的“國學熱”，是將國學惡俗化、商業化、痞子化、狗屎化（王蒙語），是在化神奇為腐朽。 

　　尤為值得警惕的是，“國學熱”還在從改革往後退。改革開放三十年，不時有反改革的勢力沉渣泛起，開歷史倒車，搞得烏煙瘴氣。“國學熱”中亦有人打著維護和弘揚傳統的旗號攻擊改革開放，認為道德崩潰、信仰危機、貧富懸殊、腐敗猖獗、人性墮落等等，都是由於人心不古，而人心不古則完全是由於改革開放。於是主張回到20世紀50年代，回到計劃經濟，甚至有人主張為“文革”翻案，為“四人幫”平反，再搞“階級鬥爭”和“無産階級轉專政下繼續革命”。這種主張的荒唐一目了然。説起破壞、摧毀中華傳統文化，誰能厲害過“文化大革命”？ 

　　不言而喻，我們必須警惕和抵制這樣的“國學熱”。 

　　我們應切記，繼承和弘揚傳統，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只能從孔子往前走，不能從孔子往後退；只能從“五四”往前走，不能從“五四”往後退；只能從改革往前走，不能從改革往後退。 

　　從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對蒙昧主義，就是要啟蒙，而不是“蒙啟”（李澤厚師語）；就是要提倡理性主義，培育批判意識，高揚人文精神，將孔子的仁者襟懷創造性地轉化為新時代的文化生命。 

　　從“五四”往前走，就是要同情地理解“五四”：“禮教吃人”的控訴錯了嗎？巴金的《家》錯了嗎？曹禺的“家”（《北京人》）錯了嗎？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祥林嫂》《孔乙己》《離婚》錯了嗎？都沒錯！應充分肯定五四運動（包括其反傳統）的歷史正義性和必要性，在繼承“五四”的基礎上超越“五四”。 

　　今天，中華民族的強國夢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但“五四”的願景——科學與民主的實現還任重道遠。 

　　我們還是應該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審視、繼承和弘揚傳統，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引導下汲取我們的文化資源。 

　　從改革往前走，就是要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引領下弘揚傳統，建設精神家園。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傳統，即便是那些曾經非常好的東西，也必需在一種現代的思維方式、現代的文化結構、現代的價值度量、現代的生活態勢中調適、融合、消化、昇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互補性。傳統文化可以為改革開放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改革開放又為傳統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機。 

　　已經有必要指出，“國學熱”正在升虛火，發高燒，應該給它降降溫，讓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更理性、更健康、更文明，這樣我們才能建設溫暖可靠的，有前景的精神家園。 

　　在過分地熱衷於“祭孔”的時候，還是有必要聽聽李卓吾的話：“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二千年以來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為是非，此其所以無是非也。” 

　　在盲目地執著于傳統的時候，還是有必要借鑒李大釗的批判：“總觀孔門的倫理道德，于君臣關係，只用一個‘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犧牲于君；于父子關係，只用一個‘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犧牲于父；于夫婦關係，只用幾個‘順’、‘從’、‘貞節’的名詞，使妻的一方完全犧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犧牲于男子。” 

　　在變態地沉迷于儒學的時候，更有必要記住日本人的羞辱：“支那人盲目以崇儒教，真枯死之國民。” 

　　我還關注的一個層面的問題是，國學為什麼能夠“熱”？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電視媒體。由於《百家講壇》一類電視媒體通過“説書學者”的成功介入，所謂“國學熱”一下子在全社會掀起了高潮。一點也不奇怪，電視作為當代社會的媒介驕子，其巨大的資訊傳播能量足以左右民眾精神和社會心理，成為文化的主導者。它能夠化腐朽為神奇，也能夠化神奇為腐朽；能夠使“豎子”一夜成名，也能夠使“英雄”一敗塗地。君不見某些國家的政治也早已電視化，總統要想在政治上過關，首先要在電視上過關。話説回來，目下電視媒體對國學的大眾化，總的來看功不可沒。當然，對大眾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淺薄化和媚俗也不能以各種理由予以回避、寬容甚至接受。特別是為了迎合某種陰暗、惡俗的趣味和追求，連人類生活的價值底線都肆無忌憚地褻瀆時，我們的良知就更應該保持警惕。在國外，某國家元首居然公開地大放厥詞，悍然否認納粹大屠殺，國際輿論卻至今仍沒有給予應有的譴責（對否認納粹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這類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的言論和行為，至少應由聯合國出面予以譴責）；在國內，一段時間以來，個別“説書學者”專門拿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惡搞，專門替臭名昭著的漢奸翻案，如將晁錯這樣的為國事殫精竭慮，為改革不憚危難，最後卻被皇帝拋出作犧牲品的悲劇英雄奚落為“攪屎棍”，説吳三桂這樣遺臭萬年的大漢奸獻關降清是減少了抵抗造成的“傷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按照這些“説書學者”的邏輯，人就不應該堅持什麼原則，哪怕它事關人格操守、民族大義、國家興亡；國家民族就不應該抵抗侵略，否則就要增加傷亡呀！中國的抗日戰爭、蘇聯的衛國戰爭都死了好幾千萬人哪！俯首帖耳地做亡國奴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傷亡了！按照這些“説書學者”的邏輯，像秦檜、汪精衛這樣的漢奸賣國賊倒都是識時務的“俊傑”。這是什麼混蛋邏輯？甚至有“説書學者”為了美化清朝專制政權，拍康雍乾這些開歷史倒車的死皇帝的馬屁，竟然對駭人聽聞的文字獄都曲為之辯，真是喪盡了知識分子的的最後一點良知。 

