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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良:全球化思潮下中華文化的再生

2012-10-29 14:15 來源:民進中央宣傳部 字號:     轉發 列印

  前言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下,世界經濟帶動了種種屬於全球人類的共同課題,包括人口、生態、資源、環境、文化衝突、區域文化存廢、戰爭、糧食生産等等。換句話説,全球化是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不可避免的重要挑戰。由於世界經濟共同化,使整個世界也成為相互依存的關係,海外投資與跨國公司急速擴張,一方面雖促進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因壟斷資産,也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部分國家的經濟自主權。 

  這説明今日全球各地都有一個嚴肅的抉擇:如果不選擇與各國接軌以達到全球化,就立即被邊緣化,封閉式的生産方式,終將成為落後的代名詞。無法趕上快速全球經濟、文化交流與互動。然而,在互動之中又恐怕加速流失本身的歷史文化。  

  今天,“全球化”之下的文化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元或同質文化,更不是以某種文化為獨佔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構成的文化。因此,尋求一種全球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促進世界各國之合作、互動,又保留各別區域文化、民族特質。透過區域經濟整合,成為人類文明的多元展現,方是持續發展之道。 

  (一)“文化”的界定 

  “文化”一詞的英文譯文culture,是由德文kultur採借而來,而英語和德語的“文化”則來自拉丁語cultura。拉丁語的cultura原義有土地耕作、動植物培養、神明崇拜及精神修養等含意。18世紀之後,在西方的語言中,culture才逐漸演化為個人素養、整個社會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的匯集,以及引申為指一定時代、一定地區的全部社會生活內容等。這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ylar),在1871年于其《原始文化》一書中給文化所下的定義。  

  在此之前,德國人對於“文化”的思考,遠比英國、法國為早。根據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A.L.Kroeber)和克拉孔(C.Kluckhohn)的説法,由於德國在18、19世紀時政治是若干分散的民族,文化上呈現異質性,而同時期的英、法兩國在文化上則顯出整體性。基於此,德國的民族主義促使他們在文化領域上摸索,企圖尋求一個文化意識以統一其民族。 至於二氏對“文化”一詞的説法,除了上述的意義外,尚有另外二個看法:一是社會的高度價值,一是人類學上所謂的傳統或社會遺産。同時認為文化是由外顯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徵符號傳遞,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觀念。所謂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動的産物;另一方面則是活動的決定因素。  

  由此著眼,傳統文化對當代中華文化的影響是重要的,當代中華文化內容卻不完全等同於傳統文化。以泰勒的觀點言之,當代的傳統文化本有其一定時代、一定地區的社會現實生活為根本。然而自19世紀以來,中國行之已久的舊文化受到外部和自身變革的衝擊,卻未適應世界工業化而達到現代化的發展。20世紀的戰爭與政治生態,更使中國人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充分反芻傳統與現代文化,以致于中國傳統文化在20世紀受到多重批判和各種否定性的剖析。 

  (二)“全球化”理論之思考 

  “全球化”的歷史源頭,最早可追溯到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為推動海外擴張、輸出資本而從事的全球性地理探險。1487年葡萄牙人發現非洲好望角,1493年義大利人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西印度群島,於是地理大發現“給新興的資産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産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為了公共財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概念逐漸興起,其中主要理論以美國學者華勒斯坦(I.Wallersteim)為代表。這一理論認為二十世紀以來全世界已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國家、地區的經濟只不過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每個國家的發展都要受到世界體系的制約。其分工體系分為“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個國家等級,各自履行不同的經濟職能 。按此理論,一國的經濟機能愈強,則影響世界的機能就愈強,最後則由強國主導。以致全球經濟、文化或社會生活趨於一體或同質化。 

  另一派學者則不同意以此种經濟還原理論解釋全球化現象。這批學者以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為代表,他認為要從文化視角來解釋全球化現象,在不同的程度上,一切國際政治都是文化的,全球化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更是一個需要跨學科和用多維方法來對待的問題。 

  羅伯遜認為全球化是使世人去尋求一種全球的基本原則,在當前迅速的全球化過程中,去尋求一個整體世界的意義。文化並非個體性概念,而是一個綜合的、多元的、關係的概念。全球化來自各個區域的自發,彼此之間不斷增長全球相互依賴的事實,增加彼此對全球整體的意識。 唯上述二氏雖所持觀點不同,但不可避免的是從“西方主體論”出發,認為“西方化”是最終之結果,華勒斯坦(I.Wallersteim)甚至斷言資本必將從核心的西歐、北美擴展到半邊緣的俄羅斯,而後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最後將形成西方資本的一統天下。 

  (三)日本“國際化”的啟示 

  此外,20世紀八0、九0年代,由於全球相互聯繫日益加強進入世界化的資訊時代,地處東亞一隅的日本透過商品向全世界滲透,逐漸形成日本“國際化”的高潮。在此之前,1974年所成立的“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于1985年開始邀集二百餘位專家學者,完成大型政策研究《九0年代日本的課題》論著,對日本“國際化”理論研究産生極大影響。 

  日本的構想是: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和以此為基礎的大國意識、民族優越感,力求在國際舞臺上爭取一席之地,爭得對國際社會的發言權,以作為實現“國際化”物質的、社會的、政治的基礎。換句話説,是搶佔世界經濟的制高點,進一步實現其文化“國際化”的目標。唯九0年代後期,由於日本經濟泡沫化無法擺脫景氣低迷,這一“國際化”熱潮才逐漸退燒,近年來行動趨緩。 

