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革命根據地及主要創建者（奮鬥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
海陸豐革命根據地——
中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先導
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武裝起義較早的地方，是全國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誕生的地方。根據地在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等方面進行的實踐，被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等著作中充分肯定，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經驗。
領導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大王
在舊中國，廣東省海豐、陸豐兩縣的農民，長期以來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終日在地主的鬥蓋，紳士的扇頭，和官府的鎖鏈中呻吟過活”。
抗爭的地火奔突運作，革命的力量有賴革命者去集聚。中國共産黨成立初期，在以主要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派出力量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其中，海陸豐的農民運動，是建黨初期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開創者是後來被譽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
彭湃所在的家族是當地首屈一指的大戶，擁有大量田地、眾多雇工，僅每年收田租就高達1600多擔谷，收高利貸400多擔谷。然而，優裕的生活並沒有阻擋彭湃追求真理的腳步。面對民族的苦難、民眾的苦痛，彭湃逐漸樹立起救國救民的宏願，並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決心為救民于水火、救國于危亡奉獻一切。
1921年5月，從日本留學回國後，彭湃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期在廣東從事農民運動，1924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他當眾燒掉自家地契，把田分給佃戶，毅然決然地背叛自己的剝削家庭，脫下長衫到農村去，領導貧苦農民鬧革命。彭湃的革命行為，遭到了幾乎所有家人的反對。他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餘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面對重重困難，彭湃不予理會，他堅信，“川流百折終到海，不怕拐彎，只怕不動，若是永遠不歇的動，一定成功”。
在彭湃等人努力下，1922年7月，海豐縣赤山約第一個秘密農會成立。到1923年5月，海豐、陸豐、惠陽三縣共有1500多個鄉建立了農會，會員達到20多萬人。1927年10月，彭湃等人領導武裝起義後，建立了海豐、陸豐縣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年僅33歲。
開展減租運動、打倒土豪劣紳、反對貪官污吏、建立自己的武裝，海陸豐等地農民運動高歌猛進。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反動勢力遭受重創，形成了“政治的中心不是縣政府，而是縣農民協會”的局面。
革命的運動，需要革命的政黨。在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中，海陸豐的廣大共産黨員始終站在鬥爭最前沿，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支援。認定共産黨好，就跟著共産黨幹。在海陸豐，“黨在農村中是很有權威的，農民大都願意加入CP，他們都知道農會是共産黨的，或者以為農會就是共産黨。國民黨呢，農民都不願意加入”。彭湃撰寫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書，成為當時從事農民運動者的必讀書。
在黨的領導下，海陸豐農民運動猶如黑暗中的星火，在南中國的大地上點燃、蔓延，為大革命失敗後建立根據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點燃海陸豐農民鬥爭的星火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東軍閥步其後塵，在廣州、汕頭等地進行反革命大屠殺，包括著名共産黨員蕭楚女、熊雄等在內的2000多人被殘忍殺害。面對白色恐怖，海陸豐的共産黨人沒有猶豫退縮、等待觀望。他們以對黨的無限忠誠，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掀起風暴。
當時，國民黨廣東特別委員會以為海陸豐的農軍是站在自己這一面，於是在4月20日發電報，要求其進行“清黨”。中共海陸豐地委雖然此前已經了解到反革命的動向，但沒有料到來得這麼快。於是他們採取緩兵之計，一方面讓農軍大隊長回電，表示擁護“清黨”，另一方面從擴大工農武裝、加強黨的領導、集聚起義物資等方面進行武裝鬥爭的準備。4月30日深夜，海陸豐兩縣及各區的討蔣行動同時爆發，很快奪取政權。5月1日上午，海陸豐兩地沸騰起來，人民群眾涌上街頭，“打倒蔣介石”“人民團結起來”的怒吼響徹雲霄。隨後，兩縣舉行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宣佈成立臨時人民政府，頒布革命綱領。這次革命行動，引起反動派極大仇視，他們調集軍隊，瘋狂鎮壓，海豐、陸豐相繼陷入敵手。
歷史發展必然會有曲折，也必然會不斷前進。8月1日，南昌城頭的槍聲，像劃破夜空的一道閃電，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奮起的力量。隨後召開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讓海陸豐的黨組織和人民群眾認清了全國形勢，明確了革命方向，找到了鬥爭出路。
從9月到10月底，海豐、陸豐及其附近地區爆發兩次武裝起義。10月底開始的起義，是中共地方組織領導工農群眾，在南昌起義余部編成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的配合下舉行的，先後佔領海豐、陸豐全境和惠陽、紫金的部分山區。
人民為黨的正確領導、為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政權而歡呼。海豐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前，無處不鼓樂喧天，“較之舊曆新年的快樂，當更快樂得數百倍，人人喜形於色，歡呼欲狂。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們以為既得土地耕種，又解脫一切債務契約的鎖鏈，好像已至無上極樂之國一般。”
