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紅樓迎曙光

　　位於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外景。

　　復原陳列的北大圖書館主任室。

　　觀眾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拍照留念。

　　復原陳列的北大學生大教室。

　　在黨的輝煌歷史中，位於北京五四大街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有著特別意義。這座昔日的北京大學教舍，最早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産黨的孕育發揮了重要作用。懷著虔誠求問的心情，記者走進了這座五層舊式建築，追念那段激情的歲月。

　　在馬克思主義改變中國命運的前夜，一批遠望俄國十月革命烈火的中國愛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他們相聚北大，積極倡導、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涌現了大量進步社團和進步刊物，教育了更多有報國熱情的青年學生，星星之火從此燎原，北大校部、圖書館、文科所在地的紅樓註定成為中國共産黨誕生之前的思想啟蒙之地。

　　北大播火

　　如今，這座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建築，在人們的心目中和言談裏，還是更習慣使用熟悉的“北大紅樓”這個名字。為了迎接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北大紅樓目前正在閉館布展。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辦公室主任馬海亭告訴記者：“這裡是見證黨史的重要場所，我們將組織豐富的展覽內容帶給廣大觀眾。”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旅法歸來執掌北大，以“相容並包，學術自由”為教育方針。“北大的改革，自文科起”，他贊同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觀點，力排眾議聘請其擔任文科學長，同時建議把《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從上海遷到北京。

　　陳獨秀主持的北大文科，不同學術思想可以相互爭鳴。在蔡元培的安排下，李大釗到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劉半農、陳垣、楊昌濟、徐悲鴻等，以及在北大工作多年的錢玄同、沈尹默等新派人物，在北大形成了革新力量，奠定了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師資基礎。

　　2021年初，時值隆冬，五四大街上，包裹著厚實羽絨服的行人步履匆匆，但是路過紅樓，常有人頻頻回頭凝望。

　　也是在冬季，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光芒照進紅樓。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這種外國人的理論能在北京這座城市站住腳跟並迅速影響全國？有黨史專家分析，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的北洋政府辦公地北京是中國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二是北京匯集了一群立志改變社會現狀的革命者。

　　李大釗是第一個在中國大地上高舉馬克思主義火炬的先進知識分子。他把光明帶進了封閉、落後、蒙昧的舊中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後，李大釗也成為《新青年》雜誌的作者之一。1919年，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6卷5號開闢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在這一期和其後的6卷6號上，連載了李大釗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稱其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説”。他系統闡述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強調階級鬥爭學説“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是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所作的重大貢獻，他也被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精神領袖。

　　今天，翻開一頁頁泛黃的《新青年》，書頁沙沙間可見李大釗逐漸從一名民主主義者演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空前繁榮的宣傳新思想的刊物成為進步學者傳播信仰的武器。當時除了《新青年》雜誌外，還有1918年12月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在紅樓二層文科學長室創刊的小型政治時事評論報《每週評論》。在這張4開4版的報紙上，陳獨秀于五四運動前夕，發表了《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他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認為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青春激蕩

　　李大釗主持北大圖書館時，購入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北大師生都把圖書館當作進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場所。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青年學生談論的主要話題。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是當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的匯集之地，經常組織開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的辯論。在李大釗影響下，北大一批進步學生的思想有了顯著改變，他們開始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籍。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在秘密狀態下成立，實際上成為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其成員都是五四運動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的重要人物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迅速成長起來。

　　青年毛澤東就在這個時期兩度來到北大紅樓，開始接受先進的知識和思想，為中國“尋找出路”。1918年9月，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把他介紹給李大釗，後者將其安排在圖書館做助理員工作。好學的毛澤東常到紅樓教室旁聽，還成為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的新聞學研究會早期積極會員之一。同時，毛澤東參加哲學研究會，閱讀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資産階級著作。中西方觀念之間有時候互相支撐，有時候互相駁難，讓毛澤東既迷惑又為之深深吸引。後來，我們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可以讀到，毛澤東正是在李大釗手下的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

　　各類社團開拓了學生的眼界，鍛鍊了學生的能力，在新思潮影響下，他們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生力軍。他們不僅在校園中成長，還走出校園影響著社會。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是由北大學生發起的一個重要社團，鄧中夏是該團體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們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採用露天演説的方式，宣講民主自治，普及科學知識，提倡文化學習。日後的中國共産黨在北京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就是因為鄧中夏等人通過開辦勞動補習學校打下了基礎，先進青年學生也由此獲得了聯繫工農群眾的初步經驗。

　　相約建黨

　　2009年以來，北大紅樓已經成為北京著名的紅色地標之一，每年接待數以萬計的觀眾前來尋根訪源。為滿足觀眾需求，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著重突出革命舊址類博物館的展示特色，從打造人文環境、增強生活氣息、營造真實歷史氛圍等方面，使舊址原貌和陳列展覽相協調。

　　1920年2月，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捕，陳獨秀由李大釗護送去天津，二人在途中相約于上海、北京分別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南陳北李，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

　　同年3月，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根據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羅章龍回憶，維經斯基當時在北大紅樓向李大釗等人介紹了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各項政策、法令，使中國學生看到了新型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對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不久之後，維經斯基啟程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臨行前，李大釗等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部分成員再次在圖書館主任室召開會議，維經斯基以第三國際代表身份參加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李大釗説：“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種子，以後要好好耕作，把種子栽培起來，將來一定會有收穫的。”

　　幾個月後，待紅樓布展完成重新開放之日，我們還能再一次通過與當年相同的陳設穿越回1920年的秋天。那年10月，在那間圖書館主任室中，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當時取名“共産黨小組”。同年底，在這間辦公室裏，又成立了“共産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書記。隨後，這個團體又發展了一些成員，到1921年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北京的早期黨組織已經有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等十幾名成員，他們大多是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後，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決定從秘密走向公開，在社會上取得合法地位。為此，羅章龍説服蔡元培在1922年2月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公開聲明，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思派的著作為目的”，對馬克思派學説有興趣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説的人，都可以成為會員。在羅章龍的組織領導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開始注意在工人中發展會員。在1922年統計的100多名會員中，就有25名工人。

　　百年滄桑。當我們凝望北大紅樓這座紅磚紅瓦的建築，胸中激蕩著“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熱流。她宛如一座歷史豐碑，永遠高舉著“進步”“民主”的旗幟，以馬克思主義照亮無數後輩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奮鬥。（記者 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