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之“鏈”：中國首條自主建設的海底電纜
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藏清末（川石—淡水）鐵質海底電纜線段
1874年，日本藉口保護屬民，策劃進攻中國臺灣，史稱牡丹社事件。經此一事，清政府意識到此時海上的威脅已然超越陸上的威脅，於是國人開始提議加強海防。時任辦理臺灣防務欽差大臣沈葆楨巡臺後，上報朝廷：“臺洋之險，甲諸海疆，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建議開設有線電報，“由福州陸路至廈門，由廈門水路至臺灣”，同治帝允其所奏，但因頑固勢力的反對與洋商的敲詐，最終作罷。
1885年，臺灣廢府設省，由中央直接管轄，其戰略地位直線上升。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臺灣巡撫劉銘傳重提沈葆楨設想，奏報清廷，極言架設臺灣與福建海底電線之利害：“竊臺灣一島孤懸海外，來往文報風濤阻滯；每至匝月兼旬，音信不通。水路電報實為目前急務，必不可緩之圖。”時清政府財政狀況緊張，架設海底電纜經費遲遲未能解決。劉銘傳在此奏折中指出了解決之法：“惟此項經費無著，臣同沈應奎反覆籌議，只有百貨厘金項下可以抵撥……如三年內厘金收數不敷電價，由該商人等竭力捐助，以成要舉。”與此同時，劉銘傳命臺北通商委員李彤恩與大東北公司以及其他洋行議價，最終同上海怡和洋行英商施本思簽訂合同。此外，劉銘傳還在1886年以9萬銀兩向英國洋行購進一艘“飛捷”號用於鋪設海底電纜，當時被稱為“水線船”。“飛捷”號還在左右兩耳臺上各裝備一門阿姆斯特朗6寸主炮，因此也被稱作“巡洋艦”。
1887年7月，海底電纜開工鋪設，以“飛捷”號炮艇作為水線船，船政電報學堂畢業生參與敷線工作，9月竣工，10月11日投入運營使用。電纜起于臺北淡水，總長117海裏，連接閩臺兩岸。此條海底電纜建成後，臺灣與祖國大陸之間軍情政令瞬息可達，在海防建設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日本政府為便於勾連閩臺兩岸、進一步侵略我國大陸領土，便以《馬關條約》為依仗，試圖奪取臺灣淡水至福州川石山海底電線主權。然條約中並未提到該條電線需隨同臺灣島嶼一同讓與日本。事實上，此條海線主權仍歸清政府。但日本接管臺灣後，馬上作出掠奪此條海底電線主權的系列舉動。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廿九日，日本公使林董照知清政府，日方已派船修理淡水、福州海線。日本政府未經清政府許可，自行派船修理電線，並於事後通知清政府以及飭令清政府通知福州地方官員配合修線，其挑釁意味明顯，其掠奪意圖顯見。
津海關道盛宣懷連上三封奏疏于中央，言明日本此舉意在佔領我海線，竊不可與之得逞。九月初五日上奏：“海線係中國物産，于交臺與日本條約內，並無‘水線並交’字樣。查條約第二款僅載‘交與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至水線原設在海內，應不在內。中國與日本商訂章程，可特指明此水線仍係中國物業；如需修理，應歸中國自行修理。”
清政府深知海線如被日本所控制，則大陸與臺灣之間最後的聯繫也將被切斷，于我國領土安全而言是一重大隱患，於是採納盛宣懷之意見，與日本政府據理力爭，守護海線主權。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十六日，清政府致電日本公使林董，委託其轉告日本政府，“此條水線本已聲明彼此另議，不在交接臺灣之內”，公函中言明海線由“貴國代修”“中國認還修理費”，其中已明白告知，該海線主權歸屬中國，不可退讓。
除通電日本政府外，清政府為維護海線主權，命北洋大臣多番查證鋪設海線時與怡和洋行簽訂的合同，試圖從中尋找與日方談判突破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十二日，盛宣懷上奏稟明此前日本政府派船修理水線之境況，言明水線經修理後已恢復正常使用，並在折中指出了今後與日談判之關鍵：“如能聲明此線係中國電報公司之物，更易措詞。除抄送出使日本裕大臣查照外，肅此稟復。”九月廿七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函呈報閩臺海線原案及閩臺海線相關合約資料，其中包含三例光緒十五年（1889年）間臺灣撫院、招商局、電報商局稟北洋大臣折，均稱福州至臺灣水線、安平至澎湖水線及“飛捷”已抵作盛宣懷購買“駕時”“斯美”兩船時華商之股份，因而水線應歸入電報商局，作為華商産業。
由此，清政府于九月三十日函送《臺閩海線係商線原案》致日本公使林董，日方在無法找到合理之由強行佔領海線後，終於鬆口曰“可從長計議”。然日本並未放棄侵佔海底電線，據1898年盛宣懷上奏清廷稱：“該水線已由日本修過三次，並不預先知會。此三年內，應得海線轉報之費屢請日本結付，亦不應尤。其視此海線已為日本之物，置之不理。”隨後，清政府因無力與日本抗衡，無奈將海線以十萬元之價售與日本，至此，清政府喪失海線主權。