我們黨在事關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上，以大無畏的革命意志和敢為人先的精神在海陸豐發動起義、建立政權、創建根據地，此舉具有開創意義，同時對廣東革命形勢的發展産生了積極影響。如廣州起義前，海陸豐農民從沒收的地主財産中，拿出2萬元送給廣州工人，作為購買武器之用。而廣州起義後建立蘇維埃政府等舉措，也借鑒了海陸豐的經驗。
探索海陸豐根據地的實踐
“滿天的紅旗招展，馬克思馬路，列寧馬路，中山馬路兩旁都寫著紅字的標語。”這正是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色政權的生動寫照。
中國革命的特點決定了單純的武裝起義和流動遊擊，不能完成最終的革命任務，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開展土地革命，擴大人民武裝，實現政權發展波浪式向前擴大，才能奪取革命勝利。海陸豐起義勝利後，在黨的領導下，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根據地建設，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成果。
公開打出蘇維埃旗幟。1927年11月，陸豐、海豐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兩縣蘇維埃政府成立。沒收土地案、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撫恤遭難烈士及被禍工農家屬案、取消苛捐雜稅案、婦女問題案……這些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鮮明體現出這一政權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場上的。選舉出來的政府人員，鄭重宣誓：我們決心要為工農兵的利益而奮鬥，不怕死，不要錢，不偏私，堅決地執行土地革命，打倒—切新舊軍閥及帝國主義。
最早進行土地革命。只有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才能贏得農民。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採取沒收一切土地，統一分配的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到1928年2月，海豐縣沒收和分配的土地佔全縣土地總數的80%，陸豐縣佔40%。
發展壯大武裝力量。海陸豐根據地的領導人認識到：工農階級武裝起來，擴大有訓練的軍隊，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為此，他們在擴建工農革命軍，並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採取多種舉措實行全民武裝，建立縣、區、鄉赤衛隊，並組織工人赤衛隊、海上別動隊等。就連婦女們也組織起來，建立“粉槍團”，成為一支“裝束與男子同”的武裝力量。
大力加強黨的建設。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黨的隊伍不斷壯大。以海豐為例，在建設蘇維埃政權頭四個月中，黨員人數從原來的3000人增加到18000人，支部數量從原來300個增至460個。在緊張激烈的鬥爭環境中，採取多種方式健全各級組織，強化政治領導，加強思想教育，實行嚴格紀律，進行黨務巡視，處理不合格黨員，保證了我們黨始終是革命事業中的堅強領導核心。
這些舉措，壯大了革命力量，擴大了黨的影響，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廣州起義後，徐向前等帶領的廣州起義部隊紅四師到達海陸豐地區，加上在此區域活動的紅二師以及海陸豐人民武裝，革命力量得到極大增強，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
提供中國革命道路的借鑒
在近代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搞革命，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闢道路。
由於反動力量異常強大，由於領導者的認識和行動受到時代條件限制，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在發展過程中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無論形勢如何惡劣，海陸豐人民群眾心中的革命火種一經點燃，經久不息，激勵著他們絕不妥協、堅持鬥爭，直至迎來革命的最後勝利。
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建立和發展，是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重要組成，是海陸豐人民浴血奮戰的勝利成果，它對於中國革命從挫折中奮起、對於激發人民群眾投身革命事業産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刊發《中國第一個蘇維埃（廣東通信）——海陸豐工農兵的大暴動》一文，詳細介紹了海陸豐起義。1928年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決議案，高度肯定和詳細介紹了海陸豐武裝起義和根據地建設，認為其第一次提出土地革命口號、第一次組成工農兵政權，並要求把海陸豐勝利的經驗充分運用到一切農民暴動中。
1928年，廣東省委編寫了《海陸豐蘇維埃》小冊子，該書共12章、數萬字，對海陸豐的武裝起義和蘇維埃政權建設進行了詳細介紹，並寄往各地，供參考學習。
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在領導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撰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著作中，多次提到海陸豐。這其中，既有對其革命行動的肯定，也有對其失敗教訓的分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形成，離不開毛澤東的艱辛探索，而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在武裝鬥爭、政權建設、土地革命等方面較早、較完備的有益探索，以及其中蘊含的經驗教訓，則為我們黨探索形成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鑒。
（執筆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王喆）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
河湖港汊地帶發展遊擊戰爭的典範
