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燾：精神信仰與老齡事業

　　精神信仰與老齡事業——全球化、城市化、老齡化：養生文化的當代課題 

　　【內容提要】

　　本文討論中國老齡事業中的精神生活與人生信仰的維度，從人生意義的終極實現的層面探討精神關照在中國養老事業中的重要性，也討論了精神生活方面的本土資源和實踐原則。

　　【關鍵字】

　　老齡化 養老事業 精神生活 人生信仰

　　引 言

　　老人要想有一個身心康健、精神悅樂的生活，就一定要有一個生活的指向，用老百姓的話説，就是要有一個“奔頭”。任何人，只要生活有奔頭，哪怕日子過得苦一點，也會有甘甜，因為他們活得有精神，有樂趣。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會認為，以前的物質生活十分匱乏，因為想當個“萬元戶”，想買一台彩電、摩托車，生活有了一個指向，人就感到很充實。當今的中國人（至少是城市裏的人）吃穿住用都比二三十年前要好很多，但是幸福感卻沒有提高，在有些人那裏反而還下降了，原因也是因為沒有了奔頭。生活沒有了方向，就會産生人生的無意義感。無意義感是老人生活當中的最大威脅，如何重建中國人的志向、信念，是中國的養老事業發展不能忽視的問題。

　　一、生活的“奔頭”是人生意義的來源

　　“奔頭”就是志向。中國古人把“志”解釋為“心之所之”，也就是心裏想念的、嚮往的方向。這個方向可大可小。治國平天下、利益一切眾生，是大志；把孫子孫女照管好，或者就是為了活到一百歲，是小志。大和小，差別在人的心胸眼界，但相同的地方是都能給生活一個方向，都算是立志。

　　説起志向，人就會覺得仿佛是很空的東西，跟我們當前的現實生活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志向”換成通俗的“奔頭”，就是一種當下生活的指向，它的作用會落實在每一天的思想意識和行為選擇之中。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超英趕美”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奔頭、志向。在中國人的意識裏，趕超發達國家好像是跟實現共産主義一樣神聖的目標。現在單從物質角度看，中國的整體國力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了，許多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不光趕上了英美國家的普通人，而且在許多方面比人家的富人都奢侈得多。但是社會心態也沒有二三十年前那樣振作。奧運會曾經是中國的一個奔頭，但狂歡忽然一下子就過去了，不知道前面還有什麼可以追趕的。缺少精神追求，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普遍問題。這個問題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尤其突出，卻沒有被充分地認識到。

　　找個合適的、明確的志向會讓人切切實實地有改變。現在的許多青年人嚮往著能拼搏個十幾年，住上豪宅，開上名車。不論這種志向是不是真的會帶來幸福，但會讓人發憤拼搏，然而，當今社會的老人卻大多失去了做夢的機會。以前中國人的希望是子子孫孫，繁衍無窮，老人會為了香火的延續而考慮很多事。現在因為獨生子女政策、不婚不育主義的盛行和對“封建思想”的批判，老人也不敢有延續香火的奢望了。有些老人的身體不錯，可以每天出去參加一些跳舞、太極拳之類的活動，一邊健身，一邊圖個熱鬧。但身體條件能夠長期支援這種興趣的人並不多見。如果沒有一個老年階段的“志”，精神狀態就會在單調的重復當中逐漸萎靡，甚至身體也會更快地衰老。

　　和年輕人相比，老年人更需要立志，但老年人的“志”與年輕人的不同。一般年輕人的志嚮往往比較功利和現實，要賺多少錢，在哪買多大的房子，達到什麼職稱級別，有多少時間出去旅遊，等等，但老人已經從功利的地位上下來了，不再需要追求這些東西了。老人最看重的是什麼呢？是讓自己生命的余暉更加絢爛，是讓生命的意義更加飽滿，為生命的戲劇譜寫一個完滿的尾聲。這些目標都會讓老人的晚年生活煥發生機，而對每一個人來説，這些目標還要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志向當中。

　　最直接的一種志向就是去實現一生中的那些未竟的心願，去彌補人生中的遺憾。這種志向，可以讓老人在實現自己價值的過程中把生命的活力重新調動起來，

　　以北大的兩位已經過世的學者為例。

　　一位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先生。馮先生曾經是中國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學術界、文化界享有盛譽。1949年以後，由於嚴酷的政治處境的逼迫，也出於他自己的錯誤判斷和心志上的軟弱，馮先生在“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中的一些批判儒家的説法和做法，在學術上乃至人格上都給他留下了污點。但是，馮先生到了八九十歲的晚年，不僅檢討了自己的過錯，而且鋒芒畢露地指向了思想界的一些諱莫如深的話題。九十多歲的馮先生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眼睛已經看不清了，無法讀書和寫作，就讓助手讀給他聽和記錄口述。用這種方式完成了他的浴火重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還沒等到這部書正式出版，馮先生就去世了。

　　另一位是我國二十世紀的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朱光潛曾在三十年代用優雅的語言給中國青年人介紹美學思想，啟發人生的智慧。在五十年代的文化風暴中，朱先生被作為“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了圍攻式的“商榷”、“討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來批鬥。那一代人的最好的年華都被消耗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當中，少量的作品中也充斥著自我檢討、自我否定的傷痕。但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到三年，朱光潛先生就爆發出了驚人的力量。他連續翻譯、整理出版了黑格爾、歌德、萊辛等思想家的著作，加起來有一百二十萬字，這時朱光潛已過八十歲的高齡了。最後的文稿是翻譯義大利思想家維柯的巨著《新科學》。那時，朱先生的身體十分不好，眼睛也看不清楚了，但還是堅持把文稿整理清楚，直到出版。

　　今天的老人，大多數已不需要像上述的老學者一樣，必須為生命的意義抹上悲壯的色調。物質條件的充實，文化氛圍的寬鬆，讓他們有更多的條件來實現自己的抱負，追求自己的活法。

　　新聞報道的“背包老人”就是一個例子。老兩口了解自己的心願，並勇敢地去實現自己的心願。他們賣掉了房子，用得到的一筆錢到世界各國旅遊。兩位老人現在的身體還很好，精神狀態也很積極。事實上，我們這個時代有許許多多有意義的事在等待著有心人去做。支教、做義工、寫回憶錄，都是為這個社會繼續貢獻的方式。當然，有些事情，需要大量的準備工作。比如做義工、參加支教，都需要掌握很多的資訊，需要聯繫到相關的組織，甚至還需要有一定的培訓。又如寫回憶錄，需要有人幫助去收集、核對資料，整理文案，尋訪相關人等等，如果要出版，還要聯繫出版社，協助編輯工作等等。這些事情，可能老人單憑自己的能力無力實現，這正是未來社會化養老服務的價值所在：為老人確立適合自己的良好志向，為實現他們的心願創造條件。

　　為什麼大多數的老人都沒有找到自己的志向呢？固然因為實現上有困難，讓許多老人想都不敢去想在垂暮之年還能辦成什麼事。但更深的原因，還跟一個誤解有關：志向是屬於“未來”的，而老人已經進入了生命的後段。一般認為，除了兒孫之外，老人是沒有“未來”的。

[責任編輯：張瑞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