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傑：中華文化是中國電影之根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如何推動和深化兩岸電影界的交流合作，進而促進兩岸電影産業的繁榮發展，擴大中國電影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我以為，關鍵在於大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中華文化是中國電影之根 

　　于電影産業而言，資金是重要的，數位技術是重要的，娛樂是需要的，票房是絕對不可小視的。然而，即使擁有豐裕的資金，並不意味著中國電影必然輝煌；數位技術可以極大地豐富電影的藝術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但文化內涵貧乏的電影難以走向世界，一味追求技術也許反倒成為炫技；人們辛勤勞作之餘需要娛樂，但娛樂至上絕不可取，一個沒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賺取可觀的票房可喜可賀，産銷倒挂，債臺高築，只能關門大吉。但是，如若將票房視為電影的唯一目的，那又意味著什麼？ 

　　在社會日漸浮躁的當今，我們冷靜思考一下，中國電影在取得不小的成就的同時，日漸失落的是什麼？正是本應大力弘揚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電影的優秀的東西，我們應當學習、借鑒，但不能是低層次的模倣、炮製。而對浮躁的社會現象和由此形成的浮躁的消費現象，我們不應當迎合，而應導引，用藝術感染力強、觀賞性強，具有中國文化品質和氣派的電影産品佔據市場。如同餐飲業，勢頭強勁的“麥當勞”、“肯德雞”隨處可見，何必再打出“永和豆漿”、“馬蘭拉麵”的旗號？我不排斥炸雞塊兒，我也不想只在飲食品質的層面作分析，我只想為在強手如林的快餐業中為廣大民眾奉獻出中國獨特口味豆漿和麵條大聲喝彩！ 

　　我不禁想到，李小龍、成龍、李連杰能夠進軍好萊塢，靠的是絕的中國真功夫，而不是西式拳擊。 

　　我不禁想起臺灣同行當年拍攝的《原鄉人》、《小城故事》、《汪洋中的一條船》、《秋決》、《悲情城市》、《無言的山丘》等等電影名作，至今憶起仍倍感溫馨，感人至深。我甚至還清晰地記得一部名為《你早，臺北》的電影裏有一支唱著“你早，臺北”的歌，那嘶啞的男聲，有些蒼涼卻滿含底層民眾對美好嚮往的歌聲、旋律，雖然我不會完整唱下來，但至今縈繞我的心裏，難以忘懷。 

　　我不禁想起內地的《小城之春》、《馬路天使》、《林則徐》、《早春二月》、《芙蓉鎮》等等宛若璀璨明珠的電影，極富中華文化的特色，且具有一種批判的鋒芒，從而成為中國電影的經典之作。 

　　我這樣回顧，絕不只是一種懷舊情結，而是從心底發出的讚美。如同任何事物一樣，電影也在發展，在變化，在創新，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廣大的電影消費者從這眾多的電影裏感悟到了深厚的中華文化的內蘊，具有久遠的藝術魅力，當然也擁有廣闊的市場。 

　　説來令人悵然。當電影跨入新世紀時，人們對於電影到底是什麼反倒迷茫了。藝術電影、商業電影等等。我在想，難道“藝術電影”就不是商品，就不要走向市場了嗎？難道所謂“商業電影”就不講藝術品質了嗎？《巴頓將軍》、《克萊默夫婦》、《甘地傳》、《辛德勒名單》、《美麗人生》、《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號》、《拆彈部隊》等等影片是藝術電影還是商業電影？電影就是電影，是製作給廣大電影觀眾觀看欣賞的精神文化産品，而且力爭擁有眾多的消費者自發地參與審美才好。 

　　有評論指出：“文化價值”不等於“文化資本”，可以變生效益的是“資本”，不可被量化的是“價值”。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文化資源也可以作為一種無形的資本進入經濟動作。但僅把文化作“資本”觀，把文化價值狹益化為“變生效益”，其實是一種十足的短視。 

　　2009年被不少人稱為是臺灣電影的復興之年，不僅《海角七號》《  男孩》等影片用不斷刷新的票房紀錄突破了臺片的窘境，更有一批新片總導演嶄露頭角。據悉，2010開年，由玉女李烈擔任製片人的《艋舯》，又掀起了臺灣電影的新波瀾。我很想看有機會看這些影片，如同我關注大內地的章家瑞、張揚等青年導演的作品。畢竟，中國電影的未來寄希望於年輕一代。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文明是古老而又現代的最具連續性的文明。 