“洪湖水呀浪呀麼浪打浪啊，洪湖岸邊是呀麼是家鄉啊，清早船兒去呀去撒網，晚上回來魚滿艙……”這首經典歌曲出自歌劇《洪湖赤衛隊》，反映的是湘鄂西根據地革命鬥爭的歷史。由洪湖、湘鄂邊等根據地組成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創造了被毛澤東稱讚為“賀龍式”的歷史經驗和河湖港汊地帶發展遊擊戰爭的光輝典範，對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掀起湘鄂西地區的革命高潮
“大地烏雲遮太陽，一朝消散又重光。忽聞各處人喧鬧，鬍子果然回故鄉。”湘鄂邊革命武裝的創建人賀錦齋當時寫下的這首詩，生動地記錄了賀龍等人領導創建根據地的歷史場景，詩中的“鬍子”，就是根據地群眾和同志們對賀龍的親切稱呼。
從中央決策到賀周返湘，奠定湘鄂西革命發展基礎。湘鄂西根據地是在中央的直接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賀龍後來回憶説，南昌起義失敗後，自己有一股不服氣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贏蔣介石，所以想回湘鄂西建立革命武裝。他在上海向周恩來談了自己的想法，説：“湘西是我的家鄉，我從民國五年開始就在那裏拖隊伍，和北洋軍閥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幹起暴動來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周恩來和中央經過研究，同意了賀龍的請求，並決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柳直荀）為委員，擔負起在這一地區發展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1928年初，賀龍、周逸群等一行7人帶著一本《共産黨宣言》和兩支手槍，從上海趕往湘鄂地區。
從秋收暴動到桑植起義，打開湘鄂西武裝鬥爭局面。湘鄂西地區的革命鬥爭，有著諸多有利因素和良好群眾基礎。自1927年9月起，荊江兩岸地區就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秋收起義，沔陽縣戴家場首舉義旗，打響了湖北秋收起義的第一槍，各地農民武裝紛起響應，協同行動，給敵人以重創。賀龍、周逸群路過洪湖地區時，把三支遊擊隊集中起來組成工農革命軍，推動周邊20余縣掀起武裝暴動的高潮，初步打開了洪湖地區的局面。1928年3月，賀龍、周逸群在桑植縣洪家關發動武裝起義，拉開了湘鄂邊工農武裝割據的序幕。
從分散活動到勝利會師，標誌湘鄂西蘇區正式形成。桑植起義後不久，部隊因遭強敵圍攻而被打散，周逸群與賀龍失去聯繫，轉往鄂西洪湖地區開闢工作。賀龍在桑植、鶴峰邊境收集隊伍，在湘鄂邊堅持鬥爭，部隊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改稱紅軍第4軍），賀龍任軍長。1929年1月，賀龍率紅4軍攻佔鶴峰縣城，6月再次攻佔桑植縣城，分別建立縣委和各級蘇維埃政權，初步形成了以桑植、鶴峰為中心的湘鄂邊根據地。在周逸群的領導下，洪湖地區的革命鬥爭也迅速發展起來，幾塊被分割的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1930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據中央指示組建了紅6軍，先後攻佔沔縣、潛江、石首、華容等城鎮，建立起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從而創建了洪湖根據地。同年7月，紅4軍和紅6軍在湖北公安會師，組成紅2軍團（紅4軍同時改稱紅2軍），全軍約1萬人，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治委員。至此，以湘鄂邊、洪湖兩塊根據地為基礎的湘鄂西根據地形成。9月間，鄂西特委改為湘鄂西特委，由鄧中夏任書記，同時成立了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同一時期，在鄂北的襄陽、棗陽、宜城和鄂西的巴東、興山、秭歸地區，也建立起襄棗宜根據地和巴興歸根據地，成為湘鄂西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創造根據地建設的寶貴經驗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明確指出，“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不能實現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遊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結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毛澤東在這裡所高度肯定的“賀龍式”的政策，指的就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所創造的寶貴經驗。
黨的全面堅強領導，是根據地建設發展的根本保證。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在上海的中央始終密切關注著湘鄂西的革命形勢，並作出許多具體指示。在周逸群、賀龍為首的湘鄂西黨的正確領導下，根據地黨組織迅速發展起來。1931年2月，根據地黨員發展到2萬餘人，其中工人佔32%，大部分為貧農、中農，從而使黨在工農群眾中建立了穩固的基礎。在湘鄂西黨的領導下，各級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得到全面加強。比如，黨組織曾制定了“做個好黨員”的10條標準：“忠實勇敢，有犧牲精神，有奮鬥的決心，按時到會，繳納黨費，嚴守秘密，肯負責任，接受批評，讀黨報，調查研究偵察敵情。”這些標準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是根據地建設發展的必要條件。湘鄂西根據地自創建之初，就始終處在優勢敵軍的進攻和“圍剿”之下。他們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使紅軍面目一新，連克強敵，不斷打破敵軍的圍攻。湘鄂西黨和紅軍不但提出以波浪式發展的指導思想，還總結出許多符合湘鄂西地區特點的遊擊戰術，比如“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再比如堅持的四條原則：隨時是進攻的，不是保守的；不攻堅不打硬仗，但決不是逃跑主義；取得群眾的擁護，以政治宣傳戰勝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這些作戰原則，與毛澤東、朱德總結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的精神是一致的，是紅軍在敵強我弱形勢下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正確作戰指導。自1930年冬至1932年春，湘鄂西根據地又勝利進行了三次反“圍剿”鬥爭，紅2軍團（1931年3月改編為紅3軍）也發展到1.5萬餘人。