  根據文獻顯示,日本原先的想法,是要以資金的提供者與先進科學知識傳播者的姿態活躍於世界舞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即在倡導“戰後政治總決算”和“國際國家”論時有雲:“過去,我們對吸收和消化外國文化,即對文化的吸收過於熱心,而對文化的傳播所做的努力卻很不充實。”又説:“日本越是要成為國際國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傳播日本文化!”1982年由日本政府經濟企劃廳出版之《2000年的日本—具備國際化、高齡化、成熟化》報告書,亦強調“必須以國際視野看待一切問題”,毫不掩飾的表露日本追求“國際化”的心志,面向世界,積極主動,在世界上傳播日本文化,甚至要把國際社會“日本化”。  

  在日本人“國際化”的思維中,毫無疑問是要日本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國際舞臺上發揮大國作用,將日本由原來文化輸入國轉變為文化輸出國的需要。所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的國家文化政策以擴大吸收外國留學生(計劃在20世紀末招生10萬名留學生),在國內擴充日本研究的機構,加強日本研究團隊,吸引並資助外國學者赴日研究;在國外資助設立日本研究機構、文化交流設施,擴大日本文化影響,宣傳日本文化獨特性 ,邁出相當宏觀的格局。 

  (四)文化結構的檢視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僅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問題,更有強鄰日本以“國際化”為民族集體意識,以及由集體意識衍生的“日本中心論”的競爭壓力。另外歐盟成員國在統一貨幣之後,彼此協議在一個政治組織下呈現聯邦國家,逐漸形成關心歐洲前途,進而超越國界,以諸多民族為中心,呈現共同的歐洲歷史與區域結合,也對中華文化形成對立的態勢。 

  全球化給中華文化帶來很多新挑戰,無庸置疑: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改變、傳統的宗教逐漸消失、傳統的社會組織産生動搖,交通的便捷,鄉村聚落人口遷移至城市……也産生新文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環境相激蕩,融合中西文化的精華,最後導入世界文化系統,但前提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內容是否先為世人所認同,炎黃子孫是否掌握了這份契機。 

  費正清曾經説過:“我們的美國方式並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數男男女女的未來生活方式。我們求助於立法、合同、法的權利與訴訟,但這種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國提供了別的出路,時間可能對中國有利,因為我們一向習慣的爆炸式的生産發展不可能永遠繼續下去,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可能比中國人更需進行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生活。”  

  可以預料,經過數千年流變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融合各種成份,具核心價值的系統,所謂歷史的傳統(Historical Tradition),由非物質的文化長期構成,且由民間傳統昇華或結晶成之者。這一文化核心的抽象價值,即儒家學説表現為哲學特性,亦為中華文化的特質,不易為西方物質文化所完全替代。百年前被破門而入的西方文化趕至一邊的,是環繞在歷史傳統週邊的民間傳統(Folk Tradition),以及環繞在民間傳統之外的風尚文化(Fashion Tradition)。   

  筆者之所以持如此看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有識之士攻擊傳統文化不如西方;新文化運動猛烈反對傳統,並非全盤否定傳統。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中所提出:“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即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也。”李大釗所雲:“取由來的歷史,一舉而摧焚之,取從前的文明,一舉而淪葬之。”彷彿將中華文化付之一炬,實則是痛徹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應徹底更新,因此“有意而為” ,所謂“不過正則不能矯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攻擊與否定傳統的過程中,事實上也就包括對傳統文化的再造。但一、二文人畢竟改造有限,百年之後,文化傳統核心之抽象價值仍舊屹立不搖,轉變的是民間傳統,屬於物質和生活的方式漸趨西化而已。 

  (五)文化心態是文化再生的前提 

  如上述,八十餘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號召人們自覺成為具有現代素質的人,要求人們應該“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新文化運動的帶動者係以啟民智、建立大眾文化心態為目標,如今時空已由20世紀轉入21世紀,這種對文化傳統進行認真、深入思考的文化心態尤其必要,但否定則大可不必。 

  我們無須悲觀,因為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並未喪失。尤其是90年代以來,對古籍、民俗的保存發揚,形成了“國學熱”,配合歷史出土文獻空前規模的整理與出版相結合,已盡可能展現歷史原貌和文化魅力。大量的文獻整理與圖書出版,以歷史經驗可知,一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編纂,均將帶動下一時代文化的飛躍與燦爛。中國人亦已走出了“五四”的陰影。 

  中國人的民族性亦未喪失。林語堂把中國人的特性概括為十五種,即(一)穩健、(二)淳樸、(三)愛好自然、(四)忍耐、(五)無可無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儉約、(十)愛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 。是一種中庸之道的表現。八十餘年前的批判有其特定時空,儒家之道之所以遭到嚴厲指責和粗暴的待遇,是因為儒家文化中不具備發動經濟的動力,以及文化運動性質走向了情緒發泄。但歷史證明儒家中庸之道歷久彌新,至今中國尚未出現道德體系失衡和社會結構的解體。 

  文化傳統是民族自發的、也是支配千百萬人的觀念和力量,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一種模式、一種精神力量 。它是一種心理結構,也是一種信念。 

  傳統文化則不然,傳統文化屬於歷史,其界限涵蓋了歷史上“精神與物化了的精神”,如:“思想、學説、宗教、科學、文學、藝術、風俗習慣、起居方式、語言文字、工藝技巧、文化制度、文化事業、文化交流” 。有待強而有力的經濟後盾,以及政治力量的主導、支援。向外輸出文化,則中華文化必能再生,不因全球化的進程而淹沒消失。如何以精心包裝的民間傳統(Folk Tradition)循風尚文化(Fashion Tradition)方式,在世界上傳播中華文化,是今日全球化思潮下必須正視的課題。至於正視民族文化特質,了解中華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定位,從而擬定文化傳播策略,使其成為中國與全球經濟、政治往來的橋梁或窗口,則有待於未來的努力,以及培養全球性人才方能竟功。(作者為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張瑞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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