　　比如，從西周直到近代的章太炎、孫中山，幾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都把研究“天”和“人”的關係擺在極高的位置。 


　　早在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老子重“道”，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自然界本身的産物，無“道”外之物。這種天道自然觀産生於2500多年前，不能不使我們對先賢肅然起敬，其睿智的光芒令我們倍感驕傲。“順天應人”的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宇宙觀的主流觀念和文化建籌中的重要思想支柱。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均重視人，這種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 

　　中國的先賢認為，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元素，將父子、夫妻、君臣、長幼、友朋稱之為五倫。和諧的五倫構成和諧社會。西方文化中少有五倫的概念，人總是以個體的形態同家庭、社會相處。它的長處在於尊重每個人的個體的自由與權利，不足之處是家庭的凝聚力不足，於是鬆散的家庭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學家的頭等研究課題。倫理的道德標準，也是造就傑出人物的道德熔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其偉大的人格正是在倫理觀念的陶冶下鑄成的。那些光燦耀人的英雄也為我們民族的道德和正確的倫理觀樹立了韆鞦不滅的榜樣。 

　　孔子對民族，社會道德提出了一個核心和最高標準，這就是“仁”，孟子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提出了以“義”作為民族道德的核心和最高標準。“義”，就是正義。而“舍生取義”將這一原則視為比生命還寶貴的精神是不朽的，仁義、道義、禮義、信義、忠義、廉義、德義成為中華民族道德氣節的標準，與重“利”相對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從未被異文明所湮滅，與“舍生取義”的精神有著莫大關係。 

　　中華民族古老獨特的生活方式更是多姿多彩，這涵蓋了飲食、保健、生活方式的內涵與情趣諸多方面。如三千年華夏節俗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那“七夕”豈不就是中國的情人節。特別是百善孝為先的孝道文化，西方也是羨慕不已的。這一切構成了中國人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活動及其成果的總和。 

　　我對中華文化作一極為簡要的回顧，同樣不是“懷舊”、“懷古”情結，我實在是被偉大的中華文化深深感動，也不是主張大量拍攝中國古代題材的電影。我只是想説，中國電影應當從先人創造的燦爛文化中汲取精華和營養，以此關照當今的社會百態，製作出更多更上佳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電影。常説越是具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此理甚精、甚敬！ 

　　拜讀著名作家肖復興先生寫的一篇文化時評，題目是《我們進入搞笑時代了嗎？》文章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和藝術，為什麼如此四處開花般需要搞笑，而且是處處離不開這樣無厘頭的搞笑？似乎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用搞笑的方式來進行，搞笑真的成為了一個框，什麼都可以往裏裝。好玩取代了好聽或好看，粗俗取代了高雅，悲劇演成了喜劇，有意思取代了有意義。難道我們的時代只需要如此“淺白式”的搞笑，而不再需要幽默大師？娛樂以及從娛樂中找樂，也並非十惡不赦，但是，我們如此對於搞笑形式與樣式中找的樂，都是在向下滑落，起碼已經不是智慧的樂——體味人生資味、看遍春秋演繹之後的樂。教育與文化的缺失，致使我們的趣味和品位拉動著我們的大眾文化一起跌進泥沼之中，卻以為是在茵茵草坪上狂歡。 

　　22年前，我也曾寫過一篇文章，那是我導演表現鋼鐵大企業的電影《共和國不會忘記》的藝術總結，命題是《“爐前工”的掙扎》。在這篇文章裏我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一個國家，如果在經濟上或者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只要政策得當，舉措有力，是可以得到扭轉的，然而，如果文化和道德失落了，那將要付出慘重的代價。交際舞當然可以跳跳，不僅可以愉悅身心，起碼可以活動活動筋骨，麻將牌當然可以摸幾把，其變化無窮的戰略戰術技巧猶如作戰，很有助於活躍思路腦筋。不過，倘容十億龍的傳人的興趣全在這上面，恐怕炎黃子孫也只能是停滯在蹦嚓嚓和“和兒啦”的水準上了。 

　　CCTV正在舉行的青歌賽上，“綜合素質考核”評委余秋雨先生有兩句話也頗值得思索：“經典需要年輕的生命來滋養；年輕的生命也需要經典文化來滋養，這也是中華文化延續至今沒有中斷的原因之一。” 

　　誠哉斯言！ （作者為中國電影基金會副會長、導演）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