　　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媒體還對此津津樂道，將其視為所謂幽默、智慧（其實連小聰明都算不上）。文化良知對這種現象的譴責，卻往往被媒體故意冷落，被奚落為假正經，被邊緣化。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成了大眾消費社會的常規現象。當然，生活中更需要的還是瓦釜，黃鐘一般只能擺在博物館裏。但瓦釜並不因此就成了黃鐘，或並不因此就可以欺世盜名、混淆視聽地自命為黃鐘。當然，還會有“説書學者”又油嘴滑舌地來假民粹的老一套：我就是瓦釜呀，從來也沒有自命黃鐘呀！於是就在民眾被這假民粹蒙蔽而喝彩時，趕緊將原來賣不掉的爛冬瓜混到正時令的蘿蔔裏打包兜售。 

　　然而，是真名士自風流，沒有底蘊的矯揉造作、嘩眾取寵總要露餡出醜。據説某位搞了一輩子美學始終難以入流，轉行到電視上“説書”暴得大名者忘乎所以，居然對美學大師李澤厚妄下雌黃，結果當場被人怒斥：“你不就是個臭説書的，有什麼資格指點李澤厚！”在“説書的”前加“臭”字極為不妥，但這話聽著真是痛快！世間自有良知在呀！僅拿學術分量和文化分量來説，如果説李澤厚是泰山，這位“説書的”最多就是個跳蚤，再招搖也不過如此耳。 

　　學術文化和大眾文化宣傳畢竟不是一回事，儘管各有各的價值，儘管二者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最荒唐的要求是學術要走向大眾，文化要老百姓都懂。這是典型的假民粹。你能要求“嫦娥”的總設計師對一個賣大蔥的講明白“嫦娥”是怎樣飛到月球軌道上的嗎？學術上的事，有許多是非專業人士無法搞懂也無需搞懂的，偏偏就有那麼一些人學術實在做不下去，跑到電視上“説書”，有了點知名度，立刻就雲山霧罩，自欺欺人，指指點點，忘乎所以，整得那些自甘寂寞、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搞學問的人都好像犯了蔑視民眾的大罪似的。但有一點十分清楚，無論多少個非專業人士追捧，都不會給你在學術的小圈子裏增加哪怕是一兩分量。 

　　但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某些高校竟然將和學術毫不沾邊的電視説書講故事當成了“學術指標”。例如某高校校長，專門領著“説書學者”到處招搖，為學校增添知名度；某高校某係的展示欄上，居然將上了電視説書講故事列為頭一條學術成就；某學術會議報道，居然將某某上了某某電視講壇的“説書學者”出席會議列為頭條。殊不知他們在電視上講的那些東西，連一篇學士學位論文的水準都達不到，應為那根本是不同性質的兩碼事（順便提議，那些打著講歷史講文化的旗號的“説書學者”們應該轉行到曲藝團工作，幹嗎還留在高校裏呢）。有些高校，冠蓋滿校園，就是缺少教育家，而追星、媚俗、欠債和學術腐敗，已成了某些高校的四大奇觀。對電視“説書學者”的追捧，或可算作一端。 

　　然而還有等而下之者。任何文化現象一旦熱起來，就必然有蒙事兒的混跡其間，就像倒票的黃牛黨一樣。時下一些活躍于企業培訓領域的所謂“國學大師”，“國學應用大師”，其實根本不知國學為何物，連一點常識都沒有就敢胡言亂語，真的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例如一個連國學的門還沒找到的行銷先生，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學應用大師”，還不知道被誰封了個某某大學的客座教授，但瞧他如何講道：“佛”字就是一個人字加上一個美元調過來，因此佛是最能賺錢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就連這樣一些低級的猜字遊戲，也完全是從別的地方抄來的。無知無聊無恥，莫甚於此。 

　　還有的所謂“國學應用大師”，一味迎合國學熱中某些國人的盲目崇古心理，故弄玄虛地搬弄點國學常識，毫無原則、毫無分析地拍傳統的馬屁。一提到中國傳統，什麼都好得不行，一提到西方文化，一切都壞得不行。其實他們無論對西方文化還是對東方文化的了解都實在是半生不熟，膚淺至極。他們所謂的大易管理、中道管理云云，不過就是在西方管理學的皮毛之上疊加一點中國文化的術語符號，徒然增加企業家的負擔。特別是改頭換面用了人家的，還要大罵人家，這已經十分地不厚道，早就遠離中國先哲的精神了。 

　　自己什麼都好得不得了，人家什麼都一塌糊塗，剛吃了幾天飽飯就忘乎所以，要去拯救世界，這是時下一些國粹先生的典型心態。 

　　在某些國粹先生看來，中國人聰明得不得了，美國人乃至西方人愚蠢得不可救藥，那麼如何解釋人家很多方面都比我們先進呢？其實某些國粹先生並不是對國粹有什麼真感情，國粹在他們那裏不過是換取孔方兄的籌碼罷了，用此專門去忽悠企業家。 

　　油嘴滑舌，糟蹋歷史，招搖過市，欺世惑眾，巧言令色，趨炎附勢，淺薄不堪，忽悠大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就是時下一些“説書學者”的品貌。他們其實是精神領域的“三聚氰胺”“周老虎”，是這個時代文化“假惡醜”的標本。 

　　總之，“國學熱”對重振民族精神、建設精神家園固然具有積極的作用，但亦應充分關注它的負面效應，警惕一些無行文人甚至江湖騙子兜售他們的“假冒偽劣”。（作者任職于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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