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援，是根據地建設發展的力量源泉。隨著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根據地的形成，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政權逐步建立，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深入開展，妥善處理河湖港汊的分配與使用問題，更成為湘鄂西地區土地革命的一個突出特點和大膽創造，促進了洪湖地區的漁業生産和水上運輸事業。根據地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極大地激發了擁護和支援革命的積極性，如沔陽姚家河600多人中，有140多人參加了紅軍、赤衛隊和遊擊隊；鶴峰城關各鄉原來只有赤衛隊員100多人，土地革命後迅速增加到500多人。廣大群眾在革命鬥爭中始終和黨同心同德、生死與共，在敵人殘酷“圍剿”和屠殺的艱苦情況下，“寧可跳河死或者樹上縊死，也不願反水”，生動地詮釋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真理。
功績彪炳史冊 精神燭照韆鞦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領導建立的最大的根據地之一，對推動革命形勢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黨領導人民走向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其光輝歷程、卓越功勳和偉大精神，必將永載歷史卷冊、長存人民心間。
與中央革命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等不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始終未能連成一片，而是由洪湖、湘鄂邊等幾塊大的根據地組成。這些根據地先後在湘鄂西特委、湘鄂西中央分局等的統一領導下，互相配合進行鬥爭，共同構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整體，全盛時期遍及湘鄂西30余縣，擁有近2萬紅軍以及大量地方武裝，成為當時黨領導下最大的戰略區之一。湘鄂西根據地位處長江、漢水之間及附近廣大地域，既可以截斷長江交通要道，又可以進逼武漢、長沙等重鎮，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就全國形勢而言，它與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互為掎角，起了牽制敵人和策應、配合各地區革命鬥爭的作用。從區內環境來看，這裡既處江河交錯、湖汊遍佈的江漢平原，又有崇山峻嶺、丘陵綿延的地形便利，使其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具有許多與其他根據地不同的典型特徵，從而創造了寶貴的甚至獨樹一幟的歷史經驗。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紅軍時代的洪湖遊擊戰爭支援了數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帶能夠發展遊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證據。”
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以及國民黨調集重兵發動對湘鄂西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2年10月紅3軍主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據地，艱苦轉戰于湘鄂川邊地區。1934年10月，紅3軍在黔東與從湘贛根據地戰略轉移而來的紅6軍團會師，紅3軍恢復紅2軍團番號，從此兩軍統一行動，開闢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1935年11月，紅2、紅6軍團開始長征，1936年7月與紅32軍組建為紅二方面軍，同年10月勝利結束長征。全國抗戰爆發後，以紅二方面軍為主組建了八路軍第120師。從中國革命史的大視野來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對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産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創造了光輝的業績、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也賡續了優良的傳統、熔鑄了偉大的精神。據不完全統計，湘鄂西工農紅軍團以上幹部烈士就有205人之多，其中包括周逸群、段德昌、柳克明（柳直荀）、賀錦齋等根據地重要領導人。從北伐戰爭到新中國建立，賀龍元帥的家人中為國捐軀的就有數百人之多，如果加上遠近親戚、宗室族人更多達數千人，堪稱滿門忠烈。在湘鄂西各級蘇維埃政府中任職的，一般都是有經驗有威信的優秀黨員幹部，發揮了模範帶頭作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1931年3月，在數萬群眾渡江北撤、敵軍逼近渡口的危急時刻，正在指揮渡船的石首縣委書記張際階為了先讓群眾安全渡江，忍痛將親生兒子從船上抱了下來。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忠誠為黨、服務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的蘇區精神和蘇區作風。
“洪湖萬頃歲時長，濁水污泥兩混茫。小試翻天覆地手，白浪換作紅旗揚。”當年周逸群寫下這首詩歌時，正值打破敵人“會剿”、創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艱難時期。90多年後的今天，洪湖水滔滔依舊，新中國換了人間，但永不過時的是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奮鬥精神、犧牲精神、奉獻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牢記使命，永遠奮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牢記革命歷史，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精神血脈，鼓蕩起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創造出無愧於先輩的新業績。
（執筆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韓洪泉）
《 人民日報 》（ 2021年06月